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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目】 【作品介绍】 【注释】 【译文】 【作者介绍】 【赏析一~~赏析五】 舂陵行并序 【中唐·元结·五言古诗】 拼音版： [作品介绍] 《舂陵行》是唐代诗人元结的作品。此诗先概括叙述了赋税繁杂，官吏严刑催逼的情况，勾勒出广阔的社会背景；再细致描写具体的催租场景，描述了百姓困苦不堪的处境；后写诗人在催征赋税时的思想活动。全诗反映了当时时期苦难的现实，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的悲惨生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语言质朴，感情抒发曲折细腻，淋漓尽致，诗人的刚直正义之气溢于言表。 [注释] [译文] [作者介绍] 壹／ 此诗当写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广德元年（763年），元结受任道州刺史，次年五月来到任所。安史之乱平定后，统治集团更加残酷地剥削人民，在岭南激起了被称为“西原蛮”的少数民族的反抗，道州被占领。道州原有四万多户人家，几经兵荒马乱，剩下的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人民困苦不堪，而官府的横征暴敛却有增无减。元结目睹民不聊生的惨状，上书为民请命，并在任所修建民舍、提供耕地、免减徭役。元结写下此诗。在这种人民灾难重重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况下，元结有感而写了《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两诗。 整体赏析《舂陵行》是元结的代表作之一，曾深得杜甫的赞赏。全诗分为三部分。 前四句是第一部分，写上情，概括叙述了赋税繁杂，官吏严刑催逼的情况。“军国多所需”是人民痛苦的根源，诗人痛感于赋税的繁重，因此开篇单刀直入。接着引出下文。“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顶针句式的运用，从形式上造成一种紧迫感，说明上级官府催促之急。短短数语，渲染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 “供给岂不忧”至“况乃鞭扑之”是第二部分，写下情，具体描述百姓困苦不堪的处境。前两句“忧”与“悲”对举，通过反诘、感叹语气的变化，刻画了一个封建时代的善良的官吏的矛盾心理：既忧虑军国的供给，又悲悯沉重征敛下的百姓。诗句充满对急征暴敛的反感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在这屡经乱亡的年代，百姓负担沉重，“困疲”已极。“大乡”“大族”尚且以草根树皮为食，小乡小户的困苦情况就更不堪设想了。“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只用两句诗，就刻划出被统治阶级盘剥的百姓的孱弱形象。由此而引起的诗人的同情和感慨，“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又为第三部分的描写埋下了伏线。 前两部分从大处着笔，勾勒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面又从细处落墨，抽出具体的催租场景进行细致的描写。“邮亭传急符”以下是第三部分，写诗人在催征赋税时的思想活动。 诗人先用“急符”二字交代催征的紧急，接着以“来往迹相追”补充，一个“追”字，形象地展现出急迫的情状。诗人深受其累，在这首诗的自序中说：“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他对此异常不满，明确指责这种“迫促”毫无“宽大”之“恩”。 接着集中笔墨揭示诗人的内心世界，将诗人的感情变化描写得委婉，细腻。一开始，诗人设想了各种催缴租税的办法：让他们卖儿卖女——那会逼得他们铤而走险；抄家以偿租赋——他们就没有生活来源。写到这里，诗人荡开一笔，借听到的“道路言”表现人民的怨声载道。“重驱逐”的“重”字，写出官凶于“贼”的腐败政治现实，表现出强烈的怨愤情绪。这就促使诗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诗人由设法催促征敛，转而决定笃行守分爱民的正直之道，甚至不顾抗诏获罪，毅然违令作出缓租的决定。希望自己的意见能上达君王，请求最高统治者体察下情，改变现状。 这一部分，诗人发了很多议论。这是他激烈思想斗争的表现，是心声的自然流露。诗人通过这些议论，深刻地展示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 这首诗以情胜，诗人用朴素古淡的笔墨，倾诉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诗中心理描写曲折详尽，真实而细致地展现作为封建官吏的诗人，从忧供给到悲征敛，从催逼赋税到顾恤百姓，最后献辞上书，决心“守官”“待罪”（见序），“微婉顿挫”（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这首诗不尚辞藻，不事雕琢，用白描的手法陈列事实，直抒胸臆，正如元好问所说：“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濩音”（《论诗绝句》），具有一种自然美，本色美。 名家点评杜甫：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同元使君舂陵行》序） 葛立方：元结刺道州，承兵贼之后，征率烦重，民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诗。”以传考之，结以人困甚，不忍加赋，尝奏免税租及和市杂物十三万缗，又奏免租庸十馀万缗，困乏流亡尽归。乃知贤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韵语阳秋》） 唐汝询：元诗本从风谣结构，独此作称其笔。（《汇编唐诗十集》） 张谦宜：读高简平淡诗，须看其无所不尽处，若局促气短，挂漏偏缺，岂得言诗？《舂陵行》沉着痛切，忠厚之意，自行其中。若令柴桑公为此，轻拂淡染，含情半吐，反不能动人。此界当知。（《茧斋诗谈》）  贰／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南方的少数民族“西南夷”因反抗李唐王朝的压迫而进攻附近州县，元结被任命为道州刺史去应付局势。但还未到任，道州已被攻陷。第二年五月，元结到道州时，已是“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堪征税者无几，已残败者实多，百姓恋坟墓者盖少，思流亡者乃众。”( 《上谢表》)真是十室九空，残破不堪。而皇家的征敛却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诗人对此极其愤慨，他甘冒抗命之罪，上书请免租税，并写了这首《舂陵行》反映道州人民的悲惨处境，以达上听。元结曾号漫郎，又呼为漫叟。称少数民族为“贼”，是诗人的局限。 全诗可分三部分。开头四句是总起，写赋税之繁与催逼之急。“军国多所需”，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造成人民痛苦的根本原因。一个“多”字，既表示出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不满和反感，又体现了对人民不胜赋税的深切同情。“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以顶针句的形式渲染紧张急迫的气氛。“有司”是指州县长官，他们怎样来聚敛“军国之需”呢?那就是“刑法竞欲施”，竞相施用严刑进行压榨。一个“竞”字形象地刻划出那些朝廷命官一个比一个更为凶狠的狰狞面貌。短短四句诗，深刻地揭示了人民长期所受的急征暴敛之苦，以深广的社会背景总起全诗。 是奉命惟谨地帮着行凶，还是挺身而出为民说话?富有正义感的诗人，不顾削职遭贬的风险，毅然为民抗争。当然，这种抗争不是没有思想矛盾的，自“供给岂不忧”至“不使存活为”就写这种矛盾心理。矛盾的焦点就是“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作为一个地方官，怎能不为供给军国之需而忧愁?但要向困疲不堪的人民去征敛又于心不忍。诗人以非常细腻的笔触写出了这一思想矛盾。 经过战乱和逃亡，小州人口锐减，即使是“大乡”也不足十户，“大族”人家也只留下孤单孱弱之人，而且穷困疲惫不堪：“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讲话上气不接下气，行走步履迟缓。“大乡”、“大族”尚且如此，小乡小户则更不堪设想。面临濒于死亡的人民，诗人深情地说：“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其悲悯同情之意溢于言表。 但是，作为朝廷命官，诗人又不得不为供给而忧，更何况“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官府催征，急如星火，传令的人脚印一个接一个。这一“急”一“追”突出了催逼者的急切情状。对此，诗人一方面表示强烈的不满：“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另一方面也曾设想过一些催缴的方案，但自己又否定了：叫老百姓卖儿卖女吧?这话一说出口，恐怕立即要引起变乱;没收他们的家产吧?那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都没有了，谁又忍心这样做呢? 在写了忧供给与悲征敛的矛盾心理后，诗人又交代了思想变化的关键，那就是他听到的“道路言”。去冬遭乱的时候，以为朝廷命官来了后对人民会仁慈一些，谁知道压榨盘剥更有过之，于是，内心的愤慨再也无法克制了，严厉谴责那些如狼似虎的“王官”：“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 “重驱逐”与前面的“经乱亡”相照应，揭露了陷民于水火的“王官”比“山贼”更凶残的本质，这既是人民的怨伤之言，也是发自诗人内心的愤怒抗议。 最后一部分写诗人决心静以安人、违诏待罪的坚定态度。人民的怨愤之言已使诗人从思想矛盾中惊醒过来，自己是一州刺史，安民乃是本分，绝不可因催逼过紧而致乱;又想到以往的贤吏都能谨守职分，哪里因个人祸福而改变?自己绝不愿为适合时宜而去逢迎上司，何况人民是如此贫弱困苦，更不能违背正直爱民之道。就这样，诗人毅然决定“逋缓违诏令”，违抗诏令，缓征税租，当然要蒙受责罚，但也心甘情愿，并且写好这首诗，等待时机，希望上达君王。 元结很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认为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达到“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十二首序》)的目的。这首新题乐府就是为“感于上”而作的，诗中真实地反映了道州人民由于频繁的战乱和沉重的赋税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处境以及自己宁违诏以安人，不肯邀功以请赏的情怀。诗歌语言朴素，表现自己的心理活动，真实细致，感人肺腑。三年后，流寓在夔州的杜甫读了，大为感动，写了一篇《同元使君〈舂陵行〉》，在序中惊喜地说：“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数十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在诗中，更热情地称赞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指元结的《舂陵行》与《贼退示官吏》)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对元结这首诗的思想和艺术都作了高度的评价。 漫叟所以能然者，先民后己，轻官爵，重人命故也。(黄彻《溪诗话》卷六) 元结刺道州，承兵贼之后，征率烦重，民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诗。”以传考之，结以人困甚不忍加赋，尝奏免税租及和市杂物十三万缗，又奏免租庸十余万缗，困乏流亡尽归。乃知贤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六) 诗忌拙直，然如元次山《舂陵行》、《贼退示官吏》诸诗，愈拙直愈可爱，盖以仁心结为真气，发为愤词，字字悲痛，小雅之哀音也。(施补华《岘佣说诗》)  叁／ 自从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后，河北、山东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租赋都是当地自用，不上缴中央，致使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在江南进行横征暴敛。科目之多，赋税之重，令人咋舌;“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新唐书·杨炎传》)。而且将这一切赋税全部加在无权势的“土户”农民身上。同时，从治安而言，唐王朝的西部和南部也不安宁，常有吐番和“南夷”起事。代宗广德元年(763)岭南“溪洞夷”和“西原夷”少数民族为反抗唐王朝的压迫而侵扰附近州县。十二月，“西原夷”攻破道州，占领月余。代宗为安定道州，九月任命元结为道州刺史，元结于次年五月到任。上任不满五十日，收到的各种征兵催税的官府命令便有两百余宗。而道州经过当时的“西原夷”少数民族的侵扰，已从四万余户减到不满四千户，实是不胜负担。于是，他便为民请命，上了《奏免科率状》，奏请免去百姓历年积欠的租税，并根据现有的实际户口征收赋税，免去其他科率。并说：“苟若臣所见愚僻，不合时政，干乱纪度，事涉虚妄”，“是臣之罪，合正典刑”。能体恤人民，敢于直谏，终于得罪，于次年罢官。《春陵行》写的便是元结任道州刺史时对征赋所持的态度。 诗的头四句，先说赋税多，刑罚重。“军国多所需”是本诗所述祸害的关键。官府要挥霍，军队要消耗，所需自然很多，于是朝廷紧责地方官吏征缴赋税。而在任的州官县官，或为了免受处分，或为了邀功请赏，都以严施刑罚来向人民榨取收入。“刑罚竞欲施”的“竞”字，画出了一般地方官吏的穷凶极恶之状。上司征缴之“切”，地方官吏“竞欲”以刑罚逼迫百姓之甚，概述这一势态全为下文张本。同时，也给刚到任的道州刺史元结一股精神压力，是效尤上法，还是体恤百姓?在这两者之间，必须作出选择。 从“供给岂不忧”起十二句，通过对道州百姓的困顿的描述写了诗人的内心矛盾。这个地方不大的道州，经过战乱祸害，遗留下来的人实在困顿疲乏。大的乡村所剩不到十户，大的家族也已人丁稀少，嬴弱不堪。他们天天吃草根、树皮，说话没有气力，走路时想走快点都做不到。“大乡”六句是对“遗人实困疲”的具体描写，根源是“乱亡”。正因为这样，所以这部分开头两句说：“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供给军国所需这种大事岂能不放在心上令人忧虑呢?但当地的百姓已如此困苦，再去征敛岂不更为悲惨?诗人实在不忍，因此接着写道：“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挞之!”这些穷凶极恶的事，诗人是断然不干的，以此呼应“征敛又可悲”句，这才道出了诗人所以会“忧”的原因。至此，诗人体恤百姓困苦之心毕现。这与诗的头四句是一折。 从“邮亭”句起二十二句，又是一层。是在前两层的基础上进一步写政府催逼之急和诗人的内心矛盾。先四句写官府催缴赋税既多又密，既严又紧，不但没有宽限，反而为期更短。跟本诗的开端四句一样，给诗人造成了压力，比之前者是进了一层。在这重压下，诗人怎么办? 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作为州的刺史，诗人知道，老百姓已经一贫如洗，无可搜刮，除非要他们去卖儿卖女。这话一出口，又恐怕立刻会引起变乱;他们已经怨声载道，这种怨恨和悲伤又有谁能知道! 去年冬天“西原夷”来骚扰，杀人夺物几无遗留;大家都希望朝廷派来的官吏能惠爱抚恤他们;现在“王官”已来，怎么能再将他们驱赶不让活下去呢?安定人民的生活，这是皇上交给地方官的使命，现在我接受了派遣，作为一州之长，而州县里因急征暴敛致使发生变乱，那又将是谁的罪过? 以上四组因果式思维，既表现了诗人的内心矛盾，思想斗争激烈，同时也说明了诗人处处能为体恤人民和坚持职守考虑。这四组，实际上又是四个小折。通过全面考虑，终于解开矛盾，获得胜利：我甘愿延缓催租，蒙受责罚。至此，诗人的思想已由前面的“忧”、“悲”变为见义勇为，慨然承担一切责任，出现了质的飞跃。至此，又是一折。这一层的结构与前面完全相同。前面(在赏析时分了两层，其实是一层)是提出问题，而这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写诗人内心的矛盾和斗争。 余下的是最后一部分，诗人在思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从重职守的角度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思想。前四句通过正反说理，继续勉励自己。以往贤明的官吏都很重视尽自己的本份处事，而憎恶以个人的祸福为转移。所以作者认为严守本份是可贵的，不要去违背本份，迎合官场时尚。至此诗人的思想更上一层楼，决心为弱者挺身而出，终于唱出了见义勇为的正气歌。想及穷困孱弱的老百姓，应该正直守份做个不做亏心事的刺史，这比前面“蒙责固所宜”又进了一层。这又是一折。 最后是诗的结尾。这时，诗人的思想已完全处于超脱状态，因而以不无神彩的笔调高兴地写道：“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自豪和兴奋的情态跃然纸上。 全诗由提出问题、写内心的矛盾和斗争、决心以前贤为榜样，重守分、希望此诗能成国风，上达皇上，下传于世，前后共四大折。因此，这首诗以抒写胸臆见长，可以说是以情动人的佳篇。写道州遗民的困顿，不是本诗的重点，更不是目的，而是写胸臆的基础。写胸臆，一折再折，以曲见胜;情绪跌宕起伏，逐步推向高潮，形成浩然壮气! 这首诗，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诗中指出造成当地人民苦难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西原夷”的骚扰，然而在此情况下，官府还要横征暴敛，这就有力地揭示了官凶于“贼”的黑暗现实。本诗正因为具有这种尖税的批判锋芒，受到了杜甫的高度称赞。杜甫的《同元使君舂陵行》云：“道州忧黎民，词气浩纵横。两章(指此诗及《贼退示官吏》)对秋月，一字偕华星。”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作者对诗歌提出了“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元次山集》卷一《二风诗论》)的要求，希望诗歌能够做到“上感于下，下化于上”(《元次山集》卷二《系乐府十二首序》)。这首诗的批判性正是继承“古人规讽”的创作精神。杜甫也指出这是“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同元使君舂陵行序》)。全诗语言质朴，毫无雕饰的痕迹。金代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评曰：“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濩音。”颇为后人所赞同。  肆／  伍／ 《舂陵行》是元结的代表作之一。癸卯年，即唐代宗广德二年，诗人任道州刺史时作。当时道州几经“贼”乱，所剩户口不满四千，不及原有的十分之一。人民伤亡疲敝，苦不堪言，难以负担赋税。然朝廷全然不顾，元结到任不满五十天，接到催征赋税的文件二百余件，都威胁道：若误期，官长将遭贬削之罪。作为一名“尝欲济时难”的官员，元结不忍去催逼百姓，静坐待罪之外，写下了这首诗，反映民生疾苦，向上传递下情。 全诗的重点是陈述下情，而诗人没有仅仅局限于道州经贼乱这一点，开篇就点出了：“军国多所需”，这是造成百姓负担沉重，生活痛苦的根源。将全诗置于这一前提之下，使道州之苦有了普遍的、深刻的社会意义。而郡县长官们就必须督催百姓纳赋交税，对于不能完税者则刑法竞相加施。元结正是处于这一地位的地方长官，所以便处在“忧”与“悲”的矛盾之中，忧的是军国的供给要求，悲的是百姓难受征敛之苦。一“忧”一“悲”，勾勒出一位正直、善良的官吏的形象。而诗人此篇既是为了“达下情”，故其“忧”上情则必为虚写，而其“悲”下情才真是落到实处。紧接的“州小经乱亡”到“意速行步迟”，以写实的笔法，描绘了州里百姓的悲惨生活，令人惨不忍睹：几经兵乱，“大乡”、“大族”已是危在旦夕，小乡小族就不用说，早已奄奄一息。“气欲绝”、“行步迟”，写出了百姓的困疲、羸弱。能观察到百姓的气息将绝，步履难速，可见元结作为父母官对下情的体恤，对子民的怜悯;同时，作为一名诗人，元结体验生活是颇深、颇细的了。诗人爱怜百姓，不忍“追呼”，更不会鞭扑其身。这种态度显然不合朝廷之意，难以履行督催逼迫之责，故自然引出了下面诗人一连串的思想活动。 先是“怨”，邮亭来往相传的尽是催缴赋税的文牒，如催命符一般，“更无”与“但有”对举，朝廷只顾敲骨吸髓，毫不宽大容忍的虎狼之心令人发指。继而“忧”，如何能完税?逼其卖儿卖女，恐怕官逼民反;抄尽其家室产业，使百姓失去生资，岂异于逼人至死路绝境。高适有语：“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道出了一位正直的地方官的心声。忧怨交集，欲语无言，诗人转而为民请命，先引道路所闻，表现民众怨声载道，“重驱逐”，可见今日王官催逼赋敛威逼百姓甚于“贼”乱。至此，诗人由怨、忧，转为愤慨，大义凛凛地明白表态：安邦爱民是正道，自己宁愿违背诏令，蒙责得罪，颇有手捧乌纱帽，为民请命的大无畏精神。结句中，诗人希望自己的意见能上达君王，以便统治者体察民情，改革现状。 元结此诗感情真挚，语言平朴，继承了《诗经》以来我国现实主义诗歌比兴美刺传统。正如杜甫所赞：“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指此篇与《贼退示官吏》)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这首诗灿若秋月，亮如明星，在我国诗歌长河中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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