“文房四宝”：南唐的文化名片

 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   何韵潇

 

“文房”一词较早见诸南北朝，专指国家典掌文翰的地方，类似档案馆。唐代，“文房”演绎为文人书房。杜牧《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一诗中“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句，就指文人书斋。至南唐国，“文房”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词，南唐后主李煜雅好文学，收藏甚富，所藏书画均押以“建业文房之印”。宋米芾在《画史》中说：“大年收得南唐集贤院御书印，乃墨用于文房书画者。”宋初苏易简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

南唐国时期，手工业发展使社会分工多样化和相关产业边缘化，文化用品制造从一般手工业中分化出来，成为别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学者邓之诚在《骨董琐记全编》中认为，南唐国所产“龙尾砚与澄心堂纸、吴伯玄笔和李廷珪墨，同为徽州四宝，亦南唐国宝也。”李后主对“文房四宝”的成名有杰出贡献。“文房四宝”整合了前南唐社会的文房信息，是南唐国时期社会发展极具典型意义的文化印证，成为一种特定的饱含文化意味的经济现象与盛世文化的象征。

 

宣笔 ：“妙甲于当时”

 

据韩愈《毛颖传》记载，公元前23年，秦朝蒙恬南下时途经今泾县一带，发现这里兔肥毫长，便以竹为管，在原始竹笔基础上制成改良毛笔。唐代泾县成为制笔中心，得名宣笔。五代十国时期纠合分离的隶属之缘，使得南唐所属徽、宣有着相互依存的沿革关系，由于这种文化亲缘，宣笔又称“徽笔”。

邓之诚先生将吴伯玄笔列为南唐国宝，吴伯玄应为当时制笔大家。但记载较多的却是诸葛笔。诸葛笔又名“散卓笔”，出自南唐制笔高手诸葛氏。诸葛高、诸葛渐、诸葛丰、诸葛方等各具高明，以诸葛高最为出众。相传此笔的制法，不用柱毫，不分心副，而是用两种或一种兽毫参差散立扎成。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能做到尖、齐、圆、健四德具备，锋毫尖锐，外形圆润，铺下不软，提起不散。据说，诸葛笔笔头是用鼠须制成的，故又称“鼠须笔”。《十国春秋拾遗》里说，后主昭惠后所用诸葛笔名叫“点青螺”。宋人郑文宝《江表志》记述：李煜弟弟李从谦也用诸葛笔，每枝酬价十金，妙甲于当时，号为“翘轩宝帚”。

诸葛笔为宋代文人钟爱。梅尧臣诗赞：“笔工诸葛高，海内称第一。”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上：“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祐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它笔数枝。”又欧阳修诗：“圣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笔；宣人诸葛高，世业学不失。”苏东坡晚年尤喜用宣城诸葛丰的鸡毛笔。黄庭坚《笔说》：“宣城诸葛高系散卓笔，大概笔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谢送宣城笔》诗更写道：“宣城变样蹲鸡距，诸葛名家捋鼠须，一束喜从公处得，千金求买市中无”。可见当时诸葛笔只能从朋友处获得馈赠，即使花上千金，在市面上也买不到。

南唐以降，在诸葛氏影响下的制笔业不断创新。吕道人、吕大渊、张遇、侍其瑛、诸葛元、汪伯立等非为贫而作笔，他们超凡脱俗的制笔技艺，显然不同于世代以制笔谋生的诸葛氏，进入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李廷珪墨 ：宣和年间已不可得

 

南唐制墨在历史上负有盛名。《太平寰宇记》记载黟县“县南十八里有墨岭，……出墨石，可画”。 唐末，河北易州著名墨工奚超徙居歙地，南唐赐姓李氏。李超的墨“坚如玉”，他的儿子李廷珪尤精于制墨，他用松烟一斛、珍珠三两、玉屑一两、龙脑一两和以生漆捣十万杵，放在水中三年不坏。北宋书法大家蔡襄更说李廷珪墨能够削木。

李廷珪墨形制不一,“有圆饼龙蟠而剑脊者，有四浑厚长剑脊而两头尖者，又有如弹丸而龙蟠者”。 据元人陆友仁《墨史》记载，李廷珪墨“凡数等，其作下邽之邽者为上，作圭洁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奚廷珪者下”。李廷珪墨的名号既有高下，其间又自有精粗，当时就有伪作让人困惑。但也有人发现了其中诀窍：可以从背面的“歙州李廷珪墨”字印加以辨识，“歙旁欠字之左足与州字之中，或其李字之中画与子字之足贯，又与廷字壬之竖画，墨字之右角贯，视之上下相通者为真。”

李超墨和李廷珪墨在当时就已经声名大噪，南唐大文豪徐铉曾经得到一挺李超墨，长不过尺，细才如筋。徐铉将此墨赠与弟弟徐锴，徐锴用此墨日书五千字，十年才用完。宋代，李墨益发难得。秦少游得到半锭，质如金石，歙县制墨名家潘谷见之而拜。潘谷所制之“松梵”；“狻猊”等被誉为“墨中神品”，宋徽宗御藏之极品宝墨“八松烟”（又称八松梵），皆出自潘谷之手。到宣和年间，李氏之墨已是再不可得。

李廷珪之后，南唐制墨名家有歙县耿文寿、耿文政等，宣州有盛医道、盛通、盛真、盛周等，皆仿李氏制墨法。据《江表志》记载，南唐韩熙载曾经请歙地工匠朱逄烧墨，命其所制叫做化松堂，墨名元中子，又自名麝香月，可见南唐制墨名家众多。宋明时代，我国制墨代有人才，南唐技艺家传户习，都以李廷珪墨为墨中极品与样板。清代虽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的美誉，但人们也只能从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四大墨王”的墨香里，遥想南唐墨的境界了。

 

澄心堂纸 ：董其昌说“此纸不敢书”

 

澄心堂纸，当时就名冠天下。邓之诚对梅尧臣《咏澄心堂纸》诗的解读是精辟之论：“曰‘滑如春冰密如茧，把玩惊喜心徘徊。蜀笺脆蠹不禁久，剡楮薄慢还可咍’，则厚密可知；曰‘幅狭不堪作诏命’，则其狭可知；曰‘慎勿乱与人剪裁’，曰‘心烦收拾乏匮椟’，则其长可知，故曰匹纸也。曰‘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则贵重可知。”相传著名的淳化阁帖皆此纸所拓，欧阳修《五代史》亦用此属草。邹炳泰《午风室丛谈》：“澄心堂纸，光润滑洁，故刘原父云：断水折圭作宫纸。”刘原父十分博学，欧阳修读书每有疑问便去信请教。

澄心堂纸在南唐时已是百金售一幅，后世画家更是极度喜爱。宋代大画家李公麟曾用澄心堂纸画《五马图》。苏轼也赞道：“诗老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蔡襄《文房四说》中说，“李主澄心堂为第一”。 明朝大书家董其昌得到澄心堂纸时，竟说：“此纸不敢书。”

皖南造纸业历史悠久，池州、宣州等地，以生产“佳纸”而著称。但进入五代后，宣州纸质比起久负盛名的蜀纸尚有差距，据陈师道《后山谈丛》记述，南唐二主刻意追求书画工具的精良，便求纸工于蜀中，“……既得蜀工，使行境内，而六合之水与蜀同，遂于扬州置务”。经过改良的纸质水墨不易渗透，可作工整细致的描绘，可反复渲染上色，还可以描金、描银，适宜画青绿重彩的工笔山水，表现金碧辉映的艺术效果。因为“薄如竹纸、韧如皮纸、色如霜雪、寿如松柏”，后主十分珍爱，将其命名为“澄心堂纸”。《歙县志》称澄心堂纸为“肤卵如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冠于一时”。

澄心堂为后主读书批阅奏章之所，典出《淮南子》：“学者必须澄心清意，才能明于天人之分”。

今存南唐画作用纸是否系澄心堂纸，已经难考。南京方志专家陈济民认为，南京大学收藏的《勘书图》（即《挑耳图》）就是用澄心堂纸制作的。因为《挑耳图》作者王齐翰是御用画师，再者《挑耳图》的左下侧还盖有李煜“建业文房之印”。

歙砚 ：“碧云色夺端州紫”

 

皖南多山，名砚不绝，龙尾砚尤其有名。婺源（今属江西）龙尾山，多罗纹坑、水舷坑、驴坑等料石，“其石坚劲，大抵多发墨，故前世多用之”。由于歙砚石包青莹、纹理缜密、坚润如玉、磨墨无声，深得南唐元宗李璟喜爱，他在歙州设置了砚务，并把雕砚高手李少微招为砚务官，令石工周全师专门管理制砚事宜。 “岁为砚，造砚有数。其砚四方而平浅者，南唐官砚也。”

龙尾砚按天然纹样可分为：眉子、罗纹、金星、金晕、鱼子、玉带等石品，以金星为贵。金星石融有点点金色矿物质，在光线照射下，熠熠生辉，色经久不退，越磨越亮，故称“金星石”，金星砚硬度高，坚润耐磨，且越磨越亮，冲洗容易，光亮如初，是砚中之上等佳品，历来为文人所重。宋代黄庭坚赞道：“日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五代陶谷《情异录》记载，唐朝开元年间，玄宗赐给宰相张文蔚、杨沙等人的“龙鳞月砚”，就是歙州所产的金星砚。

后主李煜藏砚甚多。据说他有一方青绿晕石奇砚，色如青绿，润如秋月，砚池中有个黄色的石弹丸，一年三百六十日，水皆不干，而且有一只小青蛙头露水面。每到夜深人静时，蛙声如鼓，伴李煜弹琴作画。后主视为珍宝，每以自娱。他被俘后仅携带了这方奇砚北上，用这方宝砚研出的墨汁，填写出一首首悲情四溢的词作。

提及砚石，有人会自然想到北宋米芾书法名篇《研山铭》中的砚山，大气磅礴：“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据说这是南唐李后主的心爱之物。南宋陆游《避暑漫抄》：“李后主尝买一砚山，径长才逾尺，前耸三十六峰皆大，犹手指左右则引两阜坡陀，而中凿为砚。及江南国破，砚山因流转数十人家，为米老元章得后，米老之归丹阳也。”

此砚为何石？一般以为是李少微为后主雕刻的一方歙砚。唐代以前，赏玩奇石主要是园林石峰，赏玩案几供石到宋代才蔚然成风，而唐宋之间出现的砚山正好是一个重要过渡。当时所说的砚山，其材质是灵壁石等天然奇石，是以砚为型，饰以山峰水涧，并不发墨，是纯粹作案头清供，助添文房雅趣的。蔡绦《铁围山丛谈》：“砚山始自米南宫，以南唐宝石为之，图载辍耕录，后即效之，不知此石存否。大率砚山之石以灵壁应石为佳，他石纹片粗大，绝无小样折屼峍森耸峰峦状者。”蔡绦说的灵壁石，产于安徽灵壁，为我国四大玩石之一。因具形、质、色、声之美，自战国起即为古老名石，历来为园林家、藏石家和玩石者钟爱。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南唐时期的灵壁石，也深得宫廷与文人厚爱。

《十国春秋拾遗》还有“江南主尤重红丝砚”的记载。红丝砚原砚材出自青州黑山红丝石洞，早在唐宋即负盛名誉为诸砚之首，可见南唐搜求天下文房，既广且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