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秦八三、孙文子逐卫献公

几乎在秦晋“迁延之役”的同时，周灵王十三年（卫献公十八年，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夏四月己未，卫国的军队还在北宫括的率领下远在秦国，卫国国内却发生了大夫孙文子（孙林父）驱逐国君卫献公的事。

事情的起因是卫献公邀请孙文子和另一个大夫宁惠子一起吃饭，俩人穿着朝服去赴宴，可是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太阳西斜也没见到卫献公。卫献公去哪儿了呢？原来他听说苑囿里飞来了一群大雁，竟然扔下两人不管，自顾自的去射雁去了。

这就有些拿人开涮了，但还有更过分的。按那个时候的礼节，君臣相见，如果大臣穿着朝服，国君应该脱去皮冠以示尊重，可是卫献公终于玩够了回来的时候，却戴着皮冠就接见了孙文子和宁惠子。这惹恼了孙文子和宁惠子，孙文子更是一怒之下离开国都，回到自己的采邑戚邑（今河南濮阳濮阳县北）去了。

卫献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事跟宁惠子关系不大，主要是由于卫献公很讨厌孙文子。孙文子为人骄横好强，当年卫献公的老爸卫定公就很讨厌他，曾一度逼迫他逃离卫国，后来他在晋国的干预下才得以回国，可是回国后的他不仅不知收敛，甚至还把这些臭毛病带到了外交场合。

周灵王六年（卫献公十一年，鲁襄公七年，前566年）卫献公派孙文子出使鲁国。他竟然不顾外交礼节和君臣之分，干出了跟鲁襄公并肩登殿的事。鲁大夫叔孙穆子制止他，他既不解释也无愧色，就像啥都没干似的。叔孙穆子因而断言，像他这样“为臣而君，过而不悛（quān）”，将来一定还会被驱逐。

这样的人当然是不受欢迎的人，可卫献公的做法也有点太孩子气了，而尤其要命的是，他似乎是在故意打草惊蛇。当孙文子派儿子孙蒯（kuǎi）从戚邑入朝请命的时候，卫献公一面招待他饮酒，一面令乐官之长太师演唱《诗经·巧言》的最后一章。这一章的开头几句是：“彼何人斯？居河之麋（méi），无拳无勇，职为乱阶。”翻译过来就是“究竟那是何等人？居住河岸水草边，没有武力与勇气，只为祸乱造机缘”，完全是公开指责孙氏为乱。

太师知道这将刺激孙氏，所以拒绝演唱，可他手下的一个师曹（乐官）却愿意代劳，因为当初他教卫献公的宠妾弹琴时，曾因责打那个宠妾被卫献公抽了三百鞭子，现在他想通过唱这首诗激怒孙氏，让孙氏替他报仇。

师曹的愿望达成了。孙蒯一听到这首诗，吓得不行，赶快跑回戚邑向自己老爸做了汇报。孙文子听完汇报后说：“国君这是已经忌恨我了，如果不先下手一定会被杀掉。”于是他把留在国都的家人全都召集到戚邑，然后带着私人武装进了国都。

孙文子刚一进城，就碰到了遽（jù）伯玉，他大概也想拉几个同盟者，就对遽伯玉解释说：“国君的暴虐你是知道的，我很害怕社稷倾覆，真到了那时候可该怎么办呢？”遽伯玉后来跟孔子成了好朋友，《论语·卫灵公》称赞他为君子，这个时候虽然还年轻，但已经很有些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的思想了，所以他说：“国君统治他的国家，岂是下臣可以冒犯的？就算是另立新君，又怎么知道一定会比旧君好呢？”说完便赶忙离开是非之地，抄近路跑到国外去了。

骄横惯了的孙文子当然听不进遽伯玉的点拨，而只会痛快嘴皮子的卫献公也没什么手段能制服他，只好派子蟜（jiǎo）、子伯、子皮等人跟孙文子谈判，但都被孙文子杀了。卫献公没有办法，只好跑到了鄄（juàn，今山东菏泽鄄城县西北）这个地方，一面派弟弟子展为自己投奔齐国去打前站，一面又派子行再次跟孙文子谈判，结果子行也被孙文子给杀了。

卫献公见谈判彻底无望，不敢在鄄邑久留，匆忙逃往齐国，但却被孙文子赶上，败于河泽（今山东聊城阳谷县东北）。好在他并没被捉住，总算有惊无险的进入了齐境，被齐灵公安排住在郲（lái，今山东潍坊昌邑市东南）邑，直到十二年后才得以回国复位。这期间卫国人立了卫献公的弟弟（一说堂弟）姬剽为新君，这就是卫殇公，孙文子和宁惠子则做了卫殇公的辅政大臣。

孙文子只是驱逐了卫献公，在春秋那个连弑君都司空见惯的乱世按理说不算什么稀奇事，可它却偏偏引起了鲁襄公和晋悼公的格外关注。鲁襄公曾派人分别到卫国和鄄邑进行慰问，晋悼公也曾先后向师旷和荀偃询问对这件事的看法。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鲁襄公这时候的日子不太好过。三年前（周灵王十年，鲁襄公十一年，前562年），由季武子主导，三桓擅自决定“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同时还“十二分其国民，三家得七，公得五”，不仅剥夺了国君对军队的控制权，而且还抢走了国君接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及赋税，虽然鲁襄公此时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但也不会傻傻的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派往卫国和鄄邑的使者，与其说是去慰问的，还不如说是去吸取经验教训的。

这一点从厚成叔跟卫国大叔仪的会谈中能明显地看出来。厚成叔见到大叔仪便直截了当的问：“国君不善良，大臣不敏达，君对臣不宽恕，臣对君也不尽职，嫌怨集聚日久发泄出来，该怎么办呢？”这话用到卫献公和孙文子身上合适，用到鲁襄公和三桓身上也合适，差别是鲁国的君臣积怨还没到爆发的时候，要等到四十多年以后才有逐君的事发生。

对厚成叔的提问，大叔仪其实是没办法回答的，他要是有办法，孙文子逐君这件事也就不会发生了，所以他只好用外交辞令应付说：“下臣们没有才能，得罪了我们的国君，国君没把下臣绳之以法而是远远的抛弃了他们，很遗憾因此给贵国国君带来了忧虑。”这话虽然答非所问，但也表明了大叔仪的立场是站在国君一边的。

大叔仪站在国君的立场上，晋国的师旷则与之相反，他站在了卿大夫的立场上。当晋悼公向他询问卫国的逐君事件是不是太过分的时候，他义正辞严的把天和人民搬了出来，说：“这恐怕是卫献公太过分了。好的君主，人民自然会拥戴他，可暴虐之君使人民绝望，不赶走他还能怎么办？况且天是爱人民的，哪能容许一个人凌驾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以放纵他的邪恶而违背天地的本性呢？”这个瞎子（师旷眼盲）全然不顾驱逐卫献公的是卿大夫而不是卫国人民，偷换概念那叫玩的一个溜，真让人怀疑他到底是拥有民本思想还是跟卿大夫阶层有利益关系。

晋国这时候的情况比鲁国好一点，但卿族势力日强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晋悼公即位之初采取的一系列抑止强卿、大搞平衡的措施来看，他对此早已心知肚明，所以估计他对师旷的话完全不会满意，只是碍于师旷把老天爷搬了出来才没说什么。

晋悼公在师旷那里没得到支持，又去试探中军将荀偃，问他该如何处置卫国的逐君事件。晋悼公应该不会忘记荀偃当年跟栾书一起杀了晋厉公，是个有弑君前科的人，这一问会得到什么回答简直用脚后跟都能想出来，可人称天才的他偏偏就去问了，实在让人好奇他到底是怎么盘算的。

果然，荀偃反对惩罚逐君的孙文子，说：“不如承认现状得了。卫国现在已经立了新君，如果讨伐它，不一定能成功还会劳动诸侯，还是暂时承认现状等待时机吧。”这明显就是睁眼说瞎话。区区一个卫国只因为立了一个新君，堂堂霸主晋国就奈何不了它了？哪有那个道理！可见荀偃对干预卫国严重缺乏积极性，即便强令他出兵，也可能出工不出力，搞不好会再闹出个“迁延之役”那样扯皮的事来，所以晋悼公无奈，只好在当年冬天派中军佐士匄（gài）会和鲁国季孙宿、宋国华阅、卫国孙文子、郑国公孙虿（chài）以及莒人和邾人，在孙文子的采邑戚邑开会，“谋定卫也”。

孙文子逐君事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告一段落了，已经被架空的鲁襄公倒也罢了，只是不知道尚有实权而且一贯强势的晋悼公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按他的智商和手段来说，这对他绝对是个警钟，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杜绝这种事在晋国发生，但历史总有出人意料的地方，第二年（周灵王十四年，晋悼公十五年，鲁襄公十五年，前558年）秋天，晋悼公突然染病，而且自此不起，很快就于当年十一月病逝了。

晋悼公十四岁登基，在位十六年去世，正值三十岁的盛年，而且从他生病到他去世只有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不仅给阴谋论者留足了想象空间，而且还让我们失去了看到他能否改变历史走向的机会，实在是件令人唏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