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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高校有两位博士生导师，一个因“脑溢血”而偏瘫，一个因“肝硬化”而去世。他们的博士生吓得直叫唤：“如果做学问非得这样，那可太惨了!”于是，学者如何偷闲、劳逸结合的话题，就在中青年学者们中间议论开了。 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现象，已屡有所闻。人们在惋惜之余，禁不住要问”难道干事业就必须以性命相搏吗?争分夺秒、废寝忘食，精神固然可嘉，但累垮了身子，缩短了寿命，总不是一件好事。 科学研究与生活情趣并不矛盾。马克思做学问也是极为刻苦的，然而，他很懂得精神调剂，常携妻女们郊外漫步。爱因斯坦既是一流科学家，却也拉得一手好提琴。中国人应该更会“潇洒”。人在主观上超脱一些，不仅对身心健康有利，而且有助于智力的超常发挥，还能避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事实上，有不少学者已经学会了事业、生活两不误。著作等身、成果迭出，同时也会“玩”，这种境界已为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所追求。笔者有一学友，三十多岁就成了副教授，发表论文、出版著作接二连三，事业可谓红火，但他也懂得忙里偷闲，或外出游览，或骑摩托兜风，或中流击水，身体特别壮实，一扫 “文弱书生”那种足不出户的习气。 博士生们三五成群去风景点游玩，这已使他们尝到了甜头。走出书斋，忘情于山水之间，心里特别痛快，绷紧的神经因而松弛。北京香山是一个休闲的好去处。红叶烂漫时节，中国人民大学一群博士生相约到此一游，谈笑风生，找回了遗失多年的“童趣”。大家在曹雪芹故居前留影，在梁启超墓前让思想放飞，在山顶上远眺，在溪流边嬉戏，真比独守书桌开心多了。此时，生活的重负、学业的挑战、世事的纷扰，均退居脚下。学问不可不做，但心情不可不放松，众人于此达成了共识。 年轻一代的学者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确已茅塞顿开，不再将“忙”与“闲”对立起来。老一辈的学者因政治运动耽误了许多时间，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更强一些；而后起之秀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初出茅庐即能挑大梁，事业的机遇较多。他们一面追求理想的事业，一面享受人生的乐趣，此种选择显然更合乎情理。新闻媒介不时报道某某教授死于讲台，某某学者死于实验室，某某研究员死于火车上，对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多加褒扬，赞其悲壮。这是正面宣传主题时的应有之义，一些年轻的学者闻之色变，仅仅视之为悲剧，不免有些偏颇，但并不想仿效猝然身亡也是理所当然。 锦衣玉食、花园别墅似乎与学者无缘，知识的富翁们也不以此为目标，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广大科技人员、专家教授，保重身体、珍惜生命，则是完全不难做到的。 （原载于1995年3月10日《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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