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颜真卿为主题的展览,名为《超越王羲之的名笔》,这给了本文以叙述的启发。当然,清代王文治也是这么看的:董其昌超越了颜真卿之后所有书家。因此,这一节的小标题不妨是:《超越颜真卿》。从历史上看,董其昌是被低估的书法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书法貌似平和、看似随意,但是有其内心的针对性。看起来“好看”的作品,不一定是真迹,那些初看古怪的,倒有可能是杰作。他的作品数量大、风格多、藏地分散,以往人们没有可能汇聚他的各种风格作品进行综合分析,更多时,是对着他的某几件作品盲人摸象,误解自然难免。只有极少数有灵感的、有历史眼光的收藏家、鉴定家,通过不太多的董其昌,认清其真实价值,对他表示了倾心之意。譬如,我们熟悉的高士奇,在《江村销夏记》中说,董宗伯的书画,在其他古书画之外,单独记录成册。在《江村书画目》这个账本中,记载了他收藏的80多件董其昌真迹与赝品,其中赝品大约10多件。值得注意的是,赝品的价格与真迹差不多,这说明高士奇也会把赝品当成真迹买进,事后通过研究,他才辨得真伪。 如果想到高士奇与康熙皇帝的特殊关系,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在掌握了董其昌大量真迹后,在康熙面前不断倾情吹嘘,使康熙相信董其昌是最好的书画家,让康熙一辈子坚持效法。否则,不太容易理解康熙为何独爱董其昌,以康熙的字迹来看,他似乎没有能力对董其昌书画下判断。 20世纪一位重要的书画鉴赏家何惠鉴,是克里夫兰博物馆、奈尔逊博物馆的中国书画藏品的主要建设者,他学术生涯的最后一项重大动作,是把当时世界各博物馆的董其昌书画,汇聚在美国的堪萨斯城,并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留下了两卷本的《董其昌的世纪》,这也是最好的关于董其昌的研究书籍。何惠鉴在看尽了古代书画之后,把目光投向了董其昌。徐邦达认为,看懂董其昌,是看懂中国画笔墨的门径。启功也感慨过,说我们总是骂董其昌,但是落笔就是董字,张嘴就重复董其昌的话。2017年冬,嘉德拍卖行搞了一个启功收藏拓片展,其中,启功的早年题签,完全是学习董其昌。八大山人对董其昌的倾心,更加典型,他直到80岁,还在向友人索看董其昌画册。20年前到博物馆,希望看到石涛、王铎;10年前到博物馆,希望看到宋元书画,现在最希望看到,是董其昌的新作品。董其昌是一个深刻的家伙,深通书画者会转到此中来,而且往往是看遍天下书画,然后转到董宗伯这里来。从艺术上看,为什么说董其昌难以理解?与赵子昂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赵子昂的书法,大多数单字很美,但是整体还是平静的,与唐代楷书的感觉差不多。董其昌书法则完全不同,董字大多数是起伏不定的,而且创造了很多特殊的方法,看到董字,往往感觉自身观念受到了挑战,而不是惬意地欣赏,从这个角度看,董其昌的艺术观念非常现代。他的一些作品是直接针对艺术史上其他作品的,如果对艺术史没有深入了解,也不可能理解董其昌。董其昌的书法,改变了以往千年所延承的,认真书写、准确书写的要求,开始了随意书写、随时变化的新局面,而且是以虚空为特色,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道路。前人未曾梦到的道路,居然被董其昌想到了,走通了。所以,董其昌是王羲之、颜真卿之后,唯一一位,每幅字都有变化,而且每一幅字都很好的人。其他书法家,要么变化少,要么水平没有那么高。“玄赏斋”“玄宰”,这些名字,都透露出他的一点艺术取向。 董其昌的艺术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针对性极强。他的艺术与前人是息息相关的——相反的或者是相呼应的,其出发点,不是给刚刚入门者看的,这也是很多书法家最近讲的,以往不喜欢董其昌的原因。王羲之去世300年后才被唐太宗尊为书圣,董其昌的书法,可能也要到艺术史比较清晰的今天,才会被准确评价。冷静地看,董其昌是最近350年的大宗师。董其昌的格调与王羲之也有点接近,就是淡而有神,大多数人一开始不会太适应,因为入门者都喜欢重口味,但是沉浸其中很久后,一定会感觉到这种淡而有神的,才是顶级的。这与淡而无味,完全是两回事。为什么说董其昌是“明代书圣”?因为他的方法影响了好几百年。在董其昌之前,吴门书家的书写神经过于紧张,用笔过于尖俏,取法比较单一,所以路子越走越窄,估计明末写字的人可能感觉到无路可走了。董其昌出来之后,笔法变得放松且自由,与吴门书家简化笔法的办法完全不同,在姿态上取法晋唐,断续之间无定规,写出问题了也不在意,用接下来的笔画补救,这使得时代书风为之一变。晚明很多书法家,是看了董其昌书法才有所领悟,他们认识到,从此可以不用字字求好,整体好就可以了,因此,晚明书家辈出,都是得到了董其昌的恩惠。董其昌的一个最重大改进,是对书法史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态度,他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宣称临写米芾、颜真卿、李北海、怀素、褚遂良或者徐浩,写得像与不像,到位不到位,他都不太在意,而且随意变化笔法,于是不断出现新内容,而这种变化多端的书写,五代杨凝式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董其昌书法存世特别多,大约在1000件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很多20世纪大画家,譬如傅抱石、潘天寿,都没有那么多作品。在历史的自然淘汰中,保存下来这么多作品,一来说明董其昌写得多,二来说明在自然淘汰中,董其昌的艺术存在明显优势。但是目前出版的董其昌真迹并不算很多,如果不算拍卖册,大约只有300件上下,这个数据,无法探知变化多端的董其昌书法全貌。初次接触董其昌书法的人,可能感到无法捉摸,因为董其昌风格跨越太大,哪怕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这样的大书法家,他们的风格也是稳定、清晰的,但是董其昌的风格似乎是随意变化的,董其昌自己说:“余书无恒体,随性所如,故为多变”,又说:“偶然欲书,为竟此卷,观者必讶为余本家笔安在也”。而且似乎每年都在变化,哪怕同一个时间段的书法,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味,这导致他的代表作也是不确定的,而这种特征,有点像王羲之、颜真卿。王羲之众多手札,风格跨越很大,很难说哪一件更好。《忠义堂帖》中的颜真卿书法,也是让人感到难以捉摸。他们的这种特征,与历史上其他书家有明显差异。某一件董其昌书画,不应该是大收藏家的目标,纷呈各异的董其昌书画才是目标。 “南北宗”是董其昌在20世纪受攻击最多的环节,批判文章多到不得了,不用详述了。其实,历史真相可能是,董其昌恰恰在“南北宗”这个地方,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一些批评者,反而是吹毛求疵。因为面对大量的历史遗存,董其昌提出了一个重大假说,就是“画分南北”,而且提出了区分的标准。也许这是粗疏的、不完备的,但是任何学术的前进,都是从不完备开始的,而推进学术前进的重大标志,就是新理论的提出。在众多吹毛求疵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新的、等量齐观的假说,仅仅指责南北宗,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任何理论一定存在问题,重要的是新理论是否让大家的思考上了一个新台阶。从这一点上看,“南北宗”理论获得了重大成功,“南北宗”是最近300年来影响最大的、处于统治地位的学说。西方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路径》中,把这个问题说的非常清晰,我们的可悲之处在于,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新理论,去取代“南北宗”,也没有人去学习库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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