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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中下旬，红军三大主力齐集陕甘边，发动山城堡战役，歼灭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一个多旅。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
其实，在当时还不能说是最后一仗。山城堡之后，战事未了。蒋介石、胡宗南仍在准备新的进攻。我军则在甘肃环县、陕西定边、盐池地区驻扎下来，一边休整，一边练兵，准备继续粉碎胡宗南部队的进攻。
一年前，当我们红2、6军团开始长征不久，先行到达陕甘的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经过一年来的努力，我党的正义主张已经在全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红军首先在西北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但是蒋介石拒不接受我党和西北爱国将领发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顽固坚持反共内战政策，于1936年12月亲赴西安部署“剿共”。
在红军驻地上空，国民党军的飞机频繁出动，侦察骚扰，肆无忌惮地从我们头上只有屋脊那么高的地方飞过去，掠起一股股狂尘，相当地欺负我们。我们打飞机没有足够的子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在我们头上耀武扬威，气得战士们指着飞机斥责：“有本事怎么不去打日本，在红军头上逞什么威风！”
在驻训期间，红2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进行了一些调整。任弼时调到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担任政治委员，关向应接任了方面军政委。李达参谋长带领32军参加援西军，移师宁夏。贺关首长从部队中抽调了杨秀山、王尚荣、谭友林等一批师团干部，送入红军大学学习。党中央则从红1方面军调来一批军政干部，如方面军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朱瑞、4师政委李井泉、6师参谋长曾来古等。陕北红军一个团调入6师，改称17团，以补上在甘南康县丢掉的那个团。
12月12日晚，6师正在定边附近的驻地搞夜间练兵，我在师部接到方面军参谋长周士第打来的电话。周士第刚来不久，讲的一口广东话，语气又很激动，我听不懂，猜也猜不出。周士第参谋长在电话里喊了半天，其实就是一句话，当我终于听懂后，不由得也跟着喊了起来：“抓住蒋介石啦！”
放下电话，我急忙跑到野外训练场，高声宣布：“抓住蒋介石啦！”霎时间，这个惊人的消息随着众口所传，不翼而飞，迅速在全师指战员和驻地群众中传播开来。
当晚贺炳炎师长和我带领各团团长、政委，兴冲冲地赶到方面军总指挥部参加紧急会议。贺龙总指挥、关向应政委向我们传达了上级的情况通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不满于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毅然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双十二的这一夜，我和所有红军指战员一样，兴奋得通宵都睡不着觉，真正是思绪万千，感慨万千：“这个蒋介石，自从他背叛革命以来，我们和他打了十年仗。十年中他打死了我们多少人，杀了我们多少亲属和工农群众呀！这下捉到了，该好好清算总帐啦！”
高兴之中，我们也有几分担心，担心张、杨的部队会不会再把蒋介石放掉，最好是交给红军来看守。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反响，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借机发难，调集大军前来“讨伐”东北军、西北军。应张、杨要求，我党中央派出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调解谈判，同时命令红军主力南下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
红2方面军立即从三边、环县经庆阳、旬邑、淳化到达靠近西安的富平、三原一带，修筑工事，准备迎击何应钦部队的进攻。6师先在三原县云阳镇住防，几天后移师泾阳县百斗镇，方面军总指挥部驻云阳镇。
不久，在我党和张、杨的共同努力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张、杨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广大红军指战员是拥护的。但是对于放蒋，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不解地说：“他打了我们十年啊，远的不说，长征的时候把我们赶得那样苦，死了那么多人，现在就白白把他放跑了？”特别是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背信弃义，拘禁张学良，分化东北军、西北军，进兵蒲城，致使西北地区战云又布。为预防蒋军进攻，红2方面军在富平的流曲一带集结。有的同志发牢骚说：“你们看吧，我们在讲统一战线，可别人却在进攻！”
为了争取早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重新合作，我党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要求国民党实行停止内战、保障民主、召开国民大会、完成抗战准备和改善人民生活五项国策；我党则给国民党以四项保证：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改名并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四项保证实际上宣布了我党土地革命政策的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开始。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辩争，通过了接受我党主张的决议案，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行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此结束，开始了准备抗战的新阶段。 在如此急剧的重大转变中，在前所未遇的新形势、新任务面前，红军绝大多数指战员立场坚定，跟得上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党中央的领导、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对抗日救国更是怀着血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但是，对党根据新形势制定的新政策，不是所有人一开始都能认识清楚的。党中央提出“四项保证”的新政策在部队引起了继释放蒋介石之后的又一次强烈的震动，许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有的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否定红军10年的奋斗，有的怀疑这是不是等于向国民党投降……总之，部队中的不满情绪一时间还是不小的。
为了统一广大指战员的思想，使部队尽快适应革命形势的转变，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策略而斗争，红军总部和方面军政治部发出了进行统一战线新政策教育的指示。当时在我们干部中间、部队中间有一个长处，就是坚决听从指挥，服从命令。既然中央已经有了决定我们就坚决执行中央决定，既然上级下了命令我们就坚决服从上级命令，并按照党中央、红军总部发出的一系列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和宣传解释大纲开展统一战线的学习。
我自己一面学习，一面组织全师的学习，针对部队中的种种思想疑虑做一些解释工作。
着重说明：民族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抗日救国是革命的首要任务；捉蒋、放蒋都是为了逼蒋、联蒋抗日；四项保证是以我党我军的让步来换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现和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
同时也说明：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停止土地革命但对工农已获得的权益要继续保障；苏区和红军改名但共产党的领导要继续保持；红军的本质不会改变，仍然是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过去我们为之牺牲奋斗的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今天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
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学习，消除了一些疑虑，使我们的思想能够跟上时局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当然，思想上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它一直进行到红军改编完毕，开赴抗日前线，有些问题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经过贯彻统一战线的实践，才逐步认识清楚的。在学习中间也出现过一些反复。曾有个别同志向外写信骂了蒋介石、国民党一通，被人家当作共产党没有合作诚意的辫子来抓，毛主席、朱总司令为此要求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请通令全军注意统一战线教育，以后勿发生此类行为。”
随着国内和平的开始实现和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红2方面军在富平一带安定地驻扎下来，不再奔波行军，没有流血战斗，除了训练演习之外，很长时间听不到枪声，看不见硝烟。陕甘宁苏区也与外界沟通了联系，一些指战员与家乡幸存的亲友们通了音信。
我没有收到家人的来信，却意外接到樵子湾团防朱照环的一封信。朱的来信洋洋洒洒写了好几篇，除了扯些我俩高小同学的老话和国共合作的现话，主要是说我当红军后探家他带团防队打我，把我弟媳妇打死了，向我表示“道歉”，还说什么他已经给我弟弟另找了一个媳妇。言辞当中似乎真要化干戈为玉帛、变仇敌为兄弟了。我没有理睬他这一套，没有给他回信。
在国内和平的新环境中，我们大多数同志是清醒的，但也确有少数人被五光十色的和平现象眩花了眼睛，冲昏了头脑，思想麻痹，斗志衰退，滋生出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的思想倾向。他们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没有畏惧过，在雪山草地的长征中没有退缩过，却在一时的和平中动摇了，迷失了。有的人对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感到厌倦，产生离队情绪，认为和平了，
该回家了，回去以后地方上的团防官吏再不会杀他，家里人再不会被当作“匪属”遭受迫害了。于是，他们开了小差。
我师18团一次就跑了三个连长，都是参加红军多年的老兵，是在红军里长大的红小鬼。我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去追，结果只拦回一个，其他两个还是跑了。师部的三参谋（相当于现在的通信科长）、司号长也跑了。还有一个文书，是从洪湖苏区出来的，他在部队出发开赴抗日前线的头一晚，把我的私章、名片等物交给警卫员柴成祖，说：“政委的章子、名片你来保存吧。”说完又揣起一张名片，把警卫员柴成祖搞得莫名其妙。第二天早上出发时，发现他不辞而别。
这些人只想着回家过安稳日子去，却忘记了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忘记了抗日救国的责任。其实，国之将亡，家又何存！当整个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危难之时，哪个人、哪一家能有什么安稳日子呢？这些人回家后没有好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到了那里，他们不得不重新拿起了枪。1945年初贺炳炎和我率领以湘鄂西老红军干部为主组成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5干部大队重返洪湖地区，那位在抗日出征前夕离队回乡的文书拿着我的名片找来了，检讨了自己的短视，他已经是襄北抗日根据地的公安局长了。历史最终教育了这些人。
除了离队情绪之外，还有的同志在物质生活得到一些改善之后，产生了享乐情绪。他们认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就跟过去不一样了。他们丢开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盲目模仿起别人那一套排场和派头。
我们师部的特派干事王保才不晓怎么凑了5块银元，跑到咸阳城里镶了一颗金牙回来。
在方面军召开的一次干部会上，贺龙总指挥以王保才镶金牙为例子对那种追求奢华之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生气地说：“放牛娃出身的王保才，在雪山草地、枪林弹雨的环境中没有倒下，跟上来了，算得个英雄嘛。为什么到了新的环境，思想就退步，想当‘狗熊’了呢？镶什么金牙，乱弹琴！要给王保才纪律处分。”
上述几种情绪，虽然只是发生在极少数同志身上，却起着涣散斗志的有害作用，它从另一个方面妨碍着红军顺利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有鉴于此，我们在进行统一战线新政策教育的同时，也注意进行继续保持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教育，教育干部战士忠实于民族解放的利益，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党的路线与方针。
开展反腐化、反享乐的思想斗争，给干部战士敲了警钟：国内革命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战争会更加艰苦，更加残酷，需要我们更加努力的奋斗；红军虽然要改编了，但是红军的传统和本色永远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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