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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永恒的红色记忆”校史故事⑪ 来福州工作生活31年，时常觉得自己像一只牵着两条线的风筝，一边系着故乡河南，一边系着母校武汉，疫情期间感念尤深。恰逢毕业时节，应邀写一篇在校学习时的回忆，颇费踌躇。对文笔的不自信尚在其次，渐渐进入过去的事忘不了的年龄，母校印象更不会淡去，反而是浮想联翩之后找不到落笔的头绪，索性按入学时的记忆重走校园。 北大门 我当年考进的是一所没有大门的学校。 1985年是中南政法学院复校后首次招生，此前的学生来自于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当时的校园还是南湖边一个生机勃勃的大工地。我到武汉是晚上，坐了接新生的卡车（并非客车笔误），离开市区许久，终于望见了一个用树枝搭成的框架，枝叶上悬挂着热烈欢迎新同学的标语。接站的学长说“到了，这就是临时校门”。后来据说有女生忍不住失望地哭了，当时我和同车的几位同学很兴奋，我们看到了不远处灯光下崭新的教学楼。 高大，这是新校门留给我们最初和永久的印象，我至今坚信，如果有高校大门比赛，这座大牌楼一定名列前茅。多数同学都寄出过大门前的留影，学院赶印的明信片也极抢手，不年不节地寄往各地，在期盼实现后直接叠加上浓重的自豪。 刚落架时的北大门周边很清净。那时的母校和民族学院还隔着湖，对面是民族博物馆和它的倒影。出门向右的大路通往市区和远方，同学们自己动手在路边种下的梧桐如今已经成荫。左侧的湖边一座小山，山上野生的黄花和山下野生的小路吸引着师生，招生广告上沿用多年的一张照片即取景于此，图中的我被安排拿着书作沉思状，如今看来有点违和，当时觉得很自然。 这些年返校时车子常走东南门，北大门成了要刻意去看看的地方，每次不落。去年毕业30年聚会，半百学子们成群结队到北大门合影，比当年还郑重。 教学楼 毕业后回母校开讲座或参加活动，所用的讲堂设施先进，命名也文雅，但关于教室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当年仅有的两栋教学楼。就叫南教楼、北教楼，有走廊连接，大二时又在中间做了假山流水。85级共有两个系8个班400多人，很宽松地装进去，上课，还有各种活动。到毕业时在校生越来越多，教学楼也多了些，我们还是习惯在这里。大四的春天，我做了一场“话说这四年”的演讲，《法制日报》还有报道，也只是在北楼一个小教室，挤满了人。 北教楼的104和105是阶梯教室，能容纳250多人，是法律系5个班一起上大课的地方。毕业后印象最深的是大课，因为课程，更因为老师。当时的吴汉东老师讲民法，用的还是他自编的教材，课间的讨论或质疑会被他作为讲课的内容。张明楷、齐文远老师分别讲授刑法总则和分则，张老师会在单身教工楼的宿舍里给上门讨教的同学开小灶，前年在福州见面时我提出他的刑法私塾起于中南，他貌似认同。去齐老师家讨教还有零食款待。年轻的陈小君老师把婚姻法讲得风生水起，还指导在校生办家事案件……那时的我们单纯地喜欢课程，热爱老师，既没有师资薄弱的抱怨，也没有名师相伴的自豪。回头看来，人生多少可遇不可求的幸运都曾经只是平常的上课下课。 乔克裕老师用武汉话讲《法学基础理论》，也是大课，那关乎法学生的功底。他还是我们的系主任，待人温厚平和，字也写得好。乔老师英年早逝，是我们一众师生永远的痛。 北104不仅是教室。我们在校期间没有礼堂，学代会、团代会都在这里开，模拟法庭、辩论比赛也在这里举办，课余时间更热闹。1987年，校内的演讲已成风气，便发起联办南湖四院校演讲比赛，中南政法大获全胜。首场比赛就在北104，冠军当然属于我们，亚军是民族学院的一位女生，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我记不起梅园教学楼竣工的时间，也没有去过的印象，要写的只是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附近没有梅花的教学楼名曰“梅教”。大约是1986年，从东湖春游回来的一帮学生干部一致认为校园里应该有梅花，于是在诸多空地中选了离宿舍和食堂都近的一块，冒雨种下梅林。“青年梅园”的地名是留下了，梅花却没有开过，后来建楼时工地上干净到没有一棵树。尽管如此，作为当年的参与者，还是浅薄到有一丝书写历史的骄傲。 模拟法庭辩护人 一食堂 说实话，我对把一食堂改称四食堂一直耿耿于怀。 其实刚开始一食堂也不叫一食堂，因为那是唯一的食堂。虽然当时光是甜不甜、辣不辣的众口难调就让院领导们操碎了心，我却对食堂一直有着很高的满意度。作为80年代的农家子弟，满足于饱食终日而不求精致，对红烧猪蹄之类的特色伙食印象并不深刻，念念不忘的其实也不是吃。那时学风淳朴且性别失衡，恋爱不普遍，到食堂去秀恩爱尚属忌讳，进餐场面平淡无奇，回忆起来的反而是军训期间集体开饭的热闹和豪迈。 阶梯教室毕竟讲台有限，需要场地的活动都在食堂的二楼，包括我们的开学典礼。那是我人生中经历的第一个大场面，时任司法部副部长蔡诚出席并讲话，主持人是副院长罗玉珍教授，她第一次让我们感受到武汉话可以那样的抑扬顿挫沉稳有力。老人家后来升任院长，同学们常模仿她在各种活动上的讲话。罗院长是当时很稀缺的民法教授，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作为一个领导和长辈关怀了我们四年。她退休后来过福州，还能提起我在学校参加活动的细节，足见她对学生的慈祥和爱护。最近在母校公众号上看到老人家谈民法典，特别亲切。 食堂二楼的活动频繁而杂乱。最常举行的是舞会，我多数不会久留，避免舞艺太差的尴尬。还有武术和各类体育项目的表演，更是我的短板，但通常都要去。让我大开眼界的是一场象棋比赛，请来了柳大华大师，全校师生中的高手围殴他一人而不能获胜，人家下的还是盲棋。从此分清了专业和业余。 除了组织，我在食堂二楼主持过晚会，说过相声，还作为男主角出演话剧《可口可笑》。话剧演出很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当时的文化活动实在太少。我演的男主是一位食品公司的经理，如果不是剧照为证，如今的同事很难相信我也曾满脸粉墨。剧中一身正气的“商业局长”现在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市长，“二道贩子”则当了法院院长。戏是缘分，专业才是人生。 行政楼 行政楼就是现在的文治楼，我入学时还是在建工程。落成后，学院和两个系的党政，还有各个教研室、资料室都集中在这一栋楼里。86级入学后，食堂二楼已装不下全院的典礼，有些活动就办在行政楼前面的广场上。我曾经当过学院团委的宣传部长，学业也还算用功，大约是出入行政楼最多的学生之一。 当时的团委委员多数由学生担任，除了书记，老师们反而没职务，加上年龄大不了多少，我们还真敢公事公办。但老师毕竟是老师，在工作经验和生活阅历上对我们教育良多，平时交往中还守着“谁有工资谁买单”的规矩，良师还是益友有时还真傻傻分不清，毕业至今回母校还习惯于张学平老师安排后勤。 有些图书馆找不到的书会藏在行政楼中某个资料室，便去蹭了看。陈小君老师辅导我的毕业论文《台湾亲属法评介》，给了许多指导和鼓励，有些辅导材料和修改意见也在行政楼交接。后来这篇论文发表在学报上。他们都是我几十年来一直敬重的师长。 那时学生少，院长书记们能叫出不少人的名字，开座谈会时也都混坐一处，许多老师在我们毕业后都有联系。如吴汉东教授，几十年来一直被我们直呼吴老师，回母校时也总能约到他吃饭。他荣退校长时一位校友写了文章，配发的照片中“天生豪杰泽润法苑”的题字，是20年前我创办天泽律所他来福州当场写下的，那时的我刚从异乡起步，甚至没有能力周到接待，而那时他已是母校校长。 去年底，福建的校友开年会，杨灿明校长写下一个圆满的“福”字，又在年会现场题写了校训，我临时被叫上台主持，莫名感动。笔墨其实都入心。 行政楼的值班室在大门的背面，经常值守的是六十多岁的肖师傅，黄陂口音。早晚遇见总是很关切的询问，对生活细节的交代让我们觉得在武汉遇到了自家的长辈，时间宽裕时会特意过去和他谈天。十多年前一次回母校，席间问起肖师傅，一位已在其他院校当了领导的老师起身敬酒，才知道那是他刚刚过世的父亲。 大喇叭 印象最深的校园设施中，难觅踪影又无处不在的是学院广播台的大喇叭，究竟有几个，估计当时的几位“台柱子”也记不清了。 那时的媒体不发达，同学们还没有接触到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概念，专注于倾听大喇叭里播报的天下大事和校园动态，虽然偶尔也有过寒冬凌晨被它惊醒美梦的愤怒。因为有听众，师生投稿很踊跃，既有校园生活的记叙，也有情感世界的抒发，偶尔听到描述周边的美景与所见不同也不以为意。加上主事的几位同学很努力，从流行歌曲到电影配音一应俱全，有的还是师生原创，假如今天的车载广播上有此频段，我就不用换台了。 最难忘的还是毕业离校那天，政策依然是包分配，去处却并不明朗，和前来相送的师友围坐在一号楼的宿舍里等待远行，广播台反复播放为我点播的《敢问路在何方》，以至于如今听到这首歌还会触动泪点。 大喇叭也播过我写的小文章，记得的有两篇，同时登在当时的院报上。一篇是《天职不仅在于继承》，大意是说学校、专业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可以多些创建。另一篇是演讲比赛的稿子《走出象牙塔》，是说大学生要关心社会注重实践。这大抵也是我对学业的态度。
东湖边法律咨询（左一为党委厚大源书记、左二团委裴缜书记）
去年是我们85年级毕业30周年，回母校时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85级的关键词是“短缺”，入学时没有校门，上课时没有教材，毕业时没有典礼……因为短缺，我们创造；因为创造，我们得到了更多锻炼，和母校联系更紧，和老师感情更深，得到母校和老师的帮助也更多。我们永远自豪，为母校的发展，也为我们共同度过的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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