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明：中外关系史研究“通古今之变，融中外之学”

http://www./lsx/ycsf/202006/t20200611_5141767.shtml

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6月11日 曾江 华夏

原题：万明：“通古今之变，融中外之学”——合力构建中外关系史三大体系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传承不绝，历史中蕴涵丰富的对外交往经验与智慧。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学人辈出，硕果累累。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近40年来学科取得长足发展，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积极推动下，学界近来探讨砥砺、各抒己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探索研究范式创新。围绕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近日采访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万明研究员。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万明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供图

　　“时代的要求摆在面前”

　　——切实推进学术体系构建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前学界正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构建和研究范式创新。我们注意到，中外关系史学界近来关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正展开一系列讨论。

　　万明：创新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与推进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有着密切联系。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日趋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如何更好地传承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是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传承绵延不绝，给我们留下了诸多优秀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走过漫长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发展道路，历史中蕴涵的对外交往经验与智慧极为丰富。在继承研究传统的基础上，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予以认真的总结、概括和理论升华，对于形成中国特色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 解除了以往的禁锢，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有目共睹：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发掘整理了大批新资料，新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

　　伴随全球化发展，中国已逐渐走向国际舞台中心，时代的要求摆在面前。就中外关系史而言，它本身内容非常广泛，包罗万象，涉及的国家、地区、领域众多，时间跨度大，如何学术体系创新是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的大问题，对此，我们学会正在组织专家和理事展开讨论，以切实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学会已组织了“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一组笔谈（万明、陈奉林、李雪涛和赵现海），发表在《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2期，分享相关思考，以期抛砖引玉，“笔谈”发表后已引起学界关注和讨论。

　　我们正在继续邀请更多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学科体系、学术话语体系的讨论之中，共同推进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发展。

　

　《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2期发表“中外关系史研究”专栏，包括“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一组笔谈。《中华文化论坛》编辑部杨丽华/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当前中外关系史研究学科如何定位。

　　万明：作为中国历史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的新定位，我认为主要是发掘利用中外文献史料研究古代中外关系，通古今之变，融中外之学，探讨古代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社会交往进程及其思想观念的特点与规律，为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当今时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潮流不可逆转，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全球史研究方兴正艾。如何破除西方中心论来谈全球治理问题，这是时代的命题。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都是来自西方的。因此，中国特色学术体系的构建，不能缺少中外关系史研究，通晓国家治理和国际事务，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上中外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加强中外比较分析的研究，才能为今天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与启示。

　　“应该从哪里再出发？”

——合力推进学术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史研究对于学科总结和发展非常重要。请您介绍下正在组织撰写的《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40年》这一学术工作的进展情况。

　　万明：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内容不断衍生和发展，学科内涵不断深化。改革开放40年，成就斐然，到了需要进行学术史回顾和总结的时候。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了解以往都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应该从哪里再出发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创新学术体系。2018年底有了一个机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约稿撰写《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40年》，由于没有个人可以承担如此宽广的综合学科综述的艰巨任务，于是中外关系史学会接下了任务，此时我才真正了解到目前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发展确实已经出现严重的“青黄不接”，特别是原有研究断层的问题。我撰写的全书大纲分为“断代”“专题”“国别与区域”三大部分。“专题”部分很容易找到学者承担，但是“断代”部分和“国别与区域”部分，却都遭遇了难题。问题来自中国史学者和世界史学者两方面，二者各自有自己的专门研究范畴，而作为交叉学科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则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在此我要感谢36位专家学者，共同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2019年10月我们召开“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四十年编撰工作坊”会议，现已有两篇文章在《中华文化论坛》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专栏发表：于向东、 成司佳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中越关系史研究述略》和谢忱、谢必震的《中琉历史关系研究的现状及展望》，感谢他们最早交稿。现在更多的研究正在陆续汇集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网：“口述史”近年日益受到重视，请您介绍下《中国中外关系史名家口述史》的内容。

　　万明：2018年1月，为了更好地解决学术传承的问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开始策划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名家口述史》。这套书的内容主要是三方面。一是展现20世纪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总结其经验教训，展示成果。二是对20世纪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进行抢救性口述，以期更全面地还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历程。三是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发展揭示路径。目前相关学术工作正在进行中。

　　《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1981年总第一期。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1981年成立，近40年来学科取得长足发展。  曾江/摄

　　“我们这一代学者的职责与使命”

　　——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构建贡献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外关系史学科可以对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构建作出哪些贡献？

　　万明：中外关系史研究是一门国际性学科，是研究中外各国历史交往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中国历史学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回顾一下，19世纪以后中外关系史就逐步形成为一门有体系的专门学科，当时称为中西交通史。到20世纪，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西方列强意图瓜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有远见的爱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投入到西域、南海研究，这说明做中外关系史研究，与关心国家命运前途息息相关。老一辈学者的研究筚路蓝缕，开创了研究格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经历了从中西交通史向中外关系史的全面转型，也可以说进一步开阔了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重新构建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

　　中外关系史研究这一学科自形成学术体系开始，就是从中国本土出发，总结历史上中国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做出的贡献，突出中国是全球文明发达最早的古国之一，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全球历史发展进程也产生过深远影响。同时，对于西方中心论，中外关系史是匡正乃至解构的有效利器，这也就是对于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做出的重要贡献。例如“丝绸之路”名称的提出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而古代丝绸之路以中国为出发点，以中国商品为主要交易品，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外交与商贸、文化路线。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属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我认为长期以来丝绸之路研究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内核，已形成丰厚的学术传统。“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同时中外关系史研究发挥中国学术优势, 可为“一带一路”提供学术理论的支持，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模式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根据。完成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任务，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职责与使命。从中国本土出发，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这一点很重要。一般来说，每位学者都会有自己的主观立场，立场不同，看待问题会很不一样。举例来说，日本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入门》，站在为本国服务的立场上，倡导“唐宋变革论”，其中完全没有中国明代历史部分，是有意遮蔽明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内容；又如近年翻译的西方学者撰写的几部印度洋史，都没有把郑和下西洋置于研究序列之中，而郑和七下西洋，在长达28年间就是去的印度洋，西方学者显然是从西方立场出发做出的研究。为此，我们中国学者应该加强中外关系史研究，在国际上发声，让国际史学界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同时，以全球眼光、中国经验对中国特色历史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中外关系史学者需要担当的职责。

　　“站在中国看全球，站在全球看中国”

——破除学科堡垒 创新研究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前中外关系史领域研究面临哪些不足，如何推进中外关系史研究范式创新。

　　万明：研究范式是我们做科研的基础，是研究者思考研究问题和选择问题研究的方法、路径与取向。迄今为止，中外关系史三大研究范式概况为：第一，断代史范式，传统以中国古代断代史为中心，按照历代王朝对外关系，分阶段的研究；第二，专题史范式，以丝绸之路研究为中心，将传统的西域和南海研究，拓展到各条陆海丝绸之路研究；第三，世界史范式，是以国别和区域为中心。长期以来，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是以专题史范式，即丝绸之路研究（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为内核，研究成果走在国际学术前列。

　　我认为，当前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两方面：一是研究结构不平衡，二是研究碎片化。从学科建设层面思考，我认为，现在研究呈现“冰火两重天”现象，一方面伴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传统的西域和南海研究发展兴盛，陆海各条丝绸之路的研究都热起来了，而同时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则凸显出部分成为“冷门”“绝学”的情况。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分割对中外关系史发展产生了制约作用。中国史、世界史划分为两大学科，二者迄今缺乏必要的互动与融合，中国史只研究中国内部历史，受王朝制度史的制约较大；世界史只研究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历史，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较大。各自有学科规划，基本上形成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

　　那么如何改变中国史与世界史相互分割的状态？进一步说，需要打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节。这就应该依靠加强中外关系史研究范式的创新，促使两方面的学者更多地投入中外关系史研究。

　　我常说，中国中外关系史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世界史，属于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交叉学科，因此，跨学科研究正是中外关系史的本质特征。我认为，破除西方中心论，创新学术体系，需要采用全球史研究范式，一个整体性的研究范式。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史学的全球转向早已是现实，全球史研究范式的转换，是史学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从历史上看，对外交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需求，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进程，需要整体性的研究范式。我们的基点是站在中国看全球，站在全球看中国，形成整体性的中国特色的历史解释体系、学术话语体系，这是创新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的内容，也是完善中国历史学学科建构的重要内容。这无疑需要我们破除学科堡垒，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者共同努力，合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曾提到中外关系史学者要加强提高理论素养，从中国本土历史经验中提炼理论。

　　万明：创新学术体系，最重要的是摆脱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探索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是我们中外关系史研究者应有的担当。关于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的不足之处，我谈到了理论素养的提高。以自己几十年做历史基础研究的粗浅经验来说，我认为，我们中外关系史学者需要搜集整理中外第一手历史文献和文物资料，进行扎实的实证研究，在这一研究基础上，总结中国本土的对外交往历史经验，从中国本土历史经验中提炼理论，建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这样才能站在国际史学前沿，体现是中国的，也就是世界的。没有哪一种现成的西方理论是完全适合中国的，中国的历史经验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总结。我们不能总是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指导下进行研究，将西方理论套用在中国历史上削足适履，这是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我想到，如果没有扎实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根底，在对外交往中就没有底气，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因此研究今天的国际关系，我们需要合理汲取西方理论成果，更需要有历史的底蕴，在中国本土积累的历史经验中提炼理论成果，建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才能重塑中国学术的地位，彰显中国学术的主体价值，在国际学术平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走在国际化学术的前列。

　　“整体视野下的丝绸之路”

　　——拓宽丝路研究广度和理论深度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中外关系史学科视野下，学界不断拓展当前丝绸之路研究的研究广度和理论深度。请介绍下您提出的“整体视野的丝绸之路”、“白银之路”学术概念。

　　万明：历史发展有纵向的发展脉络，同时也有横向的互动网络。鉴于以往我们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基本上处于各条丝绸之路条状分割，凸显了研究结构的不平衡。因此，我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提出“整体视野下的丝绸之路”的概念，提议关注各条丝绸之路之间的互通互联互动的关系，进行新视野与新的综合性研究。

　　我认为改变原有状况，还应不断拓宽研究领域，需要转换为全球史研究范式，从全球史视野，重新审视海上丝绸之路史。为此，我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发展的新样态——全球白银之路”的学术概念，进一步拓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广度和理论深度。根据研究，指出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市场经济极大发展，澳门兴起于明朝制度改革，引领了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发展的新样态——全球白银之路的形成与发展；提出在16世纪全球化的开端，中国不是被动纳入西方全球体系，而是通过内生原发型的近代转型，积极参与了全球第一个经济贸易体系的构建。因此，明代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开端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并说明全球白银之路的研究，也将推进对于全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介绍下近期生活和治学情况，今年还准备推进哪些学术工作。

　　万明：此前由于疫情不能出门，一开始我的心情是惶惑的，随着武汉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我开始继续自己既往的工作。围绕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构建和研究范式创新的思考，是近期我的工作内容之一。从疫情观察全球风云变幻，说明全球早已形成一个整体，任何“去全球化”的声音都将于事无补，无法阻挡全球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研究范式。前面已提到，《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2期发表了“中外关系史研究”专栏，包括“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一组笔谈（万明 陈奉林 李雪涛 赵现海），其中我的一篇是参加“首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主题为“构建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发言稿，题目是“亟待加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我们4个人中是中国史学者和世界史学者各半。《南国学术》前不久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热点之二，是历史研究领域的“三大体系”建设，学者点评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对于“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史学界‘三大体系’建设尚需形成合力”的号召。对此我深表赞同。在笔谈发表后，我们正在继续邀请更多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学科体系、学术话语体系的讨论之中，共同推进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发展。

　　今年，我本人一直在进行的《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即将完成结项。这一研究已经进行了20年，也是中国与全球互动关系的研究。由于疫情关系，学术活动受到影响，原定的今年学会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合作召开“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海陆交通、贸易与移民”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学会2020年年会，此次国际会议只能搁浅。我想今年主要推进《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40年》和《中国中外关系史名家口述史》编撰工作，为明年纪念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建立40周年做好准备。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201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联合主办“永宁寺石碑研究问题”国际学术会议。图为与会学者考察永宁寺碑，左四为万明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