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郝敬是明末湖北京山著名经学家和思想家。他早年经历坎坷，年过而立混迹官场十余年，在无法实现政治抱负的情况下辞官回乡，潜心著述 35载， 终成“穷经巨擘”。他解经注经不拘成说， 自成一家；研究儒学主张返璞归真，回归经典；学术思想强调知行合一，注重实践的作用 。他充当了晚明学术的批判者角色，为日益走向玄虚的学界注入一股清新的学术风气。
中图分类号：B24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 － 0768（ 2013） 03 － 0042－07郝敬，字仲舆， 号楚望， 晚明著名经学家和思想家。因世居湖北京山， 故称“郝京山先生”。其父郝承健，嘉靖四十年（1561年）中举， 后核授四川嘉定州学正。任职期间清正廉明， 曾将官员聚敛的“河坝税”用于贩济贫寒学子。由于个性率真耿直，郝承健最高官职只做到直隶肃宁县知县。后因母丧归乡，终老田园。郝承健对《诗经》、《春秋》颇有研究。曾与同乡才俊组建诗社，与后来成为文坛领袖的李维祯相交甚好，曾命郝敬从李维桢受业。郝父的性格和学识，对郝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郝敬是郝承健次子，生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 。郝敬天资聪颖， 少时即有神童之誉，五岁即随父学习时文及经书。有明一代， 程朱理学是科举取士的标准，可是郝敬自小就对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导致童子试四试不第，后得其父至交李维桢相助，25岁才得传诸生籍。可是也就在这一年，父亲郝承健病殁，自己又被诬作杀人犯身陷囹圄。郝敬在晚年所撰的《生状死制》详细记载了此事的经过：比府君丧，而邻有病叟，与家奴善，过而饮食之。醉饱，一夕暴亡。其子来殡， 有嗾之者曰：“盍讼诸? ”又有嗾之者曰：“讼奴不如讼主，奴主方失怙，不赂我辈，得免乎? ” 余闻而诮之，逢其怒，其党峰起。诬告余杀人。(1)《明史》所载郝敬“幼称神童， 性跅弛， 尝杀人系狱”〔1〕， 指的就是这件事情。父亲的去世加上冤案的拖累，郝敬穷困潦倒，幸得李维桢不负郝父所托， 不仅为郝敬洗清罪责， 还为郝家提供居所，在经济上给予极大的帮助。在李维桢的关怀下，郝敬从此“折节读书”， 万历十六年（1588 年）中举，次年进士及第。在郝敬的这段生活中，李维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晚年郝敬在《心丧记》中写道：“先生贤我亲我者至矣， 幼而多难， 微先生则为釜中之鱼， 机上之肉矣。” 可以说如果没有李维桢的帮助，就没有后来的“穷经巨擘”。万历十八年（1590 年）， 郝敬被任命为浙江缙云县知县，一年后改调为永嘉县令，由于政绩颇佳，三年后升任礼科给事中。郝敬在此任上仅一年，即因家事告假归家，三年后复补户科给事中。在这个职位上，郝敬极尽谏诤及纠察之责， 屡屡陷入政治争斗，直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挂冠而归。郝敬担任户科给事中时正值万历皇帝因屡屡受挫而消极怠工之际。倭寇侵扰，财政混乱，郝敬不负纠察之责， 曾在十个月内连上谏书十二份弹劾奸臣。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山东税监宦官陈增贪横，为益都知县吴宗尧所奏，神宗没有加罪于陈增， 衮衮诸公噤若寒蝉，唯独郝敬挺身而出。他在弹劫陈增的奏章中写道：“开采不罢，则陛下明旨不过为愚弄臣民之虚文。乞先停止，然后以宗尧所奏下抚按勘核，正增不法之罪。” 神宗置之不理。不久，山东巡抚尹应元也上书指出陈增的不法行为，惹得昏庸的万历皇帝勃然大怒，不但不降罪陈增，反而重责尹应元，斥吴宗尧为民。面对这颠倒是非的裁决，郝敬再上言曰：“陛下处陈增一事，甚失众心。”〔1〕郝敬指出：“开采一事， 诸臣百言而皇上百不听”， “开采之役不停， 内臣之差遣不罢，虽禁其勿扰， 而实教之扰也”， 甚至提出“乞将臣疏与宗尧所奏一并批发， 臣言是，陛下鉴其直而有其死，臣言非，则诛戮之、斥逐之，亦足以毕臣之言责， 彰陛下之英断。倘一概含糊留中不发，忠欵徒勤，天听愈远，疾痛呼而不应，蟊贼猖而不诛，日积月累以致天变人离，虽遍大地为黄金，尽河沙为珠玉，而瓦解之势成，天下之事去矣。然后取臣今日之言，追思之取今日败坏天下之小人而族灭之，亦何补于危亡之数哉？”（ 2）这些言辞激烈、咄咄逼人、矛头直指万历皇帝的奏疏让神宗如鲠在喉。也许是自知理亏，也许是良心发现，他没有对郝敬施以“廷杖”，郝敬也算幸运，只受到罚俸一年的处罚。郝敬任职礼科与户科给事中期间， 朝廷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为救民于水火， 郝敬“数有所论奏”。《钦定续文献通考》收有郝敬《条议钱法敬条议》及请铸大钱等奏疏， 可以看出他对钱法、理财亦有独到的见解。明朝的钱法朝令夕改， 货币管理制度极为混乱，郝敬上疏条议钱法，提出了七条切实可行的货币方案：责专官、定规则、广铸局、采铜矿、处工本、 算岁息、 听贩卖〔2〕。郝敬的提议不但周密详细， 而且充分考虑到具体操作的复杂与难度，具有切实可行性。但万历皇帝虽然同意他的意见，却未依计行事，以致银钱钞问题愈演愈烈，以致难以收拾。与每一个青年一样， 年轻的郝敬也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他刻苦钻研经世之学， 严格遵守言官“侍从规谏， 补阙拾遗”的职责， 不畏强权， 不顾生死， 竭力维护朝廷法纪， 提出了很多切中时弊的建议。时人曹学佺对郝敬的奏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言某事， 则中某事之窾， 机宜晰矣。必能行焉而后言之，区书当矣，有所忌焉而敢言之，丰采凛矣。上已示意， 下已见隙， 而始终言之，执持坚矣。”（ 3）准确地概括了郝敬奏疏的因时制宜、远见务实的特质。如果在政治清明的时代，郝敬很可能成为一位治世能臣， 但在万历年间的政治环境下， 忠直之臣很难有所作为。再说郝敬的性格过于率直，他曾经公开弹劾首辅赵志皋，多次指陈皇帝的过失， 次次锋芒毕露， 处处不依不挠，逐渐为当权者所不容。那些凝聚着他的心血的奏疏多被留中不发， 让他对时局越来越失望。他在《省中遣怀》中写道：“未信忠为诌， 言多数转穷。忧时空有泪，补阙竟无功。” 可见其内心的彷徨与苦闷。另一首《省中寄王不疑》 谓：“病骨衰残难报主，微躯捐尽总成疑。……寄语墙东高隐士，青春作伴是归期。”（ 4）已经流露出辞官归隐的念头。万历二十七年（ 1599 年） 郝敬在京官春考中被评为“浮躁”， 降为宜兴县丞， 次年改任江阴知县。面对昏乱的时局， 郝敬痛心疾首地写道：“祖宗养士二百余年来， 未有阉然无气息若今日者。上既贱士，士亦自贱。不知天下后世，谁执其咎。方今国家多事， 根本未植， 忠正之心膂日 退，小民之膏血日枯。”（ 5）士风日 益沉沦， 郝敬深感痛心和无奈，他只能独善其身，用自己的行动做螳臂当车般的努力，即使在贬官江阴期间，他仍念念不忘教化民众， 亲自 口授父老子弟“圣谕俗解”， 但期满后的“下下”考评及再降的官职让郝敬彻底失望。万历三十二年（ 1604 年） ，47 岁的郝敬“挂冠而归”，从此潜心学术， 再未涉足官场。位卑未敢忘忧国，直到天启二年（ 1622 年） ， 这位赋闲京山的一介布衣又撰《天山评》， 讨论应对辽东危机之策，其拳拳爱国之心，天日可鉴。中国知识分子讲究“三不朽”， 辞官还乡意味着“立功”的大门永远关闭了。对自 己忠君报国却屡遭贬抑的仕宦生涯，郝敬以坦然替代了怨恨：“余少壮有志恢弘先业， 而中道颠踣， 不能立功显扬所生，天也。其立德立言为贤人君子，以不辱其先， 此自 不关天。子孙有志， 亦为之而已矣。”（ 6）由“立功”转向“立言”， 这是政治上的退却， 也是文化上的崛起。从万历三十二年（ 1604 年） 辞官回乡到崇祯十二年（ 1639 年） 终老田园， 郝敬最后35 年的生活可以“筑园著书， 不通宾客”来概括。《明 书》 中这样描述他对学术的痴迷：“堂不设宾席， 几点窜涂抹纸札， 压匣中， 每岁除夕，辄令侍儿以楮囊示客， 衡之中石， 相与大笑，曰：‘聊以为豪永日 也。’ 因号‘术痴’ 自 嘲。邑令至不识其面。婢侍圉仆，秃裙敝履，操作户外。枕藉图史，虽幽忧疾痛中不暂辍。”〔3〕在郝敬的学术生涯中， 有三个人对他影响巨大，一是他的父亲郝承健。郝敬不仅继承了父亲耿直不羁的性格，也继承了家学，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接受了最早的学术启蒙。第二个是他同为京山才俊的老师李维桢， 郝敬在他的指导下学习词章制义，顺利获得功名，踏入仕途。郝敬对他的老师十分崇敬， 称“先生高才博学， 为一代文章宗盟”、“德行道谊尤为一代词林人物之孤表也”， 甚至说“自孔孟没而六经义理曲畅旁通者百不得一焉，经术与文章浑融一贯者万不得一焉，惟吾师兼之”〔4〕。学生对恩师的赞颂， 不免有溢美之嫌。李维桢曾直言自己对郝敬的学术研究没有多大启发：“余卤钝面墙， 仲舆徙游久， 於经无半字发明指授。”〔5〕这句话显得过于自 谦， 但确有合理的成分：李维桢的成就集中在文学领域，而郝敬毕生研习儒家经典， 经学成就远高于自 己的老师。第三个是郝敬在永嘉任知县时结识的良师益友鲍观白。两人初次见面， “倾盖片语， 相视而笑， 莫逆於心，遂成忘年之好”〔6〕。郝敬中进士前后， 以撰写制文见长，他的八股文一度广为流传，成为士子的范文。与其同年进士的探花陶望龄对他的八股造诣给予极高的评价：“吾同年郝楚望诸作， 能投弃绳检， 恣心横口， 枯者必腴， 死者必活， 直透此机，何题可缚？”〔7〕可是郝敬与鲍观白 相交后， 兴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论学遍及三教，无所不包， 让年轻的郝敬视野一开， 俗情一扫， 学问体系逐渐完善， 治学方向随即从应试八股转向经学和理学。二人切磋砥砺，不断迸发思想火花，为郝敬辞官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万历三十二年（ 1604 年） ，47 岁的郝敬“挂冠而归”以后专注学术，35 年笔耕不辍， 成为著作等身的一代宗师。郝敬学问非常广博，著述相当宏富，在明代汉水流域诸学者中， 著作数量仅次于陈士元。其中《九部经解》 达一百七十四 卷、 一百六七十万余言。除《九部经解》外， 还有《山草堂集》， 此书分为内编十五种和外编十二卷， 内 篇有《谈经》 九卷、《易领》 四卷、《问易补》 七卷、《学易枝言》 四卷、《毛诗序说》八卷、《春秋非左》二卷、《四库摄提》十卷附录一卷、《时习新知》六卷、《闲邪记》二卷、《谏草》 二卷、 《小山 草》 十卷、 《啸歌》 二卷、《艺圃伧谈》四卷、《史汉愚按》八卷、《四书制义》六卷、《读书通》 二卷；外篇多为史学和唐诗品评著作，有《批点左氏新语》二卷、《批点史记琐琐》二卷、《批点前汉书琐琐》 四 卷、 《批点后汉书琐琐》四卷、 《批点晋书琐琐》、 《批点三国 琐琐》、《批点南史琐琐》、《批点北史琐琐》四卷、《批点旧唐书琐琐》四卷、《批选杜诗琐琐》 四卷、《批选唐诗琐琐》二卷、《蜡谈游艺之怀》六卷， 合计达一百五十二卷。其著作数量之巨， 价值之高， 涉猎之广，令人叹为观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 74 岁的时候， 他召集家人为自 己择日 卜 地， 自题 “明给事中郝敬之墓”。崇祯十二年（ 1639 年）的冬天，郝敬离开了 人世， 时年 82 岁。《湖北旧闻录》所记其临终行状也极富传奇色彩：早起衣冠，脯忽不怪，命内外埽，沐浴隐几，连草八札别友人。亲旧 咸来视， 危坐榻， 拱手称别，语止，笑乘鲭车至西山， 索笔题别 墅柱云: “升沉难定，但深壑藏舟，夜半凭谁有力; 来去自 由，如惊风飘瓦， 天公于 我 何心。” 少 顷 色 变， 属 纩 绝 而卒。〔8〕纵观郝敬的一生，他少称神童但命途多舛，25岁险成刀下冤魂；年过而立混迹官场十余载，虽立志报国但为世不容， 最终未成大器；后 35 年勤学苦思，笔耕不辍，终成“穷经巨擘”。他性格耿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即拔剑而起，直言清议连皇帝和首辅也不留面子。他身上有十分浓烈的书生义气，这种气息在别人眼里就是狂狷、浮躁。他也曾想在政治舞台上践行孔孟之道， 但十余年的宦海生涯让他对官场彻底失望，于是毅然挂印归家，从此笔耕不辍，用另一种形式拯救日益沉沦的世风。即使在学术研究中，郝敬仍不失狂生本色，阐释义理，不以阳明为宗，注经解经，剽削朱子之道，不拘成说、锐意创新成为郝敬著作的基本特征。“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 风流”， 此谚可谓郝敬人生的真实写照。中外学者研究郝敬，多着眼于其经学和理学著作，其实他在文学理论和考据学上也有独到的见解。郝敬毕生研究四书五经，不仅不遗余力地注经解经以光大孔孟之道，对经典的语言、文字之美，郝敬也情有独钟。他认为经典之所以能广为流传， 垂范后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字简单， 语言通俗， 妇女儿童都能看懂， 读书人的文章创作，应该学习经典的文风。明代后期， 以“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垄断文坛， 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在散文创作中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 走上复古的道路。郝敬坚决反对这种理论， 他认为汉唐文辞根本不值得师法：“夫子之文章， 较古书易， 尤为平雅。然而含蓄蕴藉，深思隽永。孟子之文， 光风霁月 ， 疏快明爽，而义理日 新。至於汉唐以来， 泛滥敷衍， 温丽华婉之尚。而名 理废为刍 狗， 则 衰世浮薄之习矣。”（ 8）也就是说恰恰是汉朝以后， 文章慢慢地脱离了经书平易通俗的特征，流于华美的形式，失去了“文以载道”这一文学创作的根本目 的。再说对汉唐文章的刻意模仿必然使文章丧失了 新鲜感，从而使创作变得毫无价值。对经典作品的继承，不能仅仅局限于形式，而要继承经书中具有深入底蕴的本质内涵。综合郝敬的文学理论， 大概有以下三点：首先， 文贵简易。秦汉文辞晦涩奇险，不值得学习，先秦四书五经及受其影响的诸子之文才是文章的典范。他对古文辞派在现实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深感忧虑，认为韩愈、苏轼的文章较好地继承了经典的文风， 是科举士子应该学习的对象：“韩、 苏二子生千载后， 起而鼎新。事难功倍，谈何容易。今士子薄唐宋为庸浅， 远托（ 司马） 迁、（ 扬） 雄， 竞趋奇险。此古文之习气， 而时文效之大病也。盖韩、苏二子，於时文近。迁、雄、相如，於时文远。韩、 苏二子之文清畅， 迁、 雄、 相如之文沉着也。”（ 9）其次， 文以载道。“经术制义，原为圣贤传心，国家以此程士。”（ 10）时文写作不是单纯的科举考试答案，阐释义理、光大孔孟之道才是文章灵魂所在。再次， 文必创新。“创始则新，已陈即故。白天为膏雨， 落地成混潦。即使阳春白雪，一唱再唱三唱，市人皆效之， 不足听矣。”（ 11）拟古复古让才智平庸之辈徒事剽窃， 所创造的全是文字垃圾；要赋予文章新的生命， 必须推陈出新。郝敬对历史学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例如他研究《史记》的《史汉愚按》和《批点史记琐琐》两部著作， 既在疏解字词、考订史实、 辨析取材方面用力甚深， 也对司马迁的思想观念、《史记》 的体例和写作特色有很多颇有新意的评论， 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郝敬渊博的学识。如《史记琐琐》 卷二《楚世家》：“熊咢子熊仪， 称若敖。若敖子熊坎立，称霄敖。楚文王熊赀囏子熊翰立，称杜敖。康王子员立，称郏敖。按：贵人称敖， 楚语也。楚庄王时，灭若敖之族，即熊仪之族越椒，官为令尹，非楚令尹通称若敖也。韩信在楚， 为连敖。” “敖”字的意义，至今未有定论。杜预在《左传》注释中以“莫敖”等为楚国官名或封号。郝敬自 己便是楚人，他利用家乡方言反驳杜预的说法，认为这个字在当地用于指称位尊之人， 这种解释确实比杜预的可信。关于孟子师从的问题， 由于《孟子》语焉不详，导致后世众说纷纭。司马迁说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 刘向认为孟子是子思弟子， 后学班固、赵岐、韩愈、施德操等皆附议于刘向，陈士元又从子思和孟子的年龄记载入手， 得出了孟子和子思不在同一时代的结论，认为孟子师从子思门人。郝敬对孟子师从子思或师从子思之门人两种观点都予以反对，在陈士元考证基础上， 提出孟子“学无专师”的观点。古来主张孟子师从子思门人的多依据《孟子· 离娄下》“予未得为孔子徒也， 予私淑诸人也”之语， 郝敬认为这种观点同样是错误的：……或谓孟子私淑子思之门 人， 非也。夫以伯夷、伊尹、颜闵、 游夏犹曰， 舍是此， 何人而能以孔子之道开来， 岂在尹、 夷、 颜闵 下? 而孟子顾没其师使后世无传乎? 则 其人可知也。善无常主，学无专师， 前章以庶民造端， 此章以诸人结毂， 盖道惟人为付讬， 惟几希为 私淑。故自 任继孔子而不言其事，即无言之述，点识之旨也。几希抉其微伦物指，其实仁义挈其领旨，酒善言四事，博其趣，故孔子亦不言事，而但举春秋，以正人伦。七篇之言仁义，即春秋也，所以为私淑也。〔9〕郝敬一生的学术研究精力主要集中于理学和经学。他站在传统学者的立场， 认为史学是经学的附庸，也许正是这种立场偏见，致使他虽广读史书，却少有精诣。但他以其渊博的学识， 引 经据史，经史互证，往往发先儒所未发，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对孟子“学无专师”的考证， 拓宽了考证思路，对后人很有启发。在明末玄虚空疏的学术氛围下，郝敬善用材料，搜罗毕具，以资考证，实为清代考据学开风气之先。然而郝敬在经学上造诣太深， 名声太大， 以至于其史学成就多为经学所淹没。郝敬曾这样总结自 己的思想发展历程：“早54 岁出入佛老， 中年依傍理学， 垂老途穷， 乃输心大道。”〔10〕中年之前， 他醉心于佛老之学， 曾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说：“昔我堕无明障， 轮回七道中， 垂十五年， 阅历众生多矣。惟有老兄一人， 妙净不染，每蒙慈诲，拔济弘多。别后二载，嚼铁吞针，以日为岁。”（ 5）随着对理学研究的日 益深入， 他对佛学的态度由笃信到怀疑， 最后转向彻底的批判。他撰写《驳佛书》 阐述佛教对世道人心的损害，说：“浮屠所以害道者， 不始于灭伦， 而始于苦空，惟其以众生为苦，故并父母君师，皆谓之魔。惟其以世界为空， 故举天地万物， 皆谓之幻。如此， 又焉知有人伦礼法？败常乱俗，自此始矣。”（ 12）这种思想转变可能因为他宦游期间目睹官场腐败又无力改变，进而把世风日 下归咎于佛学。中年他曾一度专注于理学，但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郝敬渐渐对诸家学说皆不满意，遂决心致力于解经注经，“输心大道”，自成一家之言。这正是他晚年专注经学的原因。当《九部经解》 这部集多年心血的大成之作完成的时候， 他在《送九经解启》 中写道：经教之衰，亦无如今日 者矣! 三百年来，雕龙绣虎， 作者实繁， 而含经味道， 羽 翼圣真， 寂乎无闻。是子矜之羞，历 代之阙典也。某一介腐儒，有志未酬，十年闭户 ，揣摩粗就，而瓠落无用 ，抱璞求沽。盖道有宗盟， 非关私请， 如百川 望海， 岂辞未( 5)同 ?上述之“一介腐儒”、“揣摩粗就”只不过是谦辞而已，抨击先儒、标榜自身才是郝敬的本意。他自视甚高，认为三百年来只有他真正理解孔孟之言、圣人之道， 如今“为往圣继绝学”之大任普天之下非他莫属。其中《九部经解》 是他穷二十年之力完成的得意之作。之所以名为九经而非传统所言的五经， 是因为郝敬认为， “三《礼》 皆礼也，《论》、 《孟》 皆 传 也， 犹 之 五 也， 五 用 九， 天 则也”（ 13），因此他在五经之外加上《仪礼》、《周礼》、《论语 》、《孟子》， 合为九经， 其书目 为：《周易正解》二十卷、《尚书辨解》十卷、《毛诗原解》三十六卷、《周礼完解》十二卷、《仪礼节解》十七卷、《礼记通解》二十二卷、《春秋直解》 十五卷、《论语详解》二十卷、《孟子说解》十四卷， 合计九部共一百六十六卷组成。在各经解的卷前分别有归结其要旨的论文《读易》、 《读书》、 《读诗》、 《读周 礼》、《读仪礼》、《读礼记》、《读春秋》、《读论语》、《读孟子》各一卷，以上总计达一百七十四卷、一百六七十万余言。本文仅以《论语》研究为例， 一窥郝敬解经注经的特色。郝敬认为，《论语》在众经中地位最高。他说“ 《论语》是孔子精神所寄，《论语》未通，六经不可领略。心不开明，耳目手足无所禀受。六经如律，《论语》如例。例熟则五刑之属三千， 皆可引 附；《论语》熟，则六经之言， 迎刃解矣”〔11〕。既然《论语》为众经之首，那么注释《论语》自 然是“输心大道”之关键。郝敬注经解经， 从来不拘成说， 对包括朱熹、王阳明在内的先儒提出很多率直的批评。如《学而》“贤贤易色”章， 朱子认为“贤贤易色”、事父 母、 事 君、 与 朋 友 交， “四 者 皆 人 伦 之 大者”〔12〕， 而郝敬则认为四 者不能并列， “贤贤易色”为后三者之出发点。他说：“贤贤易色， 即好仁者无以尚之， 此忠信之心， 制行之本。事亲竭力，事君忘身， 交友有信， 皆自 此一念流形。朱注配列为四皆人伦之事，非也。”〔11〕对于与自 己有师承关系的王阳明及心学后进， 郝敬也不留情面。如对“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句， 郝敬注曰：“或曰：‘温故离文字’ ， 非也。焉往非学， 何况文字？天下义理，尽归六经， 合古训空谈良知， 则殆矣。凡圣人言知即是行。义理著于经籍， 良知根于天性。外资诸经籍， 内合诸良知， 不昏而置之，不强而索之， 潜玩而徐思之， 顾諟而存养之， 日 用作止语默， 有惺然会心处便是知所未知， 孟子云‘有事无正无忘无助’ ， 此之谓也。”〔11〕这显然是对良知学的批判。在批驳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基础上，郝敬经常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如他在解释《公冶长》“我不欲人之加诸我”章时， 指出“行恕是心上事，在默识躬行”〔11〕；在解释《雍也》“哀公问弟子”章时，指出“圣门学者， 聪明才辨， 笃实躬行，两等不乏人”〔11〕。借注经阐发义理， 可谓郝敬的注经特色。郝敬注经解经，与其说是注释，不如说是借注经之名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从未把研究重点放在训诂考据上，也没有满足于批驳朱王空疏、玄虚之弊，而是强调由虚返实， 回归经典的治学理路， 继而提出重实践、重实事的思想精神，并突出利用经典解决当下问题的现实意义。这种治学理路， 无疑为晚明日益走向玄虚的学界注入一股清新的学术风气，让经典因顺应时代潮流而散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郝敬的学术成就， 出要集中在经学和理学两个领域。实际上这两者相互依存、相互阐释，很难做明确的区分。郝敬晚年致力于“输心大道”的名山事业，所谓“大道”就是圣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潜藏在儒家经典之中， 只有通过解经注经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样，解经注经便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其目的不在于疏通训诂字句，而在于揭示经之中的孔孟思想，在于传承圣人的精神，进而通过对这种精神的发扬解决人生、 社会中的种种问题。总结郝敬的学术特质，大概有以下三点：不拘成说，自成一家。在郝敬看来，历代大儒的注释都未能准确阐释圣人的“神”。他的老师李维桢在其书《谈经》 卷首这样解释郝敬解经的目的：“病汉儒之解经， 详于博物而失之诬， 宋儒之解经，详于说意而失之凿。而自 为解。”（ 14）郝敬在选择注释文本时， 就已经突破了“四 书”、 “五经”的传统注经体系，他在五经之外加上《仪礼》、《周礼》、《论语》、《孟子》， 合为九经， 做《九部经解》，这在朱子《四书章句集注》 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无疑具有与宋儒立异的特色。郝敬的学术思想有非常鲜明的反理学倾向， 但在批判朱子的同时， 也反对王学的空疏、玄虚之弊， 其思想不属于当时的任何一个流派， 形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返璞归真， 回归经典。这种特质在他的《诗经》注释中得到了最佳体现。郝敬在青年时期就对朱熹的《诗集传》 心存疑惑， 专致学术以后， 他极力批驳《诗集传》， 呼吁学界回归经典， 重新认识《古序》的价值。这首先表现在对《诗》 的功能作用的认识上。郝敬认为：“诗皆古贤达闻人感事托兴， 劝善遏恶而作。苟不关法戒， 则圣人不录。《三百篇》皆治乱兴衰之迹， 不独为歌舞之节而已。”《诗》固然可以和于乐舞， 并以乐舞的形式咏唱流传，但是《诗》的根本功能绝非娱乐而在于劝 善 遏 恶。朱 熹“专 以 乐 舞 论 诗， 遍 改《古序》”〔13〕无疑极大地贬低了《诗》的价值， 因此《诗集传》在出发点上就已经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由于朱子解《诗》 不尊《诗序》， 主张纯就《诗》 的本文来论《诗》， 因此望文生义， 提出《国风》 中有多篇“淫奔之诗”，郝敬认为这种说法不仅贬抑了神圣经典，而且败坏了 学风：“朱元晦于《国风》 诸篇，语稍涉情致，即改为淫奔，遂使圣人经世之典，难以谐讲，初学血气未定，被卷生邪思，环席听讲，则掩口而笑， 致使蒙师辍讲， 父兄不以授其子弟，甚违圣人雅言之意， 其关系岂浅浅哉！” 郝敬认为朱子所谓的“淫奔之诗”实际上是“和勤之音， 性情之始，非发男女之事也”， 其意在因情利导， 使正常的感情得以宣泄， 因此孔子“思无邪”之论，才是真正道出了《诗》 的真谛。郝敬的对朱熹的有力批判，对《诗经》后期的解读和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知行合一，注重实践。郝敬在继承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基础上， 倡导“先行后知”说， 突显行的价值和地位。郝敬认为， 知是每个人心中与生俱来的道德良知，知不可离开行，唯有付诸行的知才可谓真知；同样， 行亦不可离开知， 行要以知作为内在依据， 知行两者在根本上是同一的， 因此，知行合一的过程便成为一个不断化知为行、 由行明知的过程。在知行先后问题上， 郝敬解释道：“行出于知而先知， 犹阳生于阴而尊阳也。无阳则阴不开，无行则知不彻”（ 15）， 正所谓“圣人知在行前，天道也；学者行而后知， 人道也”（ 16）。学者和常人的心常常为无明所遮蔽， 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行为才能将被遮蔽的灵心重新呈现出来， 因此对于我们常人而言，行先于知，行的价值和地位与知同样重要。基于对行的重要性的肯定， 郝敬提出了“力行”的主张， 所谓“士必力行， 然后知之”，即在寻常日 用中践行孔子所言“入则孝， 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 而亲仁”等具体行为， 让人潜在的道德良知在日 常生活中自 觉地呈现出来。这种思想，无疑是对王阳明“不离日 用常行内， 直造先天未画前”的进一步发展。郝敬的学术研究贯穿着一条主线：依循圣人之道而倡实事、 实践。他说：“盖大道无隐秘， 六经无奥义， 惟是日 用子臣弟友之常，身心视听言动之间而已。”（ 1）其反复阐述论证的不过是入孝出悌、 与人忠信这些儒家基本的伦理准则〔14〕。对郝敬这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大儒，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赞扬他“发先儒所未发”， “疏通证明，一洗训诂之气。明代穷经之士，先生实为巨擘”〔15〕，但也有人批判他“书中所解， 往往失之粗犷，好议论而不究其实”〔10〕。不管是毁是誉， 都说明其学说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 这位大儒的深邃思想和学术地位将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 1） 郝敬 ：《小山草》卷九《生状死制》， 明万历至崇祯间郝氏 《山草堂集》刻本。（ 2） 郝敬 ：《劾内官陈增再请停开矿疏》， 《湖广通志》卷九十一，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3） 曹学佺 ：《旧刻谏草序》， 郝敬 ：《谏草》， 明万历至崇祯间郝氏《山草堂集》刻本，第 5 页。（ 4） 郝敬 ：《啸歌》卷二 《省中寄王不疑》， 明万历至崇祯间郝氏《山草堂集》刻本。（ 5） 郝敬 ：《小山草》卷七。（ 6） 郝敬 ：《小山草》卷八。（ 7） 郝敬 ：《小山草》卷五。（ 8） 郝敬 ：《艺圃伧谈》卷四《杂文》， 明万历至崇祯间郝氏《山草堂集》刻本。（ 9） 郝敬 ：《艺圃伧谈》卷四《间燕语》。（ 10） 郝敬 ：《艺圃伧谈》卷四《论制义》。（ 11） 郝敬 ：《艺圃伧谈》卷二 《辞赋》。（ 12） 郝敬 ：《四书摄提》卷一， 明万历至崇祯间郝氏《山草堂集》刻本，第 2 页。（ 13） 郝敬 ：《谈经题辞》， 《谈经》， 明 万历至崇祯间郝氏《山草堂集》刻本。（ 14） 郝敬 ：《谈经》。（ 15） 郝敬 ：《四书摄提》卷八。（ 16） 郝敬 ：《四书摄提》卷五。参考文献：〔1〕 张廷玉，等． 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文苑四〔M〕 ． 北京：中华书局，1974：7386．〔2〕 汤勤福． 明缙云县令郝敬考论〔M〕 / /黄帝文化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3〕 查继佐． 明 书〔M〕 / /二十五别史． 济南：齐鲁书社，2000：2537．〔4〕 郝敬． 心丧记〔M〕 / /黄宗羲．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5〕 李维桢． 旧刻攫经解序言跋〔M〕 / /郝敬． 谈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5：4．〔6〕 郝敬． 时习新知〔M〕 ． 台南：庄严文化事业出 版有限公司，1995：3．〔7〕 陶望龄． 歇庵集：卷十六〔M〕 ． 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15．〔8〕 陈诗． 湖北旧闻录：卷四十· 文献七〔M〕 ．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1733．〔9〕 郝敬． 孟子说解：卷八〔M〕 ． 济南：齐鲁书社，1997：42．〔10〕 纪昀． 四 库全书总 目 提要〔M〕 ． 北京：中 华书局，1965．〔11〕 郝敬． 论语详解〔M〕 / /续修四库全书：第 153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 程树德． 论语集释：卷二〔M〕 ． 北京：中华书局，1990：31．〔13〕 郝敬． 毛诗原解：读诗〔M〕 / /续修四库全书：第 5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4〕 董玲． 郝敬思想研究〔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01．〔15〕 黄宗羲． 明儒学案：卷五十五· 诸儒学案下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314．〔责任编辑：陈如毅〕作者简介：左攀（1985 －） ，男，湖北竹山人，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汉水流域历史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