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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满清在中原的统治日益牢固，反清力量逐渐沉寂。郑成功在南京战役失败后，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发动攻势，其势力被压缩至金门和厦门两地，生存空间已经极为局促。面对困境，他只有开辟新的根据地一途可行，于是台湾便成了他攻取的目标。 《清史稿》载：“成功自江南败还，知进取不易；桂王入缅甸，声援绝，势日蹙，乃规取台湾。” 攻台前，郑成功对台湾的认识并不很清晰，他认为那里物产丰饶，足以成为解决几十万兵员粮饷物资供应的基地。投奔过来的荷兰买办何廷斌告诉他台湾有良田万顷，上了岛便可以轻易获得补充。攻台部队出发时，何廷斌又说：“数日到台湾，粮米不竭。”  郑成功 然而，当郑成功进入台湾后才发现，当地开发程度还很低，只有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经营过的南部地区有一些耕地，规模也很有限，根本不足以养活郑氏大军。结果郑军一上岛就遭遇粮荒和疾病，几乎崩溃。而且，岛上的大部分木材都不适合用于建造海船。而贸易船队和纵横海上的舰队是郑氏集团财富和力量的源泉，没有建造船只的资源，就意味着郑氏失去了赖以安身的根本。 这种情况让郑成功大失所望，而险恶的形势又迫使他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复兴基地。  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面积远大于台湾，物产丰富，华人在那里经营已久，还拥有繁荣的贸易口岸马尼拉城。所以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就制定了攻取菲律宾的计划，可是还未及实施，郑成功就突然去世了，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很多人认为，如果郑成功的计划付诸行动，那么菲律宾将和台湾一样成为又一块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领土。然而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郑氏集团的实力来看，这个计划成功的肯能性并不大。 菲律宾群岛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近邻，早在北宋年间，中国人已大量漂洋来到吕宋通商定居。《宋史》卷四八九《阉婆传》载“又有摩逸国，太平兴国七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可见，早在宋朝中国人就与菲律宾有贸易联系了。 元末明初时，因国内战乱，许多中国人迫于生计远赴海外谋生，菲律宾也开始有了华人。 郑民在其编著的《菲律宾》一书中写道：“相传14世纪间，有闽人名林旺者，航海到菲，为菲人烈山泽，驱猛兽，教菲人以种种耕稼上之知识，菲人始由游牧时代，渐入农业时代。” 后来郑和舰队又多次停泊菲律宾，给当地带去了中华文明。郑和舰队成员白丕显，在当地被尊为“本头公”，据传是他开发了苏禄，感化教育了当地土著，他的墓地至今仍在那里，深受后人景仰。 西班牙殖民军于1570年5月，第一次侵入马尼拉时记载：“在这座城镇中住着40名已婚中国人和20名日本人”。说明那时已经有华人在马尼拉定居。  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由于其本土和北美距此有万里之遥，因此粮食和生活用品以及工匠只能从最近的也是当时远东经济最发达的中国取得。所以他们鼓励中国商人到菲律宾贸易，并把中国商人在马尼拉的货栈、集市和居住地集中起来，称为“八连”。 由于对中国劳动力需求非常迫切，殖民当局于1585、1590年先后两次到闽粤招工。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说：“我人百工技艺有挟一器以往者，虽徒手，无不得食，沿海之民争趋之。”结果仅马尼拉一地，华侨人数即由1571年的150人，发展至1588年的超过1万人，1603年更达3万人。西班牙总督莫尔加在1609年时说：“要是没有中国人充当各行各业的工匠，并且如此勤恳地为微小的报酬而劳动，这个就不能生存，这是肯定的。” 随着华人急剧增多，他们凭着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和华人特有的智慧，逐渐在菲律宾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华人的物资和商品供应产生了严重依赖。由于经济命脉被华人掌握，而且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人数与华人相比处于绝对少数，殖民当局对此感到非常忧虑，担心华人势力动摇其殖民统治。于是开始用强加苛捐杂税等各种手段遏制华人在菲律宾的发展，导致双方矛盾日趋激化。 16世纪70和90年代，又先后发生了海盗林凤袭击马尼拉事件和潘和五等刺杀西班牙总督事件。此后，西班牙人便把华人视为其在菲殖民统治的一大威胁，对华人采取了残酷的驱赶、掠夺和杀戮政策。 在1603－1765年间，华人不堪忍受压榨，掀起过数次反抗和起义，但因武器落后，组织不力，先后惨遭殖民当局五次大屠杀，数万人被杀害。 1686年，西班牙国王曾下令在6个月内驱逐全部华人。后因担心菲律宾经济崩溃以及清朝政府可能因此取消西班牙人在华传教许可而未实施。 1662年的屠杀期间，郑成功已经准备攻打菲律宾，他闻讯后勃然大怒，以明朝政府名义于当年四月派遣意大利籍天主教神父李科罗到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国书如下： 大明总统使国姓爷寄马尼拉总督曼利克·特·喇喇之宣谕：承天命而立之君，万邦咸宜效顺朝贡，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可恶荷夷不知天则，竟敢虐我百姓，劫夺商船，形同盗贼，本当早勒水师讨伐。然仰体天朝柔远之仁，故屡寄谕示以期彼悔罪过，而彼等愚顽成性，执迷不悟，邀予震怒，遂于辛丑四月率师亲讨，兵抵台湾捕杀不计其数，荷夷奔逃无路脱衣乞降，顷刻之间，城池库藏尽归我有，倘彼等早知负罪屈服，岂有如此之祸哉。 你小国与荷夷无别，凌迫我商船，开争乱之基。予今平定台湾，拥精兵数十万，战舰数千艘,原拟率师亲伐。况自台至你国,水路近捷,朝发暮至；惟念你等近来稍有悔意，遣使前来乞商贸易条款，是则较之荷夷已不可等视，决意姑赦尔等之罪，暂留师台湾，先遣神甫奉致宣谕。倘尔及早醒悟，每年俯首来朝纳贡，则交由神甫履命，予当示恩于尔，赦你旧罚，保你王位威严，并命我商民至你邦贸易；倘或你仍一味狡诈，则我舰立至，凡你城池库藏与金宝立焚无遗，彼时悔莫及矣。荷夷可为前车之鉴，而此时神甫亦无庸返台，福祸利害惟择其一，幸望慎思速决，毋迟延而后悔，此谕。永历十六年三月七日。国姓爷。 郑成功挟击败荷兰收复台湾之威向西班牙炫耀武力，要求他们“每年俯首来朝纳贡”，并警告他们不要重蹈荷兰人的覆辙，希望借此对西班牙殖民者形成震慑。然而西班牙人收到郑成功的警告信后并未收敛，反而因此在马尼拉展开了第三次对华人的屠杀，作为对郑成功威胁的回应。 西班牙人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十六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科技和军备已经大幅领先，而明朝倾举国之力才勉强平定了东南沿海的倭患，遑论对抗海外西方殖民者。 菲律宾当时属大明朝贡体系之内，按理明朝有义务维持那里的秩序，保护那里的人民免遭袭扰。可是西班牙侵入明朝势力范围，公然殖民菲律宾，明朝没有任何反应。1596年西班牙屠杀驱赶华人时，明朝的唯一举措是福建当局于次年派船接回部分“唐人”。 明朝之所以如此低调，是因为他们了解当时中国与西方武器装备实力悬殊。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在描写他所见到的葡萄牙番舶时就说:“香山岙乃诸番旅泊之处……番舶渡海,其制极大,大者横五丈,高称之,长二十余丈,内为三层,极下镇以石,次居货,次居人,上以备敌、占风……若入番江,则舟尾可搁城垛上,而舟中人俯视城中。”从这段文字来看，这艘船应该是三层甲板的盖伦船，当它航行于珠江江面时，船尾竟比广州城垛还高,船上的人可以俯视城内，其高大威猛对明朝官兵造成的心理震撼可想而知。 福建总兵朱文达见到荷兰船后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利,合闽舟师不足撄其锋。”这位总兵认为福建全部水师都打不过一艘荷兰战舰。 福建右布政使沈演则形容他所见西洋战舰为“舣舸如城,铳如围,弹如鹗卵”。 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人“挟二巨舰”突袭澳门，其炮舰规模惊得明朝官员目瞪口呆。巡按御史方元彦认为我之舟与器皆不及夷,杀之是往遗之禽也”。这位巡按大人认为与洋人作战等于送死。 徐光启在天启元年七月的一封奏疏中写道:“夫兵器之烈,至一发而杀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铳极矣,无可加矣。” 崇祯六年，福建巡抚邹维琏见到的一艘西洋战舰是“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的海上巨无霸。面对如此庞然大物，卸任首辅叶向高称其“高大如山”“不畏风涛”。福建巡抚南居益则叹其“望之如山阜，触之如铁石”。明人郑大郁又用“巨舰大如山,而固如铁桶，坚不可破”来描述他所见的西洋军舰。可见当时西方战舰之巍峨，武器之先进已经超乎明人的想象了。 亲自与西洋人打过海战的福建巡抚南居益的感受最为深切，他在《谨陈闽事始末疏》的奏章中记录荷兰大船：“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 明人沈弘之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镇压华人起义时，之所以能以少胜多，杀害华人数万，靠的就是先进火炮。“此炮安放铳城之中,口外皆堆砖石木柴,一发弹,则木石掠地纷击,故数万人俱尽。” 崇祯朝的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在《题为敬摅援辽管见以祈立允施行事》也说：“西洋夷人精于火器，计一大炮,铜重万斤者,可杀人无算。在岁癸卯,西洋人仅四百计耳,以用火炮，致我闽漳泉贩夫贾子被歼于吕宋者四万。”就是说1603年，四百个西班牙人就用火炮打死了四万多反抗他们的菲律宾华人。这些“闽漳泉贩夫贾子”并不是手无寸铁的普通商人，而是拥有组织自卫能力的武装商团，可是在西班牙人的枪炮面前，成了被屠杀的羔羊。  16世纪西洋火器 1637年，几艘英国商船用他们携带的火炮炮击虎门炮台。一番对轰后，明军因为武器和炮术都不敌英国，就放弃炮台败退了。英国人立即上岸占领了炮台 ，把炮台上的35门大炮全部掳走，搬到英国船上去了，还把炮台上的明军旗帜换成英国军旗，以示胜利。 事发后，明朝的广州官府派葡萄牙人去和英国人交涉。英国人同意归还大炮，条件是让两名英国商人随葡萄牙人前往广州进行贸易。 基于这些认识和交战经验，明朝自然深知自己的武器远不如洋人，所以对他们在自己周边朝贡范围内横行，也只能听之任之。 郑成功能攻取台湾，其实并不是轻易成功的。而是极其凶险曲折，几度濒临绝境。最后是在苍天保佑下，依靠幸运之神的眷顾才获得了胜利。 由于荷兰主力远在巴达维亚，所以郑成功面对的并不是荷兰主力，但他带去的部队有四百余艘战船和将士两万五千余人。而荷兰方面只有守军一千人和两艘正规战舰，其余都是在当地采购改装的武装福船，其规模、火力、吨位都无法与欧洲的舰队相比。 荷兰参战的最大战舰赫克托号是荷兰标准的中型战舰，排水量600吨，拥有四十门火炮。郑成功派出了七十艘战船对其进行围攻，在付出了近千人的伤亡和损失一半的战船后才将其击沉。当然郑成功的战舰比当时明军水师已经强悍了许多，他的主力战舰船身是仿制的盖伦船，但上面安装的是中国式风帆。郑成功父亲郑芝龙当年打捞了荷兰沉船上的大炮加以仿制，郑成功的战船上就使用这种大炮，所以郑成功的舰队已经汲取了一部分西洋技术，这才使郑军舰队在一定程度上能与荷兰军舰抗衡。  中国仿制的盖伦船，挂着中国帆 菲律宾与台湾不同，是西班牙在远东的殖民基地，以马尼拉为中心的西班牙殖民势力，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经营，远比台湾的荷兰据点要稳固。如果说台湾的荷兰武装力量只是东印度公司的保安，那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军就是西班牙精锐部队，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步兵。他们全部装备了板甲和火枪，拥有西班牙大方阵这种先进的战术，还建造了坚固的文艺复兴棱堡。反观郑成功的部队，火绳枪装备数量还很少，步兵野战还是以刀矛弓箭为主，其最精锐的铁人军也只具有西方中世纪水平的防护和火力，火炮数量和质量也无法与西班牙人相提并论。  西班牙士兵 郑成功在台湾能战胜荷兰，是依仗绝对兵力优势，在荷兰失去外援的情况下，用围困迫使荷兰人投降的，在荷兰人的物资耗尽前，始终无法攻入城堡。但是如果攻打菲律宾，郑成功就不可能再获得那么巨大的兵力优势了。因为郑军在攻台过程中，与荷兰和当地土著作战时损失了很多兵力，而缺粮和疾病又导致许多减员。当他完全控制台湾后，带去的2.5万兵力已经折损近半，船只也损失了许多。所以进攻菲律宾的部队最多不会超过1万，而对手却是比荷兰人更强大的西班牙正规军，人数也在1千左右，还有大量改宗天主教的菲律宾土著协助。郑成功以仅剩一半的力量去攻打西班牙人以绝对优势火力坚守的文艺复兴棱堡体系，结果很难乐观。如果西班牙人出城野战，虽然兵力比为1：10，但依托西班牙大方阵和强大火力，胜负也很难预料。 郑成功船队要攻打菲律宾，就需要跨越风急浪高的巴士海峡，航渡距离远超台湾海峡，如果中途遇到强大的西班牙舰队拦截，后果将非常凶险。 此战对西班牙人来说，可以依托经营了近百年的殖民基地，犹如本土作战。而郑成功在海上长途奔袭，根本没有后方，如果不能迅速取胜，将陷入背海面敌的绝境，攻打台湾时，要不是上苍保佑，他已经陷入了这样的绝境，这次他还会有这样的好运吗？ 在郑成功之前，中国人就攻打过菲律宾。1574年，潮州海盗林凤率领4000多人乘62艘战船出发，其中作战人员近2000人，其余为家眷和工匠。航行两天后，于11月29日夜到达菲律宾，准备突袭马尼拉。但夜里遭遇风暴，船只一半沉没，损失二百余人，还错过登陆地点，辗转至马尼拉时，天已大亮，西班牙人已有准备。海盗们虽已经十分疲惫，但先锋部队在一名叫庄公的倭寇率领下依然发起进攻，打死了西班牙指挥官高迪。西班牙总督勒比撒里亲率百余人死守，凭着火力优势击退了海盗。 两天后，林凤再派出一千五百人前往攻城。但城内西班牙人依托工事和强大火力殊死抵抗。期间虽有80名海盗冲进城内，但在火枪集中打击下全部战死。这一仗，西班牙战死十三人，而林凤损失则达二百余人，他的大将，那位倭寇庄公，亦在这一战役中阵亡。面对惨重伤亡，林凤无力再战，只得撤退。  林凤 1574年时，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立足未稳，防御体系还不完备，抵御海盗进攻时依托的工事是临时搭建的木栅，兵力也只有400人。过了近90年后，郑成功准备攻台时，马尼拉已经被建设成西班牙在远东的核心基地，拥有完整的棱堡防御体系和多层配置的火力，还部署了强大的兵力。而郑成功的兵力和火力与当年的林凤相比并没有多大优势，林凤没有做到的，也很难预料郑成功会取得成功。 虽然郑成功为保护华人而对西班牙殖民者发出的警告并未见效，他征伐菲律宾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然而他捍卫同胞利益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的，这在郑成功部属后来的追述中也能得到印证。中书舍人郑德潇曾说郑成功对西班牙人“三、五载，借事杀唐人”的暴行非常愤怒，郑经在也《闽海纪要》说：“诸岛番，惟吕宋待我中国人最无礼。先王在日，每欲征之，以雪我中国人之恨!”说明郑成功是随时准备付诸行动的，并非故作姿态的虚声恫吓。 明中期以后，南洋的海外华人屡遭西方殖民者虐杀，但明清两朝政府都没有尽到保护侨民的责任。连横在其《台湾通史》中指出：“时华人之在南洋者，多遭异族苛待，清政府不能保之，且以为叛民，任其虐杀，破家荡产……架小舟逃至台湾，成功抚之。”可见在几百年时间里，只有郑成功是真心用行动保护华人同胞的。 郑成功对西班牙殖民者的警告虽然因将其激怒而使华人遭到又一轮屠杀，但西班牙人事后也感到心惊。他们虽然仗着船坚炮利，表面上有恃无恐，但菲律宾毕竟处于中国的朝贡范围内，中国在那里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中国人里应外合反对他们，孤悬海外的一小撮殖民者很难维持其统治。而且他们也看到了郑成功征伐菲律宾的警告绝非虚言。郑成功死后，郑经继续准备攻打菲律宾，只是卷入了三番之乱才暂时作罢。郑氏父子这种使命必达的坚定信念让西班牙人害怕了，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 据江日升的《台湾外记》记载，1666年，也就是郑成功的警告信发出不到五年，西班牙人“至台贡问”，并且“去本俗服饰”，穿明朝衣冠觐见郑经，“行臣礼”。郑经“申通商之约”并谕示：“凡洋船到尔地交易，不许生端勒扰，年当纳船进贡。”使者“扣首唯唯”。 郑成功以一介明朝亡国后的海外孤臣，凭着并不强悍的实力，通过展现出悍威同胞利益的坚定意志和行动决心，迫使强横凶暴的西班牙殖民者做出了低头示弱的姿态，就此而言，郑成功不愧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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