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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为何始终摆脱不掉产能过剩的魔咒？ 刚从短缺经济走出的中国为何又迎头赶上了过剩经济？ 鉴于过剩面上表现为供需矛盾、供过于求的直接结果，产能过剩的原因就从供与需两方面来考究： 一方面，产品供给呈几何级增长。产量的节节攀升是自由市场（含市场主体）、全球市场、非市场力量（政府）共同发力的产物。 西方以企业市场经济为出发点，中国则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嫁接企业市场经济，而企业市场经济的运作机理就是借“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在全社会配置资源，企业从中获取私利。 经济扩张预期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会促使企业将上述配置持续下去，生产规模的雪球越滚越大。 即便市场机制倒逼一些企业收缩生产线，一旦价格回升，产能仍会死灰复燃。可以说，市场经济本身就内置着过剩原罪。 美国自向北部工业文明并轨后的100多年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总量都是单向扩张。 WTO将各国企业纳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即企业开始超越国界，在世界大市场配置资源，大市场匹配大生产，这就意味着企业将跨越原来的国内生产、开启全球化生产模式。 WTO让工业大生产、全球化大生产前所未有的化解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距，遍布世界每一角落，产能扩张便以疯狂的方式在全球上演。中国加入WTO十年，汽车产量激增了八倍。 东西方的差别仅在于起点不同，西方从自由市场经济出发，后来增添了国家干预主义，东方却在计划经济的半道上突然拐向了市场经济，但归宿是共同的，都收敛于“市场与政府的叠加”。 而政府行政机制会扭曲市场机制、激化市场机制的结构性矛盾。 比如，一轮接一轮的货币投放，既本身助长投资又形成价格上涨预期、刺激企业反应，美联储第一轮量化宽松结束，锂离子电池生产遍及27个州119个地区，第二轮强心针一打，锂离子电池规模立马暴增64%。 而中国行政主导历史悠久，因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法更加娴熟。 为了GDP、税收和就业，从省市政府到基层乡镇政府，已异化成一个个属地化的集团公司，各级官员成了最忙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产业规划、招商引资、项目审批、大建园区，只能大不能倒，低价地、优惠电价、廉价贷款、优厚补贴被运用到极致，结果生产大跃进，产量打到了天。 中国已拥有80多万家外资企业；单2015年北京市就上马87个“互联网+”项目，产能屡创新高。可见，既有企业家又有市场更有政府推动了天量生产。 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却呈“趴窝”状。消费社会能否到来取决于民众的消费能力、消费欲望和消费规模。 国富（国有部门的财富积累）速度过快，民企利润“比刀片还薄”，构成人力资源的知识、技能没更新、没转换，人的过剩等原因共同造成“涨工资如蜗牛爬”。 GDP预计高增长情结、商品含税高、货币长期增发等因素却导致“物价涨似开飞机”，平民消费就随工资收入呈现刚性化。 富人的行为目标与潜意识生活习惯是进金而不是出金，富人的最大兴趣是赚钱，看着财富数字往上飙他们感受到“财务自由”，会有一种“意动”性成功，至于怎么花这些钱倒是次要。 况且，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是低的，一旦该消费的都已经得到满足，增加的财富将不会用来消费，消费兴致低下。 富人的收入与消费负相关，股神巴菲特5年才新添一套服装、宗庆后消费水平比员工低即是明证。 主要国家的房地产与股市等资本货币市场，却成为中产财富的削骨场；不管是先天基因还是后天营养，都不足以让中国的中产阶级与上层社会有过多的交集，中产上升的途径无法打开。 中产败退，扛起最大市场规模的力量倒塌，相关消费受到致命打击。 贫民有消费愿望，无消费能力；富人有消费能力，无消费欲望；中产本能托起主流消费，却“集体沉沦”——实在是消费市场的悲哀。全球消费在阶层结构两极分化的纠结中无法自拔。 生产、供给随着向企业和市场放权而走高，需求、消费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整体疲软，因此可以说，当计划经济退出世界历史舞台，生产无限化与消费有限化的矛盾就达到了社会性疯狂的地步，产能过剩就越来越严重了。 对此问题，那些深受马克思“生产过剩论”和凯恩斯“需求不足学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的人们，往往把欧美国家当作这一矛盾的集中地。 但实际上，一来，中国既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又有金字塔式、层级式的行政机构，更有广泛而特殊的国企群体，国家机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都参与到了推动社会化的大生产当中，说白了就是计划经济作为一种体制虽已垮台，但其变种——行政主导经济仍大量存在，这样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因国家机器介入被非典化了，中国的生产更庞大； 二来，中国的节俭文化底蕴深厚，外加本土品牌信用危机，中产阶层未成型先塌陷、更加脆弱，消费动力更加匮乏。 鉴此，中国客观上已成为矛盾的主要方。 这也是当下金融危机进入到产能过剩危机新阶段、中国是主战场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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