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担当：临危不惧，共赴国难

临危不惧，誓死不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同一天，林徽因、梁思成在五台山发现了唐代佛光寺大殿，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生中，最伟大的发现。

这座古塔，坐落于山西省应县城内西北佛宫寺。它兴建于辽清宁二年，距今已经有接近千年的历史，与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并称为世界最有特色的名塔。

这座古塔，采用纯木结构。塔的每一层构造各不相同，一共五层，每两层之中，设计了一个暗层，加起来一共有九层。

这座木塔，没有铁钉，纯木结构，却历经千年风雨不倒。

发现这座古塔，意味着日本的纯木结构建筑源于我国，这是历史的铁证，不容置喙。然而，就在发现古塔的当日，五台山外烽火连天，等林徽因从报纸上看到战乱的消息，已经过去了一周。

发现古塔，是林徽因生命的分水岭。

此前的她，虽然算不上养尊处优，但出入有佣人，生活富足安逸；此后的她，颠沛流离，受尽磨难，却不改铮铮铁骨。

最让人敬佩的地方，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本可以轻松出国避难，可体内流淌着的中华民族的血液，让他们义无反顾选择了留在国内。

生死考验

等林徽因和梁思成从发现古塔的欣喜中清醒，此时他们面临的，是铁路尽断，连回北平都成了痴人说梦的局面。

他们历尽周折从五台山回到北平，但北平很快沦陷。如梁思成这样声名显赫的人，很容易被人注意。很快，梁思成就收到一份日本军部的请柬，邀请他加入“东亚共荣协会”。

为了不做卖国贼，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匆匆处置研究资料、文献，这些，都大批凝聚着他们经年的心血。他们草草收拾行装，带着年幼的儿女和年迈的母亲，仓皇上路，亡命西南。

他们从北平转道天津再到长沙，“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从天津到长沙总共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十二次……”

这不是简单的迁徙，而是战火中的辗转，不仅劳顿艰辛，而且随时可能死亡。

在长沙，他们曾遭遇不下一次的空袭。空袭警报声中，他们常常靠着本能，一人抓孩子，一人拉母亲，然后狂奔出屋外。

有一次，他们刚跑出房子，还来不及躲进屋外的防空洞，寄居的房屋在他们身后中弹倒塌，林徽因抱着孩子被重重地摔到地上。

提到往事，林徽因说：“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像雨点般落在我们身上。”

等从废墟中爬起，他们正准备逃往防空洞，这时又一个炸弹从头顶上方落下，林徽因想，这下逃不掉了，那就一家人死在一起吧。

但这后一颗炸弹竟然没有爆炸，死神大度地与他们擦肩而过。

这是真正的生死折磨，所以，那时很多名人选择出国避难，也只是本能。

在去往昆明路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常常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一家人不得不在土匪横行、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中徒步穿行。

在北平，梁思成就被查出脊椎间软组织硬化。流亡颠簸加重了他的背痛，医生只好为他量身设计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用来减轻他脊椎的负担。

更严重的是，到达贵州时，林徽因突然感染率肺炎，40度的高烧一直不退。在贵州，林徽因真的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县城中没有医院，旅馆黑暗潮湿、人员拥挤，好不容易寻着一位留学日本的女医生，为林徽因煎中药调理，整整两周才退烧。

舟车劳顿、疾病缠身，好在，1938年1月，他们抵达了昆明。

共赴国难

昆明时期，林徽因和梁思成已经捉襟见肘。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钻研怎样赚钱。

为此，林徽因还每天爬四次山坡，走很远的土路，去云南大学兼职一周六个小时的英文补习课，只为了一个月能挣40多元法币。而在黑市上买一个建筑师必备的皮尺，就要花掉她30多元法币。

这是国难下的真实生活，也是很多人对林徽因无限憧憬的真正原因。

后来，为了躲避轰炸，1940年的冬天，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几乎全部的资料来到李庄，跟随中研院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

如果说，昆明时期是捉襟见肘，那么，李庄时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活，基本就是温饱线以下。

李庄是四川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居住的小村子，没有先进设施，连吃水都要上村外的水塘里去挑，至于电灯更不用提了，根本不可能存在。在国难当头的日子，这一个小地方，汇集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学者，云集了几乎全国大半的知名人士。

在李庄，梁思成从村上借来一块地皮，自己设计，请人用未烧制的砖坯，盖了一生中唯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修建这座房子，花费了他们认为能够支付得起的双倍价钱，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到：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

没有电灯，晚上的照明，就靠着两盏烧采油的小灯。

梁思成给自己家取名为月亮田，因为租住的是农舍，外头用竹子围了起来，晚上月光能给招进来，很是应景。当然，老鼠、蛇之类的动物，也会常常出现在房间里。

林徽因自己是不喜欢做家务的，可当真的困难日子到来了，她也会去做。

昆明时，林徽因就经常干着女佣的活，比如说上街用瓶子打醋之类的。而在李庄，她做了太多太多的家务，大量的精力也放在了这上面，自己身体也不好，常常腰疼到站立都困难。

可能这些活看上去没什么，别忘了，林徽因从小长大几乎都是有人照顾的，如果她愿意，去了国外依然能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她不愿意。

势均力敌的幸福

梁思成是个懂生活的人，他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些西红柿的种子，然后在门口的菜园子里种上，不久就结出了果子。

那时，当地的农民还不认识西红柿，觉得很好奇，林徽因便给他们无偿送了不少秧苗。农民本来就是淳朴的，见这位相貌不凡的女士很善良，便投桃报李，也送上了自己的善意。

后来，李庄的村民都爱来找林徽因聊天，聊聊自己姑娘的嫁妆，自己女儿的聘礼之类的家长里短。一时之间，那份太太的客厅里的欢乐，在李庄也绽放了耀眼的光芒。

或许，林徽因太爱和人交流了，她擅长从交流中抓住一些灵感，然后让自己的生活绚丽起来。

林徽因在哪里，哪里便有欢笑。

在李庄，梁思成林徽因和同事一起，编写《中国建筑史》这篇巨作，用最原始的手写和石印。

可以说，这本书不仅代表了当时最巅峰的建筑文学，更是无数人的心血。可惜的是，林徽因的身体不好，李庄的日子艰难，她的肺病总是反复。

卧床不起的她，总是放不下自己的工作。《二十四史》堆在床头，数以千计的照片草图，都靠着她来整理和校阅。

费慰梅回忆她来见林徽因时候的样子，她说：“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那时，她和费正清多次劝林徽因去美国治疗，可都被婉拒。

林徽因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结语

共赴国难，四个字轻轻巧巧，背后却是生死考验，是生理折磨，是无尽的绝望和勇气。

可林徽因给女儿的信，是这么写的：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到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日军空袭西南联大，沈从文和一众教师被迫流亡逃命。沈从文绝望之下给林徽因写信，林徽因的回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说到打仗你别过于悲观，我们也需要吃苦，可是我们不能不争到一种翻身的地步。”

国难下，林徽因和梁思成最让人佩服的，是明明有退路，却决不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