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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12 月 14 日，天津《益世报·星期小品》刊登了一篇《好书谈》，作者署名“率尔”。“率尔”是谁？陈子善先生认为是梁实秋。在《为了纪念梁实秋逝世十周年》一文中，陈先生曾作如下考证： “率尔”无疑是取率尔操觚之意，这是作者的自谦。 《好书谈》中所引用的叔本华，所推荐的《水浒传》，梁实秋晚年在《影响我的几本书》中也曾专门提及，文中又对论读杜甫选集和全集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当时梁实秋不正在潜心研读杜甫吗？凡此种种，都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尽管“率尔”这个笔名仅仅出现了这一次，笔者仍敢断定《好书谈》是梁实秋写的，正如明代袁中道所说“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 陈先生这番考证影响很大，此后，《好书谈》被收入《雅舍佚文》（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 年版）、《雅舍遗珠》（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 年版）、《梁实秋散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等书，该文的作者问题似已被确定为梁实秋。然而也有异说， 2006 年出版的《李长之文集》第八卷也赫然收录这篇文章。于是，我们不能不追问，《好书谈》究竟是李长之的作品，还是出自梁实秋之手。 陈先生对“率尔”这一笔名内涵的解释，我以为十分贴切，也深表赞同。然而仔细玩味《好书谈》一文，我对陈先生的考证过程和结论，却不能同意。 叔本华和《水浒传》，在李长之文章中，谈论得比梁实秋还多。读李长之《红楼梦批判》（ 1933 ）、《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 1934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941 ）、《西洋哲学史》（ 1941 ）等论著，很容易看出叔本华对李长之思想影响之深。李长之文艺批评中很重要的“生命力”等概念，也与叔本华、尼采一系哲学渊源甚深。至于《水浒传》，他在 1936 年即为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写过书评。 1943 年 12 月 11 日，他还作了一场题为《<水浒传>与<红楼梦>》的讲座。在那场讲座中，李长之抛出名言：“夏天最好读《水浒传》，因为它写得痛快。冬天最好读《红楼梦》，因为它写得温暖。”李长之在《水浒传》上的造诣恐怕在梁实秋之上。 说这些话，无非是为说明仅仅通过《好书谈》中提及的几部书，就推断该文的作者是梁实秋，恐怕有失严谨。 退一步讲，仅以叔本华和那几部书而言，文章作者断为李长之似更合常理。故而笔者以为，假如要通过《好书谈》所引书名，去管窥作者喜好的书籍，应该作一全局的观照。《好书谈》中推荐的好书共七部，为《柏拉图对话集》《论语》《史记》《世说新语》《水浒传》《庄子》《韩非子》。 后面六部都是中国古典名著，难以据此判别谁更喜好。 独有《柏拉图对话集》，梁实秋很少提及，而李长之曾撰《<柏拉图对话集>的汉译》（ 1939 ），详细评论吴献书《柏拉图之理想国》和张东荪、张师竹《柏拉图对话集六种》以及郭斌龢、景昌极《柏拉图五大对话集》等三种译本，不仅可见他对希腊哲学的熟悉，还可见他对柏拉图的推崇。李长之在文章中说： 不错，这三种译本，损失了原作的许多“神理气味”，但是你已经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思想家之殉道的精神、之特立独行的风骨、之恬淡简易的生活；你已经可以在这里尝出哲学的思索是如何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引人入胜之处；你已经可以在这里知道有思想的人是如何虚心，如何避免武断，如何富有保留的口气；你已经可以在这里发现有多少思想是和中国古代先哲所想的一模一样。却又有多少思想是近代欧洲人的世界观以及人生观的萌芽。 这种对柏拉图的推崇，是独属于李长之，而不可能出自梁实秋的，故而他所推荐的好书，第一部便是《柏拉图对话集》。再看《好书谈》中这样的句子：“柏拉图、孔子、屈原，他们一点一滴，都是人类的至宝。”对孔子和屈原的并称，也是李长之对中国古典文化独特而有趣的看法。他写过一篇《孔子与屈原》（ 1941 ），是少数他自认为满意的论文之一。文章这样写道： 当我读托玛斯曼（ ThomasMann ）的《歌德与托尔斯泰》（ Goetheund Tolstoi ）时，我不禁想到孔子与屈原……我常想，中国难道没有两个伟大而深厚的天才，代表人类精神上两种分野的极峰的么？有：这就是孔子与屈原。 当我读温克耳曼（ Winckelmann ）的《古代艺术史》（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hertums ）时，我又不禁想到孔子与屈原了……以雕刻比，孔子是希德耳勃兰特（ Hidelbrand ），屈原是罗丹（ Rodin ）；以绘画比，孔子是达文西（ Da Vinci ），屈原是米开朗基罗（ Miehelangelo ）。中国真幸运，有这样两个永远照耀着伟大的民族史乘的巨星。我也真幸运，有机会谈到他们 ! ……孔子和屈原是中国精神史上最伟大的纪念像，是中国人伦之极峰。孔子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屈原代表我们民族的心灵。我们民族是幸福的。 无限推崇孔子和屈原，将二人视作中国古典文化理性与浪漫两大巅峰，是李长之的创见。而由此看来，将柏拉图、孔子和屈原并列地加以推崇，当是李长之的“专利”。 进一步讲，将《好书谈》的作者归为李长之而非梁实秋，还有一些更为独特的例证。譬如《好书谈》对陆游的评价： 讨厌的集子更无过于陆放翁，分量那么大，而佳作却真寥若晨星。 反过来，《古诗十九首》、郭璞《游仙诗》十四首却不能不叫人公认为人类的珍珠宝石。钱锺书的小说里曾说到一个产量大的作家，在房屋恐慌中，忽然得到一个新居，满心高兴，谁知一打听，才知道是由于自己的著作汗牛充栋的结果，把自己原来的房子压塌，而一直落在地狱里了。这话诚然有点刻薄，但也许对于像陆放翁那样不知趣的笨伯有一点点儿益处。 对陆游诗歌讨厌，是李长之一以贯之的态度。 即使在为他的学生郭银田《陆放翁之思想与艺术》一书作序时，仍不免流露他对陆游及诗歌的贬低，如云：“然而我是不能完全对放翁五体投地的。他的生命力不够充实……陆游自称放翁，可是我看他不够‘放’，时时免不了拘谨、迂腐……至于他的诗，勤快固是一长，但是不免有以诗为业之嫌。简直有点‘诗匠’了！”他对陆游诗歌的不满态度，在《再谈选本》（《益世报·星期小品》 1947 年 7 月 20 日第一期，署名李长之）一文中更为显豁：“如果一种选本是基于文学批评的，我们尽可以只选第一流的作品，也不必管‘地盘’分得匀不匀，屈原和陶潜的作品几乎可以全收上，这是为欣赏。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没写出什么好诗，就是他的产量汗牛充栋（像陆游多少够这个资格），我们大可不登他的只字。”而梁实秋很少评论陆游的诗歌，偶尔征引，也是欣赏居多。如《父母的爱》一文所云：“父母之恩像天一般高一般大，如何能报得了？何况岁月不待人，父母也不能长在，像陆放翁的诗句‘早岁已兴风木叹，余生永废《蓼莪》篇’正是人生长恨，千古同嗟。”由此看来，《好书谈》中讥讽陆游的话，也难出自梁实秋之手。 《好书谈》还有一些个性独抒的表述，也可证明这文章出自李长之之手，如： 但我见过一些作家，却确乎不大爱看别人的作品……我见过一个名小说家，他的桌上空空如也，架上仅有的几本书是他自己的新著，以及自己所编过的期刊。我也曾见过一个名诗人（新诗人），他的唯一读物是《唐诗三百首》，而且在他也尽有多余之感了。这也不一定只是由于高傲，如果分析起来，也许是比高傲还复杂的一种心理……一个人有勇气（无论是糊涂或欺骗）是可爱的，可惜我不能像上海某名画家，出了一套世界名画选集，却只有第一本，那就是他自己的“杰作”！ 这里所谈论的人事，都有本事可考。凡此，可知文章当出自李长之之手。况且这种带着锋芒、易引起笔战的文字，在温文尔雅的梁实秋那里，也是不易见的。 李长之因批评梁实秋的《偏见集》（ 1934 ），二人“以文会友”，结下深厚友谊。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时，曾多次约请李长之写自传，以资助这位年轻人。 全面抗战时期，两人在重庆北碚的国立编译馆过从甚密。 1946 年以后，两人都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往来更为密切。季羡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 1946 — 1947 ）》即多次记载他和李长之一道拜访梁实秋的经历。 1947 年 7 月，梁实秋创办《益世报·星期小品》，李长之顺理成章成为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他的旧作如《鸡鸣寺小品》重新刊登于《益世报·星期小品》，只不过换成“萧丽”这一笔名。此外，他还为该刊写过《怀土记》等文章。散文，是李长之擅长的文体。而他与梁实秋一样，都喜欢使用笔名，故而两人这一时期发表在这一刊物上的文章，往往不容易辨别究竟是谁作的。不过，如《好书谈》这样独具个性的文章，经过考辨，还是可以考订出原作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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