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玉冬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贺兰山，南北横亘于内蒙古阿拉善盟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之间“贺兰”音义之讨论，有益于加深了解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华夏之间语言文化上的交融。 关于贺兰之音义，沙畹（E.Chavannes）最早认为其为古突厥语ala（杂色、斑驳）、蒙古语alaq（杂色、斑驳）之音译。1韩儒林主张按《通典·突厥上》所言“谓马为贺兰”理解，推论唐代突厥之北的驳马（又称曷剌、遏罗支）国为北魏时期高车分族贺兰部之遗胄，贺兰部因马得名，提议以古突厥语qulan（野马、野驴）来勘同贺兰似较ala、alaq为优。2伯希和（P. Pelliot）在《马可·波罗注》Egrigaia（额里合牙，即宁夏）省首府Calacian条中，3认为贺兰500-800年之推定音* ɣɑ̂-lɑ̂n中，ɣ-音只是代表当时阿尔泰语系词的首音à，主张按《元和郡县图志》记录的驳马之义来理解贺兰，*ɣɑ̂-lɑ̂n是上述ala和alaq的间接反映，进而推定贺兰山之得名很可能来自前述驳马部音译名遏剌（*·ɑ̂t-lɑ̂t）、遏罗支（*·ɑ̂t-lɑ̂-t´śiḙ）。兹后，国内学者就贺兰山名称的来源进行了广泛讨论，主要有以下5类意见：（1）源自贺兰山岩画所反映的匈奴白马祭，4（2）出自《元和郡县图志》所言“山有树木清白”和匈奴贺赖（贺兰）部之名称，5（3）来自匈奴贺赖（贺兰）部的驳马图腾，6（4）应为操古突厥语的驳马国人对马的称呼曷剌和《山海经》所记食虎豹的兽名驳与驳杂之义的整合，7（5）前人提出的“驳马和梓榆说”、“野马说”、“白马说”均存在问题，贺兰山名称起源于匈奴休屠王部驳马少伯祖先驳马贺兰部，贺兰即《通典》记录的驳马国别名曷剌（*·ɑ̂t-lɑ̂t），贺兰源自古突厥语ala at / hala at（斑驳色马）8。 综上，虽然主张以古突厥语qulan（野马、野驴）勘同贺兰的意见遭到质疑，但韩儒林最早指出贺兰山之名源自北魏时期的高车分族贺兰部，可谓一箭中鹄。笔者对此不持异议。当下，关于贺兰山名称的流传原委和贺兰二字的音与义，学术界分歧严重，尚无共识。故撰此稿，以求方家评判。 一、《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贺兰山得名之辨析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主流意见认为最早明确记录贺兰山名称之缘起的，是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李吉甫撰之《元和郡县图志》。书中卷4《关内道四·灵州》保静县条言：“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清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为贺兰”。9作为相关贺兰山得名的原始史料，该段叙述备受学者关注，亦被频繁引用。就其末尾“北人呼驳为贺兰”而言，韩儒林、丁世雄、朱存世与李芳、郑彦卿、宝音德力根和包文胜均引作“北人呼驳马为贺兰”，10汤晓芳、张訸引文与笔者同，11伯希和译作：The Northerners say ho-lan for«piebald»，即“北人呼驳为贺兰”。12其中，张訸、宝音德力根和包文胜文章明确标明引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5页，其余学者未标明。一字之差，意思迥然不同。《元和郡县图志》点校本的底本是光绪六年（1880）金陵书局初刊本，其祖本是经过仔细校勘的清代手抄本，同时又吸取了武英殿刊本的一些长处，要优于嘉庆元年（1796）的岱南阁刊本和《畿辅丛书》本。而且，点校者将清代校勘诸家所未见的国家图书馆特藏四种抄本善本与今传各刻本比勘,并与相关各书互相印证、参证，进行了精心校勘和考证补订。13尤其是点校者引注“北人呼驳为贺兰”，介绍“戴震《水地记》引下有‘故名’”，14但对上述驳未做任何说明。虽然仍有必要对《元和郡县图志》的所有版本进行探查，但依据现有资料而言，该文只能按李吉甫原文“北人呼驳为贺兰”来引用并理解。 关于《山海经》记录的上古中原传说的兽名驳，很难想象当时的“北人”会对这个时空距离遥远、印象模糊的兽名会有个固有叫法。把“北人呼驳为贺兰”的驳解释做兽名，难免牵强之嫌。部分学者引文驳后加马，或许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把“望如驳马”的驳马视作斑驳色马匹使然。不过，驳马在古汉语中还代指清白斑驳颜色的梓榆树。15实际上，此处的驳马不论按哪一种解释，均是在比喻或形容贺兰山上的树木颜色清白，与末尾的“北人呼驳为贺兰”的驳词义相合。 伯希和承认上引《元和郡县图志》记录的贺兰山之名源自“北人”语言的驳，并认为北魏时期可能不只一座山被称为贺兰“斑驳”（the Motley），但“事实上两书（笔者按：指《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御览》）都指出阿尔泰语系中的贺兰是驳马之意。)如前文所介绍，他在翻译“北人呼驳为贺兰”时，把驳译作带有双尖括号的«piebald»。可见，关于贺兰山之名称，伯希和虽然摇摆于驳与驳马之间，但倾向于后者。由于伯希和的权威所在，这一解释影响颇大，学者们多基于此借题发挥。显而易见，把《元和郡县图志》的原始记录“北人呼驳为贺兰”引作“北人呼驳马为贺兰”，进而以此作为证据论证贺兰山之名源自贺兰部或驳马部之驳马，此类研究即便结论正确，但其考证过程难言公允。 二、《泾阳图经》所记贺兰山得名之价值 关于贺兰山得名的史料，另见于宋太平兴国八年（984）李昉等编撰《太平御览》与雍熙末至端拱初年（约987—988）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中。兹引如下。 A 《太平御览》卷44《地部9》贺兰山16 《泾阳图经》曰：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上多有白草，遥望青白如驳，北人呼驳马为贺兰，鲜卑等类多依山谷为氏族。今贺兰姓者，皆因此山名。 B 《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12灵州》废保静县17 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上多有白草，遥望青白如驳马，北人呼驳 马为贺兰。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氏族。今“贺兰”姓者，皆以此山名。 对比上引两条史料，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太平御览》直接引用了《泾阳图经》的说法，介绍贺兰山“遥望青白如驳”，后者《太平寰宇记》介绍贺兰山“遥望青白如驳马”。共同之处是二者均认为“北人”称驳马为贺兰，鲜卑人多在山谷一带构成聚落，当时的贺兰姓之人都因贺兰山而得名。《太平御览》所引经史图书纲目中包括《元和郡县图志》和《泾阳图经》，惜后者今已逸失。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204《经籍考31》介绍《太平寰宇志》（笔者按：即《太平寰宇记》）言：“晁氏曰：皇朝乐史等撰。太平兴国中尽平诸国，天下一统，史悉取自古山经地志，考正讹谬，纂成此书上之。”18看得出，乐史在编撰《太平寰宇记》废保静县条时，应同样参考过《元和郡县图志》和《泾阳图经》，他删掉“《泾阳图经》曰”五字，应是在比对上述二书后做出的取舍。 《泾阳图经》关于贺兰山的记录，另见于年代稍晚的宋人曾公亮撰《武经总要》中。《武经总要·前集》卷19《西蕃地理》贺兰山条言：“东至怀远镇六十里，《泾阳图经》曰：贺兰山在邑西九十三里。”19泾阳即今陕西省咸阳市北郊的泾阳，通常而言不应会出现贺兰山在泾阳县（邑）西九十三里的情况。前人在讨论贺兰山得名时虽然亦多引用《太平御览·地部九》贺兰山条，但对其中的《泾阳图经》及其相关贺兰山得名的记录鲜有探究。此种研究带来的结果是学术界多信从《元和郡县图志》的相关记录是关于贺兰山得名的最原始史料。笔者不以为然。 北魏至隋唐均设置过泾阳县。关于这段时期泾阳的行政区划变革，葛晨纂《乾隆泾阳县志》卷1《地理志》疆域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言：“北魏属咸阳郡，……西魏仍之。后魏又改灵武县，魏周间废，故隋志不载。”20《魏书》卷106《地形志下·雍州》咸阳郡条记录领县五，其中包括灵武县和泾阳县。21据《魏书》卷106《地形志上》，寄治汾州介休城的宁州领灵武郡等四郡，灵州“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镇。”22不言而喻，《泾阳图经》言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是作者把北魏咸阳郡泾阳县近旁的灵武县误当作隶属宁州的今银川一带的灵武郡了。23按《乾隆泾阳县志》所言灵武县在“魏周间废，故隋志不载”来理解，编纂地理类文献《泾阳图经》时发生的这种误解不应该出现在灵武县尚未被废除的北魏和西魏早期。关于《泾阳图经》的成书年代，史无记录。伯希和推定也许可以追溯到隋，或者仅是与《元和郡县图志》同时代。24兹略作考述。 第一，从逻辑思维上推论，《泾阳图经》成书年代应早于《元和郡县图志》。关于《元和郡县图志》的修纂原因，李吉甫在原序中做了详细介绍，其目的是为了宪宗皇帝便于了解藩镇割据状态下的全国形势，制驭各方藩镇之用。25灵武节度使扼守唐朝京畿北边，所辖位置险要，军事意义重大。李吉甫自然对地处要塞的贺兰山更为关注。既然已经有李吉甫对贺兰山地理位置的准确且具官方性质的定义，作为一个方志性质的《泾阳图经》不会不注意到这种权威性质的定论。若《太平御览》所引《泾阳图经》内容有缺失另当别论，否则当是《泾阳图经》早于《元和郡县图志》。 第二，从地理类文献的编撰历史来说，《泾阳图经》成书年代要早于唐代，尤以隋代的可能性为大。据《隋书》卷33《经籍志2》，东汉至隋代已经有大量地理类文献。隋文帝统一全国并重新划分州郡，使得地方行政区划发生了巨大变化，客观上产生了重新绘制地图的需求，这促进了图经、地志等地理类文书的创作。尤其是 “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26出现了《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等全国性地理总志。其中的《隋诸州图经集》是接到隋炀帝诏书后，各地组织地理学者和画家编撰当地风俗物产地图上缴尚书省后，按新的行政区划归类成的100卷本。27《隋书·经籍志》地理类除数量可观的中外行记外，还收录了大量的全国或地方性的风土地志类文献数目，其中包括《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幽州图经》等书物。28而唐初延续隋代行政区划，自然不会立即产生隋文帝朝那样的客观需求。年代稍降，唐朝在贞观四年（630）攻灭东突厥，之后迁突厥降户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和宁夏、陕西北部，贞观十四年(640)又统一高昌，设置西州。版图的扩大和降户的增加等因素，促进了地理类著作的编撰。魏王李泰于贞观十六年(642)编著《括地志》，记录了盛唐时期的行政区划和地理情况，惜仅存残本10卷。29兹后有《元和郡县图志》和贞元年间（785-805）贾耽著《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海内华夷图》等总括性地理类著作。敦煌出土文献中，除唐代编撰的全国性的地志和西域行记外，还包括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9《西州图经》，S.788《沙州图经》，S.6014《兴平县地志》等方志性质的地理类文书。30这些唐代文书中，除隶属京兆郡的《兴平县地志》可能与《新唐书·艺文志》记录的《京兆郡方物志》有关外，其余均具有西部色彩。看来，前三者应该是唐朝统一西北地区后，对原本不太熟悉的西北地区历史地理所做的调查报告。反言之，在初唐和盛唐时期，似乎并无必要对社会安稳的京畿地区的泾阳县进行详细的地理学调查。如此考虑，相对于唐代，笔者更倾向于《泾阳图经》创作于隋炀帝朝，是在其发诏“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后不久。 第三，反映的相关内容及其背景与隋代相近。《太平御览》和《太平寰宇记》的引文，末尾均介绍“今贺兰姓者，皆因（以）此山名。”诚然，拜寺沟西夏方塔出土白麻纸上的佛像印人物名中，有姓鲜卑的，31与贺兰山有着密切关系的党项人中有姓贺兰者。32不过，即便李昉和乐史等在当时了解到党项人中有鲜卑姓氏或姓贺兰者，但在宋朝身居要职的他们能否把被他们归为域外蕃夷的党项人视作“今人”，颇令人怀疑。如此，“今贺兰姓者，皆因（以）此山名”定是《泾阳图经》原文。若《泾阳图经》创作于鲜卑人充当统治阶层，或鲜卑统治阶层恢复胡姓、固守胡风的那一阶段，恐怕不会直书稍显不逊的“鲜卑等类”。推而言之，“鲜卑等类”这种用词的出现，透露出当时的社会情况是鲜卑人已经不占据统治者地位，“今‘贺兰’姓者”反衬当时的社会并不排斥鲜卑人。此种情况，相比唐代，恐怕更接近于年代稍早的齐、周和隋代。另外，贺兰山之名，首见于《隋书》卷74《赵仲卿传》与卷50《庞晃传》。33前者言“开皇三年（583），突厥犯塞，以行军总管从河间王弘出贺兰山。”后者云“河间王弘之击突厥也，晃以行军总管从至马邑。别路出贺兰山,击贼破之，斩首千馀级。”《隋书》卷29《地理志上》灵武郡条则介绍弘静县开皇十一年（591）置，有贺兰山。34这些资料说明隋代对贺兰山已经有所了解，当时的情况允许出现像《泾阳图经》那种程度的对贺兰山的描述。 综上，《泾阳图经》的编撰年代概为隋代，明记“山上多有白草”的《太平御览》和《太平寰宇记》关于贺兰山的记录，其原始资料要早于《元和郡县图志》。据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唐高宗时，新罗国王子释无漏在贺兰山“白草谷结茅栖止”，唐武宗会昌初年，释增忍“访古贺兰山中，得净地者白草谷内”，唐僖宗时，释道舟“入贺兰山白草谷”。35此白草谷即又名白寺沟的拜寺沟。以此推论，关于贺兰山之得名，相比《元和郡县图志》的“北人呼驳为贺兰”，《泾阳图经》所言“北人呼驳马为贺兰”，年代更早且更具说服力。 三、贺兰的释音 依第二节结论，贺兰山之名源自概为隋代编《泾阳图经》所言“北人”语言中的驳马。“北人”应即鲜卑，而鲜卑虽然出自东胡，但如宇文鲜卑原本源于匈奴，在向西发展过程中鲜卑接受了大量的匈奴残余势力，其语言中有很大一部分匈奴语要素的淀积。学术界通常认为，匈奴语与后来的古突厥语之间，鲜卑语与后来的蒙古语之间，具有近亲语言，甚至有前后传承之关系。因蒙古语称贺兰山为阿拉善alašan山，36其中的ala与古突厥语ala（斑驳色的）、蒙古语alaq（斑驳色的）密切相关。37故沙畹以来，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把贺兰山之贺兰与上述ala / alaq相联系在一起，最新的研究则把贺兰复原为古突厥语ala at / hala at。 元和七年（812）成书的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卷9《贺兰》条云：“代居元朔，随魏南迁河洛。魏以‘忠贞’为‘贺兰’，因命以氏。”姚薇元、岑仲勉指出上述《元和姓纂》之贺兰实为贺若，贺兰非鲜卑语忠贞之义。38《周书》卷20《贺兰祥传》言：“其先与魏俱起，有纥伏者，为贺兰莫何弗，因以为氏。” 贺兰祥墓志铭则言“魏氏南徙，有卅六国，贺兰国第四焉”。39姚薇元考证贺兰氏即贺赖氏，本属于匈奴，初居阴山北，后可能移居至贺兰山。40看来，贺兰当为匈奴语词的译写。惜典籍记录的匈奴语词汇寥寥无几，难以为贺兰二字的音与义提供直接有力的证据。不过，年代稍晚的中古汉语与古突厥语材料，可以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广韵》中，'贺'中古音韵地位是匣母个韵开口一等去声果摄，'兰'中古音韵地位是来母寒韵开口一等平声山摄。41据罗常培之说，唐代西北方音中，匣母ɣ并入晓母x，8—9世纪音为x，《切韵》歌（个）韵ɑ的8—9世纪音为ɑ，而来母l的8—9世纪音为l，《切韵》寒韵ɑn的8—9世纪音为ɑn。42然则，贺兰的隋唐时期音值可拟定为ɣɑlɑn / ɣɑ̂lɑn，43 西北方音可推定为xɑlɑn / xɑ̂lɑn。 年代约在8世纪的和田出土Or.12380/3948《蕃汉语词对译》残片中，旁译作脚的“纥诺”（拟构中古音为*ɣǝt-nɑ̂k），松井太复原做古突厥语hadaq? ~ adaq。44。历史上，北方民族语词首元音与喉辅音h之间存在不稳定性，如古突厥语uyγur汉字标作回纥、回鹘，蒙古语ulaγan（红色）的口语形ulaan在《元朝秘史》写作忽兰。是故，虽然诺nɑ̂k与daq之间的比定尚需进一步完善，但松井太推定匣母字纥ɣǝt可能对应古突厥语音ha / a应该是正确的。据高田时雄研究，在吐鲁番出土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汉文佛经《慈悲忏音字》和《法华经》的难字音注中，牙音和喉音的晓母（x）和匣母（ɣ）通常用回鹘文字K与Q来书写。45五代末期至宋初，由回鹘人Šïngqo Säli翻译成回鹘文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匣母音字玄ɣiuen写作kwyn，慧ɣiuei写作kwyi。46庄垣内正弘以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汉语音匣母（ɣ）已经并入晓母（x），在具有中介原音i的韵母前以K，其他韵母前以Q来书写。在俄藏回鹘语文献的汉字对音中，牙音与喉音的晓母和匣母，在和1、2等韵母结合时以Q，与3、4等韵母结合时以K来标记。庄垣内指出这一对音现象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相同。47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匣母个韵开口一等的贺除对应古突厥语音a / ha外，还对应古突厥语音qa。 如克劳森（G. Clauson）词典所收录，13世纪以前的古突厥语中，以辅音l起始的单词极其有限，且大部分都是借入语。48中古汉语的莲花在回鹘文中标记作LYNXW’>lenxu-a。其中的莲是来母先韵开口四等平声山摄，拟定中古汉语音为lien / liɛn。49在俄藏回鹘文标音汉文佛典中，编号为SI O 105和SI 4bKr. 176的《礼忏文》中，同属寒韵开口一等音的檀回鹘音记作T’N>tan。50参此而言，来母寒韵开口一等的lan对应的古突厥语音可推定为lan。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文书信的第2件，是前来中国的粟特商人在西晋永嘉五年（311）的永嘉之乱后不久写成的，记录有作者耳闻目睹的洛阳一带的战乱情况等。其中，与尾音-n相关的对音之例有：酒泉(c)wcn，中国cyn（秦），匈奴xwn（浑），敦煌δrw’’n，金城kynpw。51看来，尾音-n自上古直至现代一直存在于汉语中，正与北方民族语等其他语言中的尾音-n对应。既然彼此之间均有一个现成的尾音-n，那么再找出另外一个尾音来译写对方语音中的尾音-n的概率自然会降低一些。不过，上文介绍的粟特文书信中敦煌写作δrw’’n，其中，δr即敦之译写，粟特语-r尾音对应汉语-n尾音。伯希和提到，纪元初数世纪汉文史籍中有用-n收声字译写外国-r收声字的译例。52看来，反之亦然。宝音德力根和包文胜认为“用尾音-n音表示尾音-t，是当时用汉语音写北方民族语言时的惯例”，53但未举出实例。韩儒林在关于北方民族语音与古汉语之间对音问题的专文中介绍，入声字中“质”、“术”等十三韵的字收声为-t，唐代民族语中音节有d、t、r、l收声的，用汉字音译时均选用这十三韵中声音相近的字，如用设译šad（官名）、汩译qut（幸福）等。54笔者才疏学浅，不知历史上汉语确切用尾音-n音表示民族语尾音-t，唯以为上述韩儒林意见不可忽视。既然中古汉语存在入声韵尾-t（西北方音中-t转为-r），则首先应该是以带有入声韵尾-t的字来音译北方民族语言的-t尾音字。换言之，用尾音-n音表示尾音-t，不能视作当时用汉语音写北方民族语言时的“惯例”。是故，兰的尾音-n译写北方民族语的尾音-n / -r的概率要远超译写尾音-t。 综上，贺兰所代表的中古汉语音值大体为ɣɑlɑn / ɣɑ̂lɑn（西北方音为xɑlɑn / xɑ̂lɑn），古突厥语音值大致为贺a / ha / qa，兰lan / lar / lat(?)。其中，兰的第3个推定音lat(?)，笔者未能找到适当的词例，姑按宝音德力根与包文胜意见计算在内。 四、突厥官号“贺兰苏尼阙”之贺兰 杜佑在贞元十七年（801）成书的《通典》卷197《突厥上》详细介绍了突厥的官号，其中言：“谓马为贺兰，故有贺兰苏尼阙，苏尼，掌兵之官也。”55另，同书卷200《边防16··驳马》条言：“驳马，其地近北海，去京万四千里，经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马色并驳，故以名云。”文末“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贡”下引注“突厥谓驳马为曷剌，亦名曷剌国。”56韩儒林就上引《通典》的两条史料进行了比对分析，提出贺兰是一种颜色不纯之马，“贺兰与曷剌乃一字之异译，不过一为北魏以来相延旧名，一为唐代之新译耳，所指皆驳马也。”57宝音德力根和包文胜以曷剌即贺兰之异写，驳马则是其意译为前提，认为杜佑所言“谓马为贺兰”的马前漏掉了驳。58此处，不妨从苏尼阙可能的音值入手，验证一下杜佑所言“谓马为贺兰”的贺兰是否为驳马。 苏：《广韵》中古音韵地位是心母模韵合口一等平声遇摄。59据罗常培研究，唐代西北方音中，邪母z并入心母s，8—9世纪音为s，《切韵》模韵o的8—9世纪音为o。60然则“苏”复原成古突厥语，最大可能是舌尖清音s后续圆唇元音o、u、ö、ü之中的某一个。“掌兵之官”的“苏尼”中，苏应是频繁出现于古代突厥鲁尼文碑文的sü（军队）的音译。 尼：《广韵》中古音韵地位是泥母脂韵开口三等平声止摄。61据罗常培之说，唐代西北方音中，泥母n的8—9世纪音为n / nd，《切韵》脂韵i / wi的8—9世纪音为i / ui。62因古突厥语不存在复合辅音nd与复合元音ui，且隋唐时期汉语音译古突厥语时，词头的合口非圆唇音i / ï有时会被省略掉，63故“尼”复原成古突厥语，最大可能是鼻辅音n或i / ï后续鼻辅音n，再后续与开口三等较为接近的非圆唇前舌音ä，以及合口非圆唇音i / ï / e之中的某一个。 阙：古突厥语köl（湖）或kül（意思不明，可能为美称）的音译。64 综上，苏尼阙中，苏是sü（军队）译写，阙单独构成köl（湖）或kül，然则“尼”应构成官职的一部分。查“尼”存在两种可能，其一是ini（兄弟），其二是勇者之义的西伊朗语人名nyw的译音。前者大概和常见的突厥官职名apa tarqan（阿波达干）的阿波apa（祖先、祖父、伯父等男性长辈）的用法接近，只是没有apa那么显赫。后者见于中古波斯语M1《摩尼教赞美诗集》（Maḥrnâmag）跋文记录的漠北回鹘汗国可汗家族人物名Nywtkyn（宁于特勤）中。65这样，苏尼阙的古突厥语音值可拟构为sü ini köl / kül或sü niu köl / kül。按杜佑所言“谓马为贺兰”，则贺兰“尼”即骑兵之义，贺兰苏尼阙即骑兵小首领或骑兵之勇士，后续表示某种美称的阙。此种解释与“苏尼，掌兵之官也”贴合。 反观前人关于贺兰苏尼阙之贺兰的解释驳马，除非贺兰已经从原始词义驳马衍生出部族名或军队名等专有名词，否则与之后的苏尼阙（军队的小首领或勇士）之间的匹配难言完美。依第三节推定的贺兰在古突厥语中的音值，韩儒林所言qulan（野马、野驴）在对音上存在可能，但字义上难言匹配。查14世纪初期至中叶完成的阿拉伯字母标音《穆卡迪玛特字典》（Muqaddimat al-Adab）中，古突厥语与蒙古语的qalun，汉译者解释做“亮鬃草黄色的（马）66。关于贺兰苏尼阙的贺兰，笔者倾向于上述qalun之音译，但不完全否定包括qalan在内的其他可能性。67杜佑所言“（突厥）谓马为贺兰”的贺兰当为隋唐时期古突厥语的音译汉语名，将其勘同于源自匈奴语的部族名称贺兰（驳马之义）为时尚早，似有勉强之嫌。 五、贺兰与遏罗支、曷剌 如第三节得出的结论，贺兰所代表的古突厥语音值大致为贺a / ha / qa，兰lan / lar / lat(?)。推而言之，伯希和的ɣɑlɑn >halan，卜弼德和韩百诗的halat>alat，宝音德力根和包文胜的hala at>ala at，上述三种观点成立的可能性自第一至第三逐渐降低。而且，关键问题是—《元和郡县图志》所言“北人呼驳为贺兰”，《泾阳图经》所言“北人呼驳马为贺兰”，《通典》所言“突厥谓驳马为曷剌”，上述三种不同叙述之间的关系并未获得捋顺。 《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下》驳马条言：“又有驳马者，或曰弊剌，曰遏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万四千里。……以马耕田，马色皆驳，因以名国云。”68该段内容不载于《旧唐书》等其他典籍，兹就引文中的遏罗支略述己见。 就“直突厥之北”而言，上引《新唐书··驳马》原始内容年代当属于唐代中前期。然则“或曰弊剌，曰遏罗支”表明弊剌与遏罗支是唐人对驳马部的另一称呼。李盖提（L.Ligeti）和森安孝夫早已考证，记录8世纪中期内亚情势的伯希和藏敦煌出土藏文P.T.1283文书中，约在西西伯利亚一带活动的部族ula-yundluγ为古突厥语ala-yuntluγ（有斑驳色马匹的）的转音，即上述《新唐书》记录的驳马部。69关于驳马别名遏罗支，白鸟库吉复原做alakči（浅驳色）70，李盖提复原做ala[q]či，并将其与蒙古语alaqčin（类斑驳色）联系在一起。71森安孝夫在对李盖提关于ula-yundluγ与遏罗支（即驳马部）之间的勘同表示赞成的同时，指出白鸟复原的alakči是蒙古语形式，与源自古突厥语的遏罗支之间存在龃龉，李盖提复原的alaqčin存在同样现象。72宝音德力根和包文胜则尝试以清代罗桑丹津著《黄金史》的alaγ-aduγutu部或alaγčin aduγutan部，拉施特（Rašīd al-dīnī）《史集》（Jami‘al-Tarikh）的alaqčin aduγutan部勘同于遏罗支和P.T. 1283文书的ula-yundluγ。73然，森安孝夫的疑虑并未得到解决。 据哈密顿（J. Hamilton）研究，汉字遏7世纪音为・ɑ̂t，10世纪音为・ɑ̂r，但10世纪时期还用于拼写回鹘语音-gä，如bilgä的-gä。74在庄垣内正弘解读的俄藏回鹘文音译汉文《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中，梵文bhagavān（世尊）的中文音译“末遏鍐”被音译作p’k’v’n，匣母字遏对应k’。75据孙伯君研究，在西夏译经的梵汉对音中，梵语bhagavate对音“末遏斡帝”，梵文ga音对音遏。76 而且，q音与h音同属舌根音，发音部位相同，区别在于前者是塞音，后者是擦音。北族语言（如蒙古语）中，q起始音与h起始音属于方言上的区别。如此，遏的中古音，除带有入声韵尾-t的ɑ̂t外，还存在拼写不带韵尾的古突厥语音gä或qa / γa等的可能。即，遏罗支拼写的古突厥语可推定为qa-la-čï>ha-la-čï。如前文做介绍，历史上北方民族语词首元音与喉辅音h之间存在不稳定性，此ha-la-čï可以视作a-la-čï。即斑驳色之义的ala后续表示职业的名词后缀čï，字面意思是斑驳色人。因遏与曷同属匣母字，此遏罗hala>ala（斑驳）或与驳马别名曷剌有关。 《唐会要》卷98《回纥传》言“（长庆）三年，崇德可汗卒。其从父弟曷萨可汗立，遣使来告丧。册曷萨可汗为爱登里逻汩没密施合毗伽彰信可汗。77《册府元龟》卷967《外臣部・继袭第二》在介绍长庆三年（823）君登里逻羽录蜜施勾主禄毗伽可汗卒后言“其从父弟曷萨可汗立，诏册为君登里逻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78此处，被立者名为曷萨。前面介绍的中古波斯语M1《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中罗列的回鹘王室成员中，第三位名为xs’r tgyn。79关于此xs’r tgyn，哈密顿勘同为汉籍记录的曷萨特勤，80王媛媛则直译作曷萨特勤。81回鹘汗国塔利亚特碑东面第2行和特斯碑北面第4行中，出现部族名称qasar。82此qasar与曷萨特勤之曷萨和M1《摩尼教赞美诗集》的xasɑ̂r同音。83如前文所言，北族语言（如蒙古语）中，q起始音与h起始音属于方言上的区别。以此类推，驳马部别名曷剌之音，除前人推定的*·ɑ̂t-lɑ̂t外，还可以复原做qa-lɑ̂t>ha-lɑ̂t。考虑到历史上北方民族语词首元音与喉辅音h之间存在不稳定性，此ha-lɑ̂t令人想起a-lat，即ala（斑驳）后续复数词缀-t。84这一解释无误，则古突厥语ala除斑驳色之义外，还存在代指斑驳色马匹之义。推而言之，驳马别名遏罗支qa-la-čï>ha-la-čï>a-la-čï即具有斑驳色马匹之人之义。 综上，笔者的意见是古突厥语ala~ hala，其首要语义是斑驳色马匹，后衍生出斑驳色之义。85这正与汉籍文献记录的贺兰山源自“北人”语言中的驳马或驳相合。至此，方可以说唐代的曷剌和汉代的贺兰均为古突厥语驳马ala~ hala的复数形alat~ halat和alan~ halan在不同时期的音译。86 结 论 关于贺兰山得名的史料中，概隋代创作的《泾阳图经》所言“突厥谓驳马为贺兰”要早于《元和郡县图志》所言“突厥谓驳为贺兰”。贺兰所代表的中古汉语音值大体为ɣɑlɑn / ɣɑ̂lɑn（西北方音为xɑlɑn / xɑ̂lɑn），复原得出的古突厥语音值大约为贺a / ha / qa，兰lan / lar / lat(?)。杜佑《通典》所说“突厥谓马为贺兰”的贺兰，当是唐时古突厥语音的音译，与汉代的贺兰所反映的匈奴语音有所不同，或为“亮鬃草黄色的（马）”之义的qalun。《通典》记录的驳马部别名曷剌是古突厥语ala~ hala（斑驳色）的复数形alat~ halat的音译，《新唐书》记录的驳马部别名遏罗支是古突厥语ha-la-čï> a-la-čï（有驳马者）的音译。古突厥语ala~ hala最初是斑驳色马匹之义，后衍生出斑驳色之义。唐代的曷剌和汉代的贺兰均为古突厥语驳马ala~ hala的复数形alat~ halat和alan~ halan在不同时期的音译。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以胡语和境外汉语碑志为对象”（18ZDA17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突厥鲁尼文叶尼塞碑铭整理与研究”（15BMZ01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胡语和境外汉语碑刻与唐代西北地区历史”（2019jbkytd001） 注释 1转引自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1卷第1期，收入氏著《庐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08页，324页注11。 2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第359-361页。 3 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9-63, 3vols., vol. 1, pp.132-137,（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中译文见﹝法﹞伯希和著，赵琦译：《阿拉善、额济纳、也里合牙、额里折兀地名考》，《蒙古学信息》1998年第2期，第1-5页。 4汤晓芳：《贺兰山地名新释》，《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第55-57页。 5郑彦卿：《“贺兰山”释疑—兼论贺兰山名称之由来》，《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50-51页。 6朱存世、李芳：《贺兰山之名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88-90页。 7张訸：《贺兰山名新考》，《文博》2008年第4期，第59-61页；唐均：《西夏文记录的一水三山》，《西夏学》2013年第9辑，第354-368页。 8宝音德力根、包文胜：《“驳马—贺兰部”的历史与贺兰山名称起源及相关史地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3辑，第6-11、13页。 9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5页。 10 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第359页；丁世雄：《贺兰山名考》，《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359页；郑彦卿：《“贺兰山”释疑—兼论贺兰山名称之由来》，第50页；朱存世、李芳：《贺兰山之名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宝音德力根、包文胜：《“驳马—贺兰部”的历史与贺兰山名称起源及相关史地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3辑。 11汤晓芳：《贺兰山地名新释》，《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张訸：《贺兰山名新考》，《文博》2008年第4期。 12 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 134.英语piebald有“花斑的”和“花马”两种意思，此处伯希和写作带有双尖括号的«piebald»，对应汉字“驳”，有别于紧前面的piebald horse（驳马）。虽然«piebald»表明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赵琦译《阿拉善、额济纳、也里合牙、额里折兀地名考》（第2页）译作“驳马”，恐与伯希和初衷不合。 13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前言》第1-4页，《点校说明》第1-2页；另见陈素清、冯荣光：《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图志〉》，《四川图书馆学报》2003年第4期，第75-76页。 14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第119页，注22。 15相关归纳考证，见张訸：《贺兰山名新考》，第58-59页。 1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210页。 17[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64-765页。 1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97页。 19《中国兵书集成》委员会编：《武经总要全集》，《中国兵书集成》第4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94年，第941页。 20《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 7》，（南京）凤凰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2页。 21[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08页。 22[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第2503-2504页。 23 隋代长安近旁的泾阳县从未领过今银川一带灵武郡辖下的弘静县。参见施和金：《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隋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39、86、93-94、149页。 24 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 134；伯希和：《阿拉善、额济纳、也里合牙、额里折兀地名考》，第3页。 25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第88页。 26 [唐]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8页。 27卢良志：《隋唐图志图记的繁荣与贾耽对制图理论的继承与贡献》，《国土资源》2008年3月号，第52页。 28[唐]魏征：《隋书》，第982-987页。相关归纳，见殷亮：《从〈隋书·经籍志〉看唐代以前地理类文献》，《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30-31页。 29见贺次君：《括地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30 关于敦煌地理类文书的研究成果众多，兹不一一介绍。相关文献录文与辑校，主要参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3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94-296、298页。 32佟建荣：《〈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的西夏姓氏考证》，《宁夏社会科学》2010 年第5 期；唐均：《西夏文记录的一水三山》，第356页。 33 [唐]魏征：《隋书》，第1696、1322页。 34 [唐]魏征：《隋书》，第813页。 35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第7-8页。 36 主要参见﹝法﹞伯希和：《阿拉善、额济纳、也里合牙、额里折兀地名考》，第2页；亦邻真：《额济纳 阿拉善 杭锦》，陈晓伟译，《元史论丛》第14辑；达力扎布《有关阿拉善旗旗名来历》，《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5辑。 37芮八慈认为古突厥语alaša借自蒙古语。见V. Rybatzki, “Classification of Old Turkic loanwords in Mongolic”, in. M. Ölmez, E. Aydın, P. Zieme, M. S. Kaçalin eds., From Ötüken to Istanbul, 1290 Years of Turkish (720-2010) 3rd-5th December 2010, İstanbul: Yayıma Hazırlayanlar, 2011, pp. 191-192. 38 姚薇元：《北朝胡性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4-96页；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316-1317页。 39刘晓华：《〈北周贺兰祥墓志〉及其相关问题》，《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林登顺：《北朝墓志文研究》，（台北）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28页。 40 姚薇元：《北朝胡性考》，第36-38页。 41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8、194页。 42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第164-165页。 43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第18、194页；B.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Library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23, pp. 122, 170. 44﹝日﹞松井太：《英国图书馆藏“蕃汉语词对译”残片（Or.12380/3948）再考》，白玉冬译，《敦煌研究》2017年第3期，页码？？？？。 45﹝日﹞高田时雄：《ウイグル字音考》，《東方学》第70辑。西州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大量的汉文佛经及其相关注疏等被译成回鹘文。这些回鹘文译文反映了当时回鹘语音与汉语音之间的比对关系。这种汉语音，与10世纪以后河西敦煌地区发展起来的西北方音有所不同，更应该是唐代以来生活在西域新疆的汉人所操汉语音的反映，也即唐代西北方音的反映。相关考释，参见高田时雄：《ウイグル字音考》，第137、149页。 46﹝日﹞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文献に導入された漢語に関する研究》《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2辑。 47﹝日﹞庄垣内正弘：《ロシア所蔵ウイグル文献の研究—ウイグル文字表記漢文とウイグル語仏典テキスト—》，（京都）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3年，第43、66-67、70页。 48 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1972, pp. 763-764. 49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第211页；B.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 179. 50﹝日﹞庄垣内正弘：《ロシア所蔵ウイグル文献の研究—ウイグル文字表記漢文とウイグル語仏典テキスト—》，第32、33、84页。檀中古音参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第193页。 51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in.M. G. Schmidt and W. Bisang eds.,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 Trier: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2001, pp. 268-2269, ll. 18. 52﹝法﹞伯希和：《库蛮》，注14，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6-17页。 53宝音德力根、包文胜：《“驳马—贺兰部”的历史与贺兰山名称起源及相关史地问题》，第13页。 54韩儒林：《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收入氏著《穹庐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8页。 55[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02-5403页。另收入[宋]王钦若等编修：《册府元龟》卷962《外臣部·官号》与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3《四裔考20》，文字大同小异，内容无不同之处。 56[唐]杜佑：《通典》，第5493页。 57 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第359-360页。 58 宝音德力根、包文胜：《“驳马—贺兰部”的历史与贺兰山名称起源及相关史地问题》，第6页。 59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第102页。 60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第164-165页。 61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第82页。 62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第164-165页。 63 如išbara>始波萝，irkin>俟斤，izgil>思结。 64 关于kül的释义，学术界意见不一。详见罗新：《论阙特勤之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收入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6-199页。 65排位第20号的人物名。见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西域文史》第2辑，第132-133页。相关文献年代等的介绍，主要参见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21-222页；Yoshida Yutaka, “The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and the KhotaneseDocuments”, in. D. Durkin-Meisterernst, Chr. Reck, D. Weber eds., Literarische Stoffe und ihre Gestaltung in mitteliranischer Zeit, Kolloquium anlässlich des 70, Geburtstages von Werner Sundermann, Wiesbaden:Ludwig Reichert, 2009, p. 352；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3页。 66保朝鲁编：《穆卡迪玛特蒙古语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蒙汉辞典》，（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57页作qaliγun。 67仅就对音而言，蒙元在西域中亚征收的qalan税的qalan可视作贺兰的完美对音。惜包括名称在内，qalan税的具体情况尚不明了。不知是否与杜佑所言所言马之称呼贺兰相关？ 68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6页。另，[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三年（639）条关于西突厥咥陆可汗建牙的胡注引有此文，内容一致。 69 L.Ligeti, “À propos du «Rapport sur les rois demeurant dans le Nord» ,in: 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1971, pp. 181-182；森安孝夫：《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れる北方民族―DRU-GUとHOR―》，《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14辑别册。 70 白鳥庫吉：《室韋考》，《史学雑誌》第30卷第1、2、4、6、7、8号，1919年，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第4卷，（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第425-426页。 71 L.Ligeti, “À propos du «Rapport sur les rois demeurant dans le Nord» , pp. 181-182. 72森安孝夫：《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れる北方民族―DRU-GUとHOR―》，第29页注114。 73宝音德力根、包文胜：《“驳马—贺兰部”的历史与贺兰山名称起源及相关史地问题》，第14-15页。 74﹝法﹞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耿昇、穆根来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0页第93号，第161页。相关史料，如《辽史》卷2《太祖纪》天赞三年（924）条记录出征漠北的阿保机“（九月）甲子，诏砻辟遏可汗故碑”，“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宋史》卷490《回鹘传》记录太平兴国五年（980）“甘、沙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密礼遏遣使裴溢的等四人。” 75 SI Kr.IV271文书与SI Kr.IV821文书，见庄垣内正弘：《ロシア所蔵ウイグル語文献の研究―ウイグル文字表記漢文とウイグル語仏典テキスト―》，第10、20页。 76孙伯君：《西夏译经的梵汉对音与汉语西北方音》，《语言研究》2007年第1期。 77 [宋]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749页。 78 [宋]王钦若等：《宋本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第3828页。 79 第20-21行。见F. W. K. Müller,“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äischen Hymnenbuch (Mahrna~mag)”, pp. 9(Repr. p. 159)；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第132-133页。 80﹝法﹞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第149-150页。 81 王媛媛：《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译注》，第133-134页。 82 塔利亚特碑文参见片山章雄：《タリアト碑文》，载森安孝夫、敖其尔编：《モンゴル国現存遺跡・碑文調査研究報告》，（丰中）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1999年，第168、171-172页。特斯碑参见大澤孝：《テス碑文》，载森安孝夫、敖其尔编：《モンゴル国現存遺跡・碑文調査研究報告》，第160-161页。 83哈密顿把九姓回鹘氏族名葛萨复原做qatsar/qarsar> qačsar>qazar，是因为当时塔利亚特碑和特斯碑尚未被发现所致，不足为信。相关内容见﹝法﹞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第3-5页脚注3第6小条，第149-150页。 84 宝音德力根和包文胜认为古突厥语复数词缀不存在-t，实则不然，如特勤tegin的复数形为tegit。 85如古突厥语yaγïz yir（褐色大地）与kök tängri（蓝色天空）中，yaγïz与kök另有大地和天空之义。ala~ hala情况与yaγïz和kök相同。以蒙古族为代表，北族往往以马匹及其颜色代表各类颜色。ala~ hala概属此例。 86关于古突厥语复数词缀-n，可参考oγulan（儿子们）与oγul（儿子），ärän（战士们、男人们）与är（战士、男人）。alan~ halan可视作ala~ hala的复数形。 编者按：原文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期。编辑推文时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
|
|
来自： 行者aw7sg93q3w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