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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从萌发创作动机到作品形成，有许多奥秘值得我们探索。其中艺术构思便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古来文论家莫不抒发己见，互为补益。刘勰深通文理，识“为文之用心”，明“草创”之甘苦，他在文论专著《文心雕龙》中关于艺术构思的见解，颇为精当，堪称无愧于先哲、有益于后生。 刘勰十分讲究艺术辩证法，往往触类旁通，不偏执一隅。他在探讨艺术构思这一文学的内部规律时，既从宏观着眼，抓住艺术的本质，又从微观剖析，把握艺术的特征。并且，他很善于吸取前人论点的精华，阐发自己认识的独到之处。 《原道》篇把天、地、人并称，声称“人文”与天地并生，这里实际上是从哲学的意义上高度概括了人文与天文的关系，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的依存关系，所谓“天文斯观，民胥以效”。作为“无识之物”的日月山川、云霞草木，尚且“郁然有采”；而名为“天地之心”的“玉版金镂”、“丹文绿牒”，因为经过了“雕琢情性，组织辞令”的加工改造，自然更能“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由此可见，刘勰的文学观是十分深刻的，他从沿波讨源的考索中，总结出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在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我们分析他的艺术构思论，也应从这个基点出发，方可“伦理无爽”，而不至于本末倒置。 刘勰谈艺术构思，正是以“物”和“心”的相互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物色》篇云“情以物迁”，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神思》篇称“神与物游”，“物以貌求，心以理应”，辞或有异，意正相发。情、神、心，实为主观的别名；物，则为客观对象的总称。这两方面彼此交融、相为制约，成为艺术构思的根本法则。 艺术构思的特征在于形象，而形象必以外物为媒介。刘勰侧重言及自然景物，主要以诗骚辞赋这些抒情性很强的文学作品为依据。他在《物色》中首先肯定了“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既而叙说“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情感随景物变化而变化，诗人必感于物而形于言。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于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正为刘勰所承。但刘勰更进一步指出了作者情感的作用。“山林皋壤”，固然为“文思之奥府”，然而主观的情志对作者选择和描绘景物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决定着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刘勰认为诗人在“联类不穷”时，一方面“既随物以宛转”，即“情以物迁”；另一方面“亦与心而徘徊”，即“辞以情发”。“情以物迁”之“情”，还处于被动状态，没有艺术化；而“辞以情发”之“情”，就已包含了作者一定的思想成分，如《原道》篇所说的“雕琢情性”，因而在“写气图貌”、“属采附声”时，必然使所状之“物色”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因此“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诗人”之情与“辞人”之情原本有别，其刻画外物的辞采也必然异趣，这表明艺术构思过程中主观与客观之间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当然，刘勰在本篇特指的外物主要是自然景物，而在《时序》篇中说明“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道出了社会生活的功用，正与本篇参会。有人指斥《物色》篇不言社会生活为一大“漏洞”，实不知刘勰论文时往往文意互出，避免重复。 然而，艺术构思中的形象特征是借助于想象或联想的方式来显示的。想象、联想在艺术构思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定的艺术境界或者说是“意象”，必资此而效绩。刘勰在《神思》篇中着重论述了这个问题。 想象、联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受时空限制，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并且，“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作者的思绪起初是自由驰骋，没有任何束缚，逐渐由朦胧转向明朗。陆机《文赋》对此也有过描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总之，“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刘勰的高明处在于他不只是笼统地概括想象、联想的特点，而是在肯定“神与物游”的同时，指出了“神思”必须受“志气”和“辞令”的主宰，才能有所依托。这就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志气”即作者的情志和意气在艺术构思中制约着想象的区间和方向，也决定着艺术形象的思想内容。而“辞令”是使想象有所附丽的工具，也是使外物体现“思理”的手段。想象只有同作者的思想情感结合起来，并借助于言辞，才能转化为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这就是“意授于思，言授于意”的艺术构思过程。 不仅如此，刘勰还把艺术构思同作者的修养联系起来，更深一层地发挥了自己的观点。既然“志气”与“辞令”在“神思”中起着关键作用，作者的“秉心养术”也就至关重要了。“心”即“情志”，“术”为“文术”，这两者都可以培养。刘勰指出了“秉心养术”的途径是“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这与《文赋》“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一脉相承。刘勰认为，“人之秉才，迟速异分”，以至于或为“机敏”或为“虑疑”，但这两种人都应注重才学的修养，“难易虽殊，并资博练”，方可在“临篇缀虑”时“无务苦虑”，“不必劳情”。 再者，刘勰认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物色》篇亦曰“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这里讨论到了艺术构思的心理准备。《养气》篇可以说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专论。刘勰以为“纷哉万象，劳矣千想”，因而进行构思必须“清和其心，调畅其气。”文学创作是艰苦的脑力劳动，构思时思绪纷繁，如果“钻砺过分”，势必“神疲而气衰”。只有优柔适会，如《附会》篇所说的“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艺术构思才能达到目的。况且，“万途竞萌”的神思，一定要经过提炼，是否虚静则直接影响到构思的疏密。否则会出现“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亦即《文赋》所谓“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反常情况。刘勰在《神思》篇末以“结虑司契，垂帷制胜”作结，不是没有道理的。构思必以虚静，正为创作经验之谈。 （本文为1984——1987年笔者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时学习《文心雕龙》的课程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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