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好校长——陶西平

北京十二中退休教师孙金英（陶老的徒弟）深情回忆陶西平先生做校长时的点点滴滴。这些充满画面感的桩桩往事，让我们领略到一位出色的教育管理者的非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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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市第十二中学（以下简称“十二中”）的一名退休教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当时的青年教师，我曾亲自领受陶西平老校长的悉心指导与帮助，亲身感受到他作为一名出色的教育管理者的非凡魅力。在十二中人眼里，陶校长是普通而不平凡的。普通，是因为他平易近人，毫无官架子；不平凡，是因为他在十二中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使原本普普通通的学校跻身北京市名校的行列，成为改革的排头兵，且声名远播。

1978年9月，陶先生调到十二中，担任教导主任，负责全校的教学管理工作，还带了高一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很不巧，刚开学没多久，同年级的一位语文教师就病了。那时，师资严重不足，先生就担起四个班的课，直累得牙龈发炎，脸肿得像“发面包”。他顾不上看病，吃了止痛片，仍然面带笑容、精神百倍地站在讲台上。他一上午连上四节课，连口水都不喝。学生们劝他回去休息，他说：“只要你们不气我，我就倒不下！”孩子们被感动得直流泪。教师们也深受感染，个个学着他的样子用心干！

先生曾告诉我，他在小屯中学做语文教师时，学校每次放映电影，他都会去做义务解说员，“同期声”讲解片子的主题内涵、摄影技巧，讲述“蒙太奇”等艺术表现方法的优劣等。一个片子放下来，他常讲得口干舌燥，累得再不想说一句话……先生就是这样，走到哪里，就服务到哪里，不管分内分外。他是真正的“人民勤务员”！

后来，先生肩负起十二中校长的重担，提出“同心同德，兢兢业业，求实创新”的校训，并带领团队，一步一个脚印，努力使学校从优秀走向卓越。为了促进学生养成读书的好习惯，他创办了每年的“三月读书节”，并形成制度。每学期开学初，学生制订读书计划；每天进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读书；每读完一本书，学生都可凭笔记去领一张“读书卡”；凭着“读书卡”，即可在每年举办的“五月鲜花艺术节”活动中领取“读书奖”。学生在乎的是读书后得到了认可，陶校长在乎的是学生从读书中获益。

为了怕学生因排队等候时间太长而吃到冷饭，学校不仅实行了初高中错峰吃饭的办法，而且，先生带领校领导一班人，每天中午都穿着围裙、戴上口罩，到窗口亲自为学生打饭。他干活特别麻利，而且，总是等最后一位学生吃上饭，他自己才安心就餐。那是十二中特有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记得学生们都夸赞他：瞧咱校长这扮相，还真像个“大师傅”！

每年的春季和秋季运动会，是师生最喜爱的活动。当天，大家像过节一样，早早来到大操场。学生比赛时，教职工当裁判；而教职工接力赛时，学生们更是个个亢奋，伸长了脖子，找自己的老师在哪里。开赛了，学生们欢呼雀跃，加油声震天动地！教师们摩拳擦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记得在陶校长即将调走的那一年的春季运动会上，他作为校长办公室接力代表队的队员又上场了。所有在场的师生员工感觉汗毛都竖起来了，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校长，舞动着攥得紧紧的拳头，齐声大喊：“校长，加油！加油！加油！”就在这时，突然有人说：“不好，有人摔倒了，好像是校长！”真的是校长！他在弯道超越时突然倒地……事后陶校长说：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校医告诉我们，校长是因为长期操劳过度，身体透支，导致脑供血不足而摔倒的。那年，他49岁。

那时候，陶校长每天都住校，周六晚上才坐公交车回家过周末。记得有一次他的女儿陶陶说，周六傍晚，他们在公交车上好不容易轮上个座位，爸爸坐了下来。到站了，陶陶挤下车，等她回到家好久，天都黑了，爸爸才回来。他笑着说：我是走回来的！原来，他实在太累了，在公交车上睡着了，被拉到总站，是被司售人员把他喊醒的。我们大家都明白，十二中的辉煌，就是在陶校长如此的拼搏与奋斗下铸就的！

根据陶校长的提议，学校规定，班主任找学生谈话，或是学生到办公室请教问题，教师必须请学生坐下来交谈。“请坐”——这个细节，改变了已往的“训诫模式”，大大消除了学生进办公室时的恐惧感和学生只要进办公室就是“差生”的陈旧观念。这体现了陶校长所提倡的师生平等、互爱互尊的理念，更是先生人格的映照。

那时的十二中校园里，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师师之间、干群之间关系融洽，大家心情都很舒适、愉快。

有一位年长的单身女教师，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有一次，她夜里突然拉肚子，跑了数次厕所。第二天一大早，她气呼呼地哭着找到陶校长，大发雷霆，说校长不关心群众，不知道她大半夜黑乎乎地跑厕所有多害怕！陶校长听了，连连作揖道歉，说自己不关心群众很不对，并保证以后一定改正错误。那位教师听后破涕为笑。

后来，陶校长把这件事变成了鞭策自己关心群众疾苦的工作动力。他理解大家埋头工作的辛苦，于是，推动工会形成决议：为大家创造福利，建立“服务队”，每天早上到各办公室统计每位教师需要购买的家庭日用品，以及当天需要的蔬菜、柴米油盐等；学校有关人员帮助购买后，将物品递到教师们手里。学校还建立了为每一位教职工，在生日当天送上庆生蛋糕的制度。但是，所有这些福利，校长自己都不享受，他说，这也是制度，绝不能破坏……他把每一位教职工的冷暖都装在心里，用体贴入微的关怀，温暖着每一颗并肩作战的“战友”们的心。

陶校长以自己的精神感染和鼓舞着身边的人，更以崇高的人格魅力吸引着知晓他大名的无数“粉丝”。当年，在十二中的教职工中，慕他之名而来的名师、名人不在少数。在学校里，每个人都自觉地竭尽全力工作，谁也不肯落下脚步。有的教师说：在这里，无论你来得多么早，总有比你还早的，因为他住校；无论你走得多么晚，也总有比你还晚的，因为他不走。“奋斗”二字，融入了十二中人的血液里！全体同仁跟着陶校长的步伐“同心同德，兢兢业业”，学校的发展如日中天。

那些年，每年的12月31日晚上都是师生们最高兴的时候。那一晚，校园里灯火通明，欢歌笑语，热闹非凡。欢聚的时刻一般从晚上六七点一直持续到午夜。那时那刻，全体师生员工一起辞旧迎新，兴奋不已。

那晚，每个教室里都张灯结彩。孩子们精心打扮起来，穿上漂亮的新衣服，一个个闪亮登场。我们把课桌椅摆在教室四周，中间空出来当作“舞台”，人人都参与活动，教职工也不例外。

学生们一边吃着好吃的（有的是孩子们自带的，有的是由班委会用大家凑的钱买的），一边欣赏同学们自己编排的节目，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洋溢着幸福。这个夜晚，所有班主任都和本班学生一起度过。学生们还早早地去办公室、食堂、宿舍，给自己班级的每位任课老师、食堂的大师傅、宿舍管理老师送上一张他们精心设计与制作的“请柬”，邀请老师参加自己班级的新年联欢活动。

为了“抢老师”，各班学生可谓使出浑身解数，有时甚至为了某位老师到班的先后顺序，而争得脸红脖子粗。有些任课班级多的教师如果被拉到某班去了，那么，那个教室门外等候的“大军”就会排成串，大家都以能把“客人”先请到自己班里为荣！……那热烈、温馨的一幕一幕令人回味，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场“抢师大赛”温暖了所有教职工的心，它昭示着在十二中，每一位工作者都会得到平等的尊重与厚爱。这个“抢师”活动，是陶校长做班主任时带头发起的，后来成为十二中人的自觉习惯与保留活动。

更有滋味的是，陶校长带着领导班子成员，到每个教室给师生拜年。聆听了校长的新年贺词后，学生们欢呼、呐喊，请校长展示才艺。盛情难却，校长便会应邀表演。在众多次的表演中，校长有一个“保留节目”——朗诵或者吟唱岳飞的《满江红》。吟诵过后，学生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学生们听懂了校长借助诗句对莘莘学子的期许与勉励；教师们更感悟到，此时此刻，吟诵者与诗人的情怀高度契合——尽管历尽磨难，依然满腔忠诚、赤心不移、豪气满满！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胸怀，令人感佩不已。

前排右三为陶校长，前排右二为本文作者

对教师们来说，陶校长不仅是我们的领导者、管理者，更是我们的人生典范和成长导师。记得20岁出头时，由于工作强度高、压力大，我曾喊过苦、叫过累。当时陶校长问我：“你知道我像你这样大时在干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在‘牛棚里’。一年冬天，我们被派去掏下水井。一行几人，穿着空心棉袄，腰间绕一圈绳子，头上戴一顶破棉帽。人从下水井口慢慢往下去，便能感觉到臭味直往上冲。每次，下去的人都要跟上面的其他人用眼神交流，大家心照不宣：以当年的条件，下去后的状况无法预估，上面井口、井盖的状况更无法预测。那时，我真正体悟到了什么叫‘命悬一线’；每次下去之前彼此交流的眼神，都可能成为一种生死道别。”听着校长的叙说，我的泪水忍不住地涌出。他接着说：“红卫兵大串联时，我为‘红小将’们生炉子，也是这身装束，只不过加了一个大口罩。每次，我都把火烧得旺旺的，屋里烘得暖暖的。‘红小将’们都夸赞我：这个‘老大爷’活儿干得最好，火烧得最旺！其实那时，我才三十来岁。”

陶校长为人谦和，思维敏捷，语言幽默。但我们还是能从他时时紧蹙的眉头中体会到一丝忧愁。1980年秋季的一天，我发现，他的眉宇间变得舒展开来。后来，我在他女儿的作文《爸爸的笑》里感受到他那时发自内心的喜悦。陶陶写道：“爸爸很少笑，偶尔笑一下，很快就会回复原来的面貌……有一天，很奇怪，爸爸回家后总是笑，还下厨房，给我做了好吃的……我问他为什么今天总是笑？他回答，高兴呗！我问，为什么高兴？最后，爸爸揭开谜底——今天，他入党了！”

是啊！压在他身上20多年的“大山”终于被搬走了。1957年，刚刚20岁出头的他被划为右派。1979年3月11日，上级党组织宣布，1957年把他划为右派是错误的。当天中午，他就提笔再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1980年9月2日，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自己始终不渝的夙愿，那掩饰不住的愉悦和激动，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最本真的情感表达！

陶校长的入党仪式全体教职工几乎都参加了，所有人都深切感受到他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与热爱。他在所宣读的入党志愿书上写道：“北京宣布解放时，我在北京四中读书。那时，我就和同学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宣读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的誓言：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我是1971年初中毕业留校教书的。1978年，十二中被确定为市级重点学校时，我向当时负责教学工作的陶主任递上了辞呈，提出调出教育口。他说：“怎么，你要当逃兵了？”我说：“我怕自己资历浅、学历低，难以胜任重点学校的教育教学重任。”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没有学历可以拿，没有资历可以积累，没有信心可以树立，没有成绩可以创造！但如果没有了志气，那么，你到哪里都是废物！着急和气馁于事无补。以后我来带你，你坚持听我的课，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你看，我有这个资格吗？”

我当然高兴了！记得当时，我给先生调了蜂蜜水（在十二中时，陶校长一直用着一个白色的大搪瓷缸子），捧给他，又给他卷了三根“大炮”（先生原来抽烟很凶的），就算是正式拜他为师了。从那以后，我就放下思想顾虑，全身心地投入教育教学工作中。

我学着师傅的样子奋斗不止，先是考取了当时北京师范学院（即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大专班，开始了长达五年半的函授苦读，最终获得了大专学历，还被评为“优秀学员”。后来，我又续读了本科；再后来，又读完了在职研究生课程班的全部课程。

那时，我工作量很大，教两个班的语文，做一个班的班主任。由于每天上午都要保证去听师傅的课（不落一节），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课全部调到下午。每天都过得紧张而充实。

白天没时间读书，我就利用晚上备课后的时间读，利用休息日读。别人有娱乐，我没有。记得有一年暑假，学校组织教师去北戴河，先生说：“这次你不能去，开学后，你不是要考试吗？”他帮我圈画了读书要点，就带着教师们高高兴兴地走了。我按照师傅的要求，乖乖地在家读了一个假期的书。

随着学校名气越来越大，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也越来越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上公开课的机会也渐渐多起来。从本班教室，上到学校礼堂，再上到区里的电教室（直播）。每次公开课的准备过程都是十分艰苦的。我白天照常上课、带班；晚上先批改完作业、备好第二天的课；然后，师傅给我说公开课的课。先解析教材、设计教案；之后，我像面对全体学生一样地试讲，他一个人听。这样说了讲，讲了说，说了改，改了再说、再讲、再改，反反复复，直至他满意为止。有时，我怎么也达不到他的要求，他只好说：就到这里吧，再继续也是重复错误、重复缺憾！其实，那时我已经困得不行了，脑子都木了！于是，我们终于作罢。我这才能够回家。有时候，我的住宿学生们看我太辛苦，就背着宿舍管理老师，偷偷给我留着门，下铺的学生挤到上铺去睡，我就在她们那里和衣凑合一宿。第二天一早，学生们给我站岗放哨，在宿舍老师查房之前，我再偷偷溜出去。那时的工作与学习任务虽然无比繁重，而且生活艰苦、身体劳累，但精神是充实的、愉悦的。

后来，我又跟着师傅做了多项教学改革实验。比如：说话的训练，每天课前五分钟演讲等，都曾被当时的《现代教育报》采访与推广；此外还有学生文言文自学能力的培养，等等。

在师傅无私的教诲、倾心的培养和教导下，我逐渐成长为学校教育教学的骨干，做了年级主任、初中语文教研组长；被评为丰台区名师、北京市学科带头人；荣获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获得“人民教师”荣誉称号；还入选了北京市人才专家库，等等。可以说，我和同伴们的每一步成长，无不渗透着师傅的心血与关爱。

如今，先生远去，然而，那一幕幕难忘的情景会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记得先生到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时，是从十二中的教室里而不是他的办公室里出发的。当时，学校正在开展每学期一次的教育教学基本功展示活动：德高望重的老教师每人上一节示范课，中年教师每人上一节展示课，青年教师每人上一节献优课。听评课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教学人员、主管教育教学的各位领导都参与其中。陶校长带头，听所有学科的课，听了就评，点点到位，句句中肯。有一位年轻的数学教师因为陶校长没能听上她的课，急得直掉眼泪。大家都愿意请校长听自己的课，最愿意听他的点评。有的教师形象地说：听咱校长评一课，胜教十年书啊！陶校长的专业水准和德高望重可见一斑！

陶校长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他一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为谋大家的福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十二中人会永远想念我们的好校长——陶西平！

（作者系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退休教师）

文章来源：

《中小学管理》2020年第8期 ·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