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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山:古寺名天下 高僧多传奇

 昵称71245149 2020-08-27

秋赏红枫的时节又要到了,在南京的最佳赏枫地无疑是栖霞山。除赏枫之外,栖霞山还有更多的历史文化景点可以细细品味。

栖霞寺在栖霞山主峰的西麓,占地40多亩,坐东朝西,远离尘嚣,环境清幽。山门外的广场东北角,有一座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御碑亭,亭内珍藏着唐上元三年(676)唐高宗为表彰栖霞居士明僧绍而立的《明征君碑》,如同雄文钜制前一个醒目的“注脚”,向人们提示着这座千年古刹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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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寺发端于南齐隐士明僧绍的“舍宅为寺”,“明征君”就是世人对这位自号“栖霞”、多次拒征入朝的前贤的尊称。有意思的是,终老山林的隐者身后,却颇有几个地位显赫的子孙。他的次子明仲璋当了侨县临沂的县令,继承乃父遗愿,于永明二年(公元484)在栖霞寺后的西峰石壁上开凿“三圣殿”,中坐无量寿佛,通高9.31米,左右侍立观音、大势至菩萨像,高6.81米,巨硕庄严,均由当时的雕像名家、高僧僧祐设计。此后46年间,齐梁两代的王公贵族竞相捐资凿石造像,遂有“千佛岩”之胜。唐高宗时期,明僧绍的五世孙明崇俨因擅长“方外之术”得到李治和武则天宠信,为光耀门庭,他奏请朝廷为其先人树碑,高宗慨然应允,亲自撰文颂扬明僧绍的高行洁操。此碑由著名书法家、卫尉少卿高正臣书写,朝散大夫王知敬篆额,高2.74米、宽1.31米、厚0.36米,装饰华美,制作精良,全文2376字仅缺损13字,是南京地区保存至今的唯一唐代碑刻;碑材上布满奇异的白色斑纹,人称“梅花石”,实为两亿八千万年前浅海动物海百合茎和腔肠动物中国孔珊瑚的化石,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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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胜古迹,还有始建于仁寿元年(601)的隋代舍利塔。此塔初为木结构,在杨坚下令全国八十三州同期兴建的舍利塔中被“列为榜首”,两百多年后,与栖霞寺同毁于唐会昌年间的一场“法难”。南唐时(937—975),高越和林仁肇两位重臣奉诏复建,改用石灰岩和大理石两种石料,塔高18.73米,仿原木塔形制,塔身为八面五层密檐式,立于八角形的须弥座上;结构匀称,工艺精湛。基坛的八面浮雕,刻有释迦牟尼八相成道图,展现佛祖为普渡众生而寻求大智慧大解脱的传奇故事。首层塔室最高、体量最大,八面高浮雕为四大天王像和普贤、文殊像,以及两扇象征性的带有钉环的版门。从首层往上,塔檐和塔身都渐次收缩,四层塔室的八面各雕两座石龛,中坐一佛,计有64尊佛像。塔顶刹柱原为金属制,后世改用石雕莲花串宝顶。美轮美奂、富有中国画风的栖霞寺舍利塔体现了南唐石刻艺术最高水准,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美术史和雕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专程来栖霞寺考察,给予它极高评价。1993年,国家文物局立项拨款,派专家来主持维修这座多处风化受损、构件脱落的古塔,使之基本恢复原貌,重放光彩。据专家推断,塔基至今尚未扰动,地宫所藏(包括佛舍利子)亦应俱在。作为金陵佛气长存的千年佐证,这个未解之谜也平添了它迷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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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征君碑、舍利塔合称“栖霞寺三宝”的千佛岩,是南京仅存的六朝佛教石刻遗迹。其年代早于洛阳龙门,晚于山西云冈,题材多以释迦、阿弥陀佛、弥勒佛等为主,间有多宝佛、七佛、思惟菩萨等,构成了“江南云冈”的洋洋大观,其中以明仲璋所建的三圣像最为壮美。六朝以降,官民士子中补造佛龛、重修佛像者甚多,留下不少题名题刻。山崖中道有南唐书家徐铉、徐锴的题名,宋代游九言所书“千佛岩栖霞寺”六个楷体大字尤其引人注目。2000年10月,中102号窟内发现“双飞天壁画”,传媒披露后轰动一时,引起中外学术界强烈关注,被认为是具莫高窟最成熟时期风格的作品,对拓展敦煌学研究有重大意义。飞天最早源于印度,后经西域传入中土,日本奈良法隆寺也有它的踪迹,“栖霞飞天”为飞天壁画的东行路线提供了难得的实证。不久,舍利塔檐下也发现多个飞天浮雕,有专家据此推断千佛岩原先至少应有几百身飞天。唐天宝七年(公元748),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曾在栖霞寺逗留三天,很有可能是鉴真将“栖霞飞天”带往日本。今天的毗卢宝殿右侧,就有一座纪念这位唐代高僧的“过海大师堂”。堂正中的佛龛内供奉着一尊盘腿端坐的盲僧夹纻塑像,系日本奈良招提寺第八十一代传人亲手塑造,1963年鉴真圆寂1200周年时,由日本文化界、佛教界联名赠送栖霞寺。大师塑像的背景画上沧海茫茫、巨浪滔天,旨在传颂他为弘扬佛法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栖霞飞天”不正是这种至诚至善至勇在人间的升华与投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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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佛学影响深远的“三论宗祖庭”,奠定了栖霞寺在古今弘法史上的重要地位。刘宋时来到江南的辽东和尚僧朗游学于栖霞寺住持法度门下并继承其法席,他精研“三论”(古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宗”三部经典)破旧立新,振聋发聩,受到梁武帝器重,特派十位僧人跟从习修。“摄岭相承”数代后,栖霞寺发展成南方三论学的中心。到了隋代,僧朗再传弟子吉臧(世称“嘉祥大师”)集其大成,著书立说,诲人不倦,使三论义学兴于华夏并传布到朝鲜、日本等地。今天位于栖霞寺最高处的藏经楼,荟萃了包括经、律、论三大类佛教经典在内的数万卷图书。其中最珍贵的《贝叶经》,是在贝多罗树叶上烙印的梵文经书,相传为唐玄奘西天取经时带回。清末一位女信徒刺血抄写的一部“血经”,那行行已褪成淡赭色的“血字”也同样吸引着参拜者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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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主持栖霞寺大修的宗仰上人(1861—1921)不仅是闻名海内的江南诗僧,还是一位爱国志士和革命功臣。他早年参加反清革命组织和文学团体,出资刊印邹容的《革命军》,与蔡元培共创中国教育会,积极投身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邀他入阁,他坚辞不受,归隐山林。此时的栖霞寺已荒废多年,重建工程十分艰巨。上人以自己的声望为号召募捐、化缘,争取到多方支持与襄助(其中有孙中山所捐善款一万银元),更不顾年高体弱事必躬亲。民国10年夏,大殿落成之际,上人因操劳过度而圆寂,其高风亮节,受到民国政要和佛门弟子的高度评价,为其举行国葬;数年后修复竣工,蒋介石、林森、冯玉祥等都来寺拜谒。至今,栖霞寺内的宗仰上人纪念堂内,供奉着上人宝像,陈列有翁同和、章太炎题赠的书法,上人手绘图卷等珍贵史料;两壁还有若舜、寂然、方廉、青权四位高僧的画像。1937年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寂然法师与志开、大本二和尚大义凛然,在栖霞寺设立难民所,掩护逃难群众三万余人,耗粮百万斤。还是少年的星云大师即于此时在栖霞寺出家修行,半个世纪以后,适逢改革开放、两岸交流,这位在宝岛和海外成就其善业的当代高僧,以请赠玉佛、建楼供奉的方式回报本寺,在今天的“玉佛楼”前留下了一段新时期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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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在栖霞寺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亲任院长,栖霞寺住持茗山长老任第一副院长。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为培养僧才、绍隆佛种共同摹划,言传身教,鞠躬尽瘁。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的毕业学僧,遍布全国各地,大多数均成佛教事业的骨干。学员中考入中国佛学院本科班、攻读学位或出国深造者逾百名,有不少已在世界各地寺院中驻锡任职。金陵名蓝后继有人,栖霞丛林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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