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术研究，必须要处理好这3对矛盾

最近一个半月，由于参加一项由多个院校参与的政府立项课题，作为一名在站的博士后，我十分有幸能够与来自不同院校通信、地理、气象、水文、数据处理等领域的众多专家、教授们共同攻关。

 该立项课题的主要目的是为某项重大活动制定全流程的考核标准，量化精确打分，发现存在问题，提出对策措施，从而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用”的目的。

 由于该课题的等级层次高、总体规模大、涉及范围广、需求时间紧，根据课题攻关领导组的安排，所有人员按专业领域被分成8个小组共同推进，而我被分在了第3小组。

 在课题推进过程中，我被专家、教授们渊博学识所折服的同时，也从实际攻关过程中，发现了不光是针对课题本身，更是学术研究必须要处理好的3对矛盾。

 

01.“正确地做事”与“做正确的事”

 实际上，当我加入本次课题攻关时，课题其实已经推进了半个月时间。但是，由于课题开始伊始，课题领导组只是概略地提出 “注重质量、团结协作、按期完成”等比较粗泛的要求，没有统一的思想认识，没有统一的评价要点，没有统一的格式规范，各个组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专业角度来制定评价标准。

 我所在小组的3位专家、教授，利用半个月时间已经搭起了评估标准体系，共分为6项一级指标、23项二级指标、57项三级指标和128项四级指标。

 可谁知，等到课题的第16天，课题项目审核组进行中期审核，发现各组的成果可谓是“思想混乱、标准杂乱、格式各异”，根本无法应用于课题实践，于是立即提出必须全面整改，要求评估标准必须简洁、统一、规范、实用。

 这就意味着，各个小组这半个月的努力付诸东流，虽然有很多指标还能使用，但评估的整体框架都要全部推倒重来，大家虽然都很无奈，却也只能从头再来。

 这种尴尬的情况使我意识到，不仅是搞课题项目，还是进行学术研究，甚至是做任何事情，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处理好“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这对矛盾。

 因为，做错误的事情意味着努力方向发生了偏离，而用正确的方法做了错误的事情，越努力离正确的目标则越远，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一句名言：“效率是正确地做事，成效是做正确的事。” 所谓做正确的事，强调的是事情本身的正确性，是追求效果；而正确地做事强调的是做事的方法的正确性，是追求效率。显然做正确的事远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如果以极高的效率去做本来就不该做的事情，最徒劳无益的工作也莫过于此。

 借用军事理论来讲，“做正确的事”是战略问题，而“正确地做事”是战术问题。战略是关于目标设定的艺术，战术是路径选择的技术。

 对于科研团队和研究生个人来说，战略就是认清定位和目标，然后储能和发力，战略制订是胜败的关键，战术只是实现战略的途径。

 而很多科研团队和研究生的败因，就在于像实验室发展目标、努力方向、学位论文选题等战略问题不清晰，越努力越偏离正轨，这正是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无能，像一个人不带GPS导航在沙漠中徒步穿越，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同时，很多研究生在具体战术的执行过程中，也会因为付出成本高、回报周期长、资源相对匮乏等种种困因，放弃了原本正确的战略，背离了初衷，从而陷入绝境。

02.“学术权威”老经验和“后起之秀”新观点

 为了及时进行方向纠偏，本次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各组的组长，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用于统一思想认识、评估标准和格式规范等这些最基本的内容。

 由于我所在的小组组长，作为退休后返聘的老教授，曾经多次参加这类课题项目，是一位具有丰富全流程评估经验的专家，所以，这次统一标准的会议安排在我们小组，并以我们小组的既有研究成果为基础模板进行调整完善。

 作为小组成员，我参加了这次整改会议，虽然说经过一天时间最终确定了统一的模板，但是，模板确定的过程可谓是“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对一些拥有共同认识的问题进行修改，各位专家、教授都还能欣然接受，然而，这种共同认识毕竟只是少数，存在更多是分歧与争论。

 比如，对于整体课题过程的量化评估，关于被评估方究竟是先进行方案设计，之后再进行任务的划分与协调，还是在计划制定的同时就行任务划分与协调，各位专家对这一问题争执不下。

 我们组的老教授持前一种观点，他认为这是几十年来的评估经验总结，不应该存有任何异议。

 而有一位来自其他院校40来岁的副教授，虽说不是评估专业出身，却根据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并引用美国现有的研究成果，认为后一种才是符合当前任务的最佳选择。

 就这样，课题项目俨然变成了一场有点火药味的学术研讨会，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就为这一个小点争论了足足两个小时。

 最后，老教授说：“你们不是这个专业，最基本的概念都不了解，对于你们的观点，我感到莫名其妙!”在旁人听来，气愤之余有点理屈词穷的味道。

 年青教授也不留面子：“时代在变，不能总是墨守陈规。就是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才能不会陷入既有经验，反而看的更清楚。”

 说实话，在没有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也默认成规地赞同第一种方法，因为书本上就是这样写的。但是，听了这位“外行”专家的分析，我倒认为他的观点更合适这个课题。

 相持不下时，课题项目负责人既是为了缓和气氛，也是为了加快推进速度，提出整体框架基本相同，对于个别有争议的项目，各组可以根据专业，要么删除，要么留下。

 虽然这只是关于一个小问题的争议，但我认为，这也是“学术权威的老经验”与“后起之秀的新观点”之间的一次有力较量，这也是科研学术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不禁让人想到一个例子，世界心肌再生领域顶尖学者——哈佛终生教授Dr. Piero，曾发表关于“心肌干细胞修复心脏”技术，建立起心肌干细胞的一整套体系。

 于是，这引发全世界实验室的疯狂模仿，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重复出他的实验效果，造成的结果却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前赴后继，热泪盈眶，头悬梁锥刺股，大喊着“我努力得还不够！！！”，继续投入了无尽的养细胞事业中。

 

谁知，最后Dr. Piero承认自己存在造假行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

 盲目地迷信学术权威，这才是问题本源。

 所以，搞学术研究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尊重，但不迷信学术权威”，而更应当尊重科学本身。

 而后起之秀，作为继承科研事业的传人，他们不拘泥于陈规、不陷入既有经验的束缚，寻求创新的方法，正是科学事业发展的动力。然而，对他们则应秉持“鼓励，但不放纵”的态度，无论如何，尊重前辈、尊重知识也是科研人的优秀品质之一。

03.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和发挥团队整体效能

 由于本次课题成果的需求时间紧，课题组为了赶进度，明确设定了工作时间安排：

 1.课题项目计划一个半月完成；

 2.每周一至周六办公，周日原则上休息，但视课题需要情况加班；

 3.上午工作时间8：00～12：00，下午工作时间14：30～17：30，晚上工作时间19：30～21：30。

 说实话，以前我也出差参加过不少课题的攻关，但采取“‘5+1’+9小时工作制+每晚加班”的模式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我们组长老教授人很不错，虽然课题时间安排的非常紧张，但他还是对我们几个年青人很关心。每周一，他都会提前询问大家，这周有没有需要解决的个人问题，有的话可以直接向他请假。

 但这位已经年过60岁的老教授，一次假都没请过，每天三个时间段的工作全部亲自带头，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被老一辈科研人的那种奉献精神，并被深深地感动。

老教授一贯的科研态度是“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他带着我们几个组员使用投影仪集体讨论，通过查找先前评估资料、探索推敲评估数据等方式，对123个具体评估指标逐条进行设计、修改、完善。

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用在我们的成果上，应该改为“没有对比就没有喜悦”。看到其他组制定的指标结果，有的是仅有40多条，有的缺少操作性，我们心中也有些自豪。 

不过，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

 虽然我们的课题成果丰富，但有时对于一个指标，老教授带领我们可能会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有些“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味道，由于没有分工协作、分组推进，所有人都对着投影讨论，因为最后的成果还是老教授拍板确定，所以，我们几个年青人有时会一言不发，就这样让时间一点点流逝掉，每次都是我们最后一组上交材料。

 这不禁又让我想到了诸葛亮，他虽说拥有绝世之才，但无论是国家大家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事必躬亲、亲力亲为，最后累死在五丈原，随后蜀国也随之灭亡。

 

所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和“发挥团队整体效能”也是科研中必须要解决的一对矛盾。

 其实，科研过程中，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懒惰”，“拒绝懒惰”不是最重要的，比懒惰更可怕的是，低效率的勤奋。 

 许多研究生平时都在拼命努力、认真查文献、专心写论文，晚上和周末都待在实验室搞科研，但自己的课题进度缓慢、成果屈指可数。

 而实验室有的同门，平时表现懒懒散散，周末也过得多姿多彩，但科研成果却让人瞠目结舌？

 原因就在于，他们陷入了“低效率的勤奋”的怪圈。

 他们以为自己很“勤奋”，但实际上只是一个懒惰的“勤奋人”罢了。

 低效率的勤奋往往流于形式，并且容易陶醉于“我变得勤奋了”的假象之中，反而疏忽了真实的付出努力，这样的勤奋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罢了。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中提到：“所谓努力，指的是主动而有目的的活动。”他为努力框定了两个标准：一个是主动，一个是有目的。

古人讲：“天道酬勤”。意思是上天会按照每个人付出的勤奋，给予相应的酬劳。这里面的“勤”的潜台词，指的也应该是“高效率的勤”、“走心的勤”。   

而“高效率的勤”“走心的勤”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发挥团队的力量，比如说借助导师的指引、同门的帮助、前人的成果等等。

 众人拾柴火焰高。无论你做什么，请注重发挥团队的力量，远离低效率的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