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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年 的 味 道

 京都闻道阁 202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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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曹昱 

春节要到了,妻张罗着要办些年货,我却提不起一点兴致。

自少年离家,天南地北漂泊了十多年,每次过年都觉得平平淡淡,毫无欲望。即使近些年的几个春节,也都是学生们来到我家一起包顿饺子,聊聊天,就那么简单地过去了,偶尔留在记忆里的,也只是学生们点燃的炮仗和热闹的笑声。现在,来到了京城,原来的学生也都四散开去,这个年恐怕就更要冷清了。这种冷清似曾相识,让人免不了翻涌一阵阵的酸楚。

我的记忆里,少年时代的春节是杂乱无章的。

母亲是小学数学教师,在我和哥哥更小的时候,还曾经给我当过几年的老师。但我却不是一个好学生,上她的课还算小心,上别的老师的课却常常招来板子,直至语文老师那个木制的三角尺再次与我的脑袋相撞时断为两截,这种局面才算有了改变。儿时的印象里,母亲对我的教育是严厉的,甚至在别的老师那里也不允许我有丝毫的倚仗心理。只是在一年冬季,我跳完课间操到藕塘边玩耍,一不小心陷进去半截,浑身沾满了污泥,下一节正是母亲的课,母亲就让我坐在讲台边上的火炉边烘干衣服。我就面对全班的同学,一边烘衣服一边听课。也许这种特殊的处理方式连母亲也觉得不好意思,母亲露出歉意的微笑。我却觉得这微笑充满了慈祥的母爱。这时的春节也是欢乐的。父亲和母亲总是早早地开始办年货。最为壮观的是蒸上一大堆的馒头,炸上一大堆的豆腐干以及各种配料的丸子,这些都丰满地摊在床上。除夕的夜晚,放上许多的鞭炮,盛上热气腾腾的饺子,迎来送往,也算热闹。

后来,因为与父亲在感情上的纠葛,我很难再见到母亲的笑容。即使有时不经意的微笑,也充满了苦涩。母亲与父亲告别了那场不成功的婚姻后,母亲的日子举步维艰,身体也每况愈下,明显地苍老了许多,一个月只有三十多元的薪水,根本不能维持每月的药费和生计。而少不更事的我和哥哥,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分担母亲的忧愁。直到一个临近春节的夜晚,哥哥顶着呼呼嚎叫的北风,敲响我和父亲居住的后窗,告诉我:“小昱,家里没有吃的了。”我的心受到了震撼。这种震撼一直是我心中的痛,每到春节临近的日子,我都担心着这种痛再次发生。

毫无倚仗可言而仅仅为了生存的日子里,母亲在工厂旁边的农村租了一小间平房安身。日子过得更为拮据。而我一次次从父亲那里出逃,母亲总是宽容地接纳我,而这种拮据的日子却更增加了几分窘迫。肉对于我们来说是难得的奢侈品,而春节的临近,这些东西又不能不考虑,母亲就到市场上买些用豆熬制的“人造肉”作为替代,或者用豆腐和韭菜包上一顿饺子,算是过年的牙祭。米面也难以吃上的时候,只能买些味如高梁的糙米或从舅舅家要些地瓜干蒸熟了来充饥。而在那个年月,这些或许还能称之为食品的东西,早已经在人们的餐桌上消失,甚至很多农民也已不屑食用。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那么消瘦,面容憔悴。而我的淘气和无知又总是给这个贫瘠的家不断增添意想不到的麻烦。12岁的那年冬季,学校旁边一家商店新进了许多橘子,吸引了一大群淘气的孩子,当商店的妇人发现桔子少而恼火时,放学经过这里的我不幸成了她们捕捉的对象。她们不容我的苦苦解释和哀求,勒令让我平摊丢失的损失,尽管仅仅只有一元两角钱,但已经是母亲维系这个家过年的全部。我拿不出,也不知到何处说理鸣冤,更不敢告诉母亲。野蛮和暴虐成了这些婆娘和学校给我的最后答案。母亲知道了我被学校处分的事情原委后,没有责骂我,她说她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干那种见不得人的蠢事,但是也无处为我申冤。那个春节,我更加感到世俗的冰冷和母亲的无奈。

直到连每月五元的房租也交不起的时候,母亲央人用从姨母家借来的木料在家属楼下的空地边搭建了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窝棚。我和哥哥只能在学校的锅炉房内栖身。除夕夜电视里的晚会充满了笑声,年少无知的我和哥哥央求楼里的邻人,挤在荧屏前的一个角落,满足那一夕欢乐。而母亲是从来不去看的。我不知道,在那个家家户户充满笑声的夜,独守孤灯的母亲是如何熬过这一个除夕又一个除夕。一些时候,我们会在除夕之前赶到姨母或姥姥家,与他们搭伙一起过年,以躲过那种清冷。

上大一那年寒假,我终于再次同母亲一起过了一个春节,也是我参军到部队六年第一次与母亲一起过春节。这让我刻骨铭心。因为,这也是母亲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这时候母亲和哥哥已经搬进家属楼一间一居室的房子,虽然,这间不大的房子包含了母亲无数次在厂领导面前的苦苦哀求和眼泪,但总算有了一个可以安心居住的地方。母亲还新添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再装饰上母亲的学生们送来的一大堆年画,算是能觉出些过年的味道。哥哥也已在几年前走上讲坛,并已成绩颇佳。而我扛着军校的红牌牌,也为病体缠身的母亲脸上增添了些许的笑容。母亲按照家乡的习俗,早早地购回了各种年货,当然,肉是货真价实的,还有鲜鱼和活鸡。虽然,与邻居们相比,这些年货还显得有些寒酸,但是,对我们来说已算是丰富的盛宴了。紧接着是贴春联、清扫房屋、过油炸丸子……我忙着与少时的同学聚会、喝酒,听凭母亲忙忙碌碌地操持。

除夕之夜,母亲、哥哥和我围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包着饺子,一边讲述各种轶闻,讲述来年的祝愿和希望。新年的钟声敲响,我们燃放了长长的鞭炮,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我感到了母亲多年未有的欢乐。新年的第一天,与母亲一别二三十年的几个小学同学来访,更给母亲增添了许多额外的惊喜,而我和哥哥也万万没有想到,这种时隔几十年的突然造访,似乎就是冥冥之中的前兆。

返回学校三个月后,我在一天内连续接到三封报母病危的电报。我仓惶中赶回家乡的医院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已经认不得我了。三天后,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为自己没能珍惜与母亲在一起的最后一段时光而深深地懊悔着。此后的很多日子,梦里经常会出现母亲瘦弱的身影,有的时候,我分明看到她在楼上忙碌,而那楼梯突然间断裂,使我不能走到母亲近前。总是在这种梦幻般的混沌中,感到母亲的存在。哥哥与我谈起,他也有着与我一样的梦境,也总是觉得母亲没有离我们而去,分明就在我们身边。越是春节,这种感觉越明显。我所能做的,不管是在东北边陲工作,还是在海滨都市谋生,除夕的夜晚,我与妻一起在路边的地上画上一个圆圈,盛上一碗饺子,念叨两句母亲。以这种古老的形式,希望能补偿一下对母亲的愧疚。而过年,我却提不起多大的兴致。春节本来就很少属于我,而没有了母亲的春节更是索然无味的。

(本文曾刊于《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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