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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遗憾 鲁人 谈到鲁迅先生，多只是以为他是中国文坛上需仰视的文学大家。其实，先生知识之渊博，涉列之广泛，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家中几乎无人可比肩。他少年时，师从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先生，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以后入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开始接触到西方科学。在南京时期，他还阅读了《天演论》等代表西方先进科学思想的书籍，以后东渡日本，又学习了数年医学，从而使他确立了先进的科学观。之后，他翻译、写作了一批有关科学的文章、书籍，其《中国地质略论》一文，被认为是中国地学第一文。1906年出，由他和同学合著的《中国矿产志》，曾在国内产生过很大影响，并被学部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他还曾翻译了《药用植物》一书。在日本留学期间，先生弃医从文，写作翻译了大量意在唤醒激励民众的文学作品，在“五四”运动中更成为新文学的旗帜，影响是延续至今。其小说《狂人日记》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先河之作；《阿Q正传》更是深刻地揭露了人性中的丑陋与邪恶。先生自幼喜欢绘画，到上海后编印过多部美术书籍。他是中国新木刻的开创者，他举办了首次中国木刻讲习会，而中国新木刻第一代木刻家几乎都受过他的指导和影响。 鲁迅在科学、美术、文学等多方面都产生过不同的影响。但他的一生还是留下了三大遗憾，一未能将收集二十余年的古代拓片付印成册；二未能完成构思颇久的《中国文学史》；三未能写作一部长篇小说。 鲁迅自二十世纪初，即开始零星收藏古代的砖石拓片。1915年，开始集中大量收集，至1923年后，用于购买拓片的花销才逐渐减少。为收集拓片，鲁迅不但频繁出入北京琉璃厂，还时常委托外地的朋友和学生为之代购，也常请教育部到外地视察的同事帮忙搜寻。最多时一年收集千余张。虽然，1935年5月，他曾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收集画象事，拟暂作一结束，因年来精神体力，大不如前，且终日劳劳，亦无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拟姑置之”。但之后收集并未间断，还曾托学生王冶秋请他在南阳教书和做地下党的两位同学帮忙收集当地的碑拓，12月收到“拓本六十五幅”，“纸墨俱佳”，1936年8月，还在致王冶秋同学的信中写道：“其拓片一包，共六十七张，亦已于同日收到无误。桥基石刻，亦切望于水消后拓出，迟固无妨也。”信中的桥，指南阳市北关的魏公古桥。可惜，先生未能等到桥基的拓片，亦或寄到时先生已病重。因为，先生的书信和日记中均无相关记载。 鲁迅一生收集古代画像、造像、碑铭、墓志等石刻、砖刻拓片四千余种，六千余张。蔡元培如此评价鲁迅的搜集：“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达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此材料之搜罗。”先生将所搜集的拓片编写了《汉画像目录》、《六朝墓铭目录》、《唐造像目录》等。并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到付印的愿望。1934年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翌年11月，在给台静农的信中更具体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陆续曾收得汉石画像一箧，初拟全印，不问完或残，使其如图目，分类为：一摩厓；二阙、门；三石室，堂；四残杂（此类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遂止；后又欲遗其有关于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而刻划又较明晰者，为选集，但亦未实行。”而且至去世，仍未如愿，终成一憾。 1926年下半年，鲁迅受林语堂之邀，被聘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为此，先生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义，题名《中国文学史略》，并由此产生了“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的念头。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鲁迅的自信源于他对文学和历史独到的见解。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被胡适誉为“开山的创作”。不但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历史，更是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也为中国的小说史独立为一门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独到的眼光至今为许多人所推崇，听过鲁迅讲课的冯至说：“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人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 编一部文学史的计划，一直盘桓在鲁迅心里。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后，鲁迅担任同一课程时，对厦门大学的讲义作了修改，并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同时，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发表的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也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片段性文章。到上海后，先生仍一直怀着强烈的撰写愿望，却一直几乎毫无进展。他在给曹聚仁的信中无奈地说：“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但“上海无图书馆，收集资料很难，请帮手又有经济问题”，“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为此，他曾多次流露出想回北京住一段时间的愿望，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倘终于没有什么事，我们明年也许到那边去住一两年，因为我想编一本《中国文学史》，那边较便于得到参考书籍”。但因为种种原因终未能成行。同时，鲁迅考虑到以他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全部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因此准备写到唐代为止。为此，他收集了许多资料书籍，并预购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据与鲁迅有过许多接触的左联领导人冯雪锋回忆，鲁迅当时“对于俄国社会史的有价值的著作及欧洲的艺术史都极有兴趣的细阅，我觉得这和他自己准备写文学史不是没有关系的。”他还回忆，鲁迅曾说“或者先写Sketch（速写、概略），象《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一片断一片断的写起来再说。”可见先生对完成这部中国文学史始终怀着强烈的欲望。在他去世前三个月，曾因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在鲁迅家中接受过三个月单独指导的日本朋友增田涉专程从日本赶来探望，他们还谈论起此书的写作。但鲁迅终因有更迫切的事业要做，便只能又留下了一大遗憾。 被誉为“中国的高尔基”的鲁迅，毕生未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又是一大憾事。其实，鲁迅一生有过三次创造长篇小说的想法和计划。一是创作《杨贵妃》，也有人说鲁迅想把它写成一部三幕的剧本。为此他专门对盛唐的时代背景、宫廷建筑及衣食住行做过考证研究。同时代的郁达夫、许寿裳、孙伏园、冯雪峰等都回忆过此事。郁达夫说：“朋友的L（鲁迅）先生，从前老和我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可见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朋友谈起过创作这部作品的想法。而且，鲁迅认为“七月七日长生殿”盟誓，表明唐玄宗对杨贵妃已经没有了爱情。先生甚至想好了一个在当时绝对很新颖的构思，是唐明皇被暗杀时，刀落到脖子上的一刹那，他脑海里闪过他的一生。1924年暑假，鲁迅接受邀请赴西安讲学，也是想去领略一下大唐遗风，但“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从此失去了创作欲望。三十年代初，鲁迅有意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的小说，于是1932年与在上海养病的陈赓进行了两次秘密会面。会面时，先生详细地询问了许多苏区人民生活，军民关系，甚至生活环境、卫生状况等等情况，陈赓也向先生详细介绍了红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作战场景，并为鲁迅绘制了一张苏区军事形势草图。不过，虽然鲁迅通过交谈收集了不少相关的资料。最后，还是因对红军的生活太陌生而遗憾地放弃。1936年6月前后，鲁迅在大病后的恢复期，曾与冯雪峰聊起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表示自己想写一部关于中国四代知识分子命运和经历的长篇小说。他说“知识分子，我是熟悉的，能写的。”并解释，这四代知识分子分别指章太炎、鲁迅、瞿秋白及冯雪峰。他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以反映在中国数十年的社会变迁中，知识阶层的经历。然而，鲁迅还是因为有太多急迫的工作要做，加之身体日渐衰弱，也终未动笔。数月之后，先生不幸去逝，逐成他及中国文坛的又一大憾。 至今，仍有许多人坚持认为，如果鲁迅不将精力浪费在那些论战上，一定会在文学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其实从这个角度说，如果鲁迅不投入极大的精力去帮助那些青年，可能会为自己省更多的时间。在北京时，为了帮小老乡许钦文编小说集《故乡》，选篇目，设计装帧，垫付印刷费，全是鲁迅完成的。甚至为躲避北洋军阀的迫害，在外国医院避难时，还在校对《故乡》。在上海，为了素不相识，初学翻译的邮局职员孙用译的《勇敢的约翰》，先生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指导，校改，选插图，联系数家书局，才算使书出版，最后还垫付了稿费。期间他们通过十几次信，却从未谋面。为了给中国的年青木刻者一些借鉴，先生搭钱搭精力去印《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画集》等一系列画册，为了指导鼓励年青木刻者，不管他们在天南地北，是否相识，先生占用了自己大量的时间与他们通信，分析指导他们的创作，还精心为他们编印作品集。 总觉得，鲁迅先生的遗憾是由他思想上的追求决定的。史沫特莱曾说：“他并不是毫无目的地虚度生活，他也没有追求钱财、权力或是地位。”正如史沫特莱所说，鲁迅真的本无意做文学家、名人、伟人。他撰写翻译科学文章书籍，是希望科学救国。他从科学最终转向文学，初始则是希望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之后更发展为与社会的黑暗战斗，为底层大众发出声音。即使他提倡新木刻，也因其便宜简便，“用几柄雕刀，一块木板，制成许多艺术品，传布于大众中者”，故将它当作一种战斗武器。他的论战，辩论的都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他一生所关注的是民族和大众的命运。翻阅他一生的作品，无论是讽刺，是抨击，是批判，都包含着他对自己民族的现实和未来深深的忧愤和希望。他和黑暗势力斗争，是希望这个民族强盛；他对大众充满悲悯，是渴望他们能获得尊严和幸福；他尽全力帮助青年，除了他的无私，更是希望将他们培养成振兴民族的战士。曾有人统计过鲁迅一生的收入，足以使上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但先生一生简朴，甚至时常颇为拮据，这是因为他将大量的钱财用于资助青年及革命，用于出版进步和革命的书籍。正因为他从不为自己考虑，自然也就必定会留下这些对他对我们都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遗憾，那鲁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也必定不是今天这样的形象。(原载《师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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