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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杂的外科发展史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预测今后外科学的走行毫无意义，并且显然是不可能的。1874年，伦敦的艾利克森（John Erichsen818-1896)就曾断言：“一位明智的、人道的外科医生决不会去打开腹腔、胸腔和颅腔做手术”。在此数年后，现代外科的开山鼻祖比尔罗特竟然说：“企图缝合心脏的外科医生会使他的同道成为“过街老鼠”。 但是，数十年后，他们的断言就成为了历史。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或许打破西奥多·比尔罗特断言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仅仅在其去世后不到3年，一位德国法兰克福的外科医生路德维希·雷恩(Ludwig Rehn，1849-1930)，便成功地为一位心脏外伤的病人进行了缝合。但是直到1944年，第一例BT分流手术成功施行，才是真正意义上对比尔罗特的训诫的挑战。 当今心脏外科医生主流认可1944年11月29日第一例BT分流手术是心脏外科的正式开端。BT分流手术又称布莱洛克－陶西格分流术（Blalock–Taussig shunt），是用来治疗青紫型先天性心脏病的一种姑息手术，由美国心脏病学家海伦·陶西格与外科医生阿尔弗雷德·布莱洛克发明，他们在1944年救治一法洛四联症患儿时首次实施了该手术。此后20世纪，一系列心脏外科技术发展起来。先后出现了降低体温暂停血液循环、体外心肺循环等技术。促进了心脏外科的发展。 瑞士的外科医生悉奥多·柯克(Dr. Theodor Kocher， 1841-1917)是普通外科，胃肠外科，内分泌外科，泌尿科，妇科，神经外科以及外伤医学之权威，这些钜细靡遗的手术全部都包罗在他1892年出版的外科教科书里。他不仅是一位外科巨擘，杰出教授，从事研究的学者，也是一位虔诚于宗教，厚道待人，有修养的绅士。他为后代外科医生立下典型，世界上没有一个外科医生不知道何谓Kocher's incision，Kocherization等术语。1909年柯克医生因为研究甲状腺的生理，病理以及对外科疾病所作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他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外科医生。此后1912年，法国医生卡雷尔(Alexis Carrel)因血管缝合和器官移植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黑格尔说过：“要是没有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事业都不会成功。” 德国的医生维尔纳·福斯曼为寻求一种新的有效方法来治疗心脏病，尝试切开肘窝静脉，将一根细长的管子导入自己的心脏，以观察心脏各腔室内压力的变化及心脏排血功能的情况，并冒着生命危险，带着插入心脏的导管，到放射科请人替他拍了一张X光片。这是世界上第一张心脏导管的X光照片，从此开创了介入放射治疗技术。福斯曼把导管插进自己的静脉的时候是25岁。试想今天我们有谁敢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向自己血管里插管？这不仅需要热情，也需要知识和勇气。 法国医生和生理学家安德烈·弗雷德里克·库南德1940年他们首先将福斯曼的心导管术应用于人体，即通过心导管术测定心脏各部位的血源量及压力。他们还采用心导管术和心血管造影术判定心脏功能和心脏病的本质及其程度，阐明了心肺之间不可分开的密切关系及其功能。这一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了心脏生理学及心脏外科学的发展。1956年瑞典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授予了德国医生维尔纳·福斯曼、美国医生安德烈·弗雷德里克·库南德和小狄金森·武德茹夫·里查兹，以表彰他们对心脏导管术的创始和发展及对循环系统病理变化研究的贡献。 William Osler（图片来源于网络） 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是一位加拿大医生和学者。他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发展方向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奥斯勒医师是二十世纪医学领域的大师，开创了现代医学新观念与新里程，是现代医学教育的始祖、临床医学的泰斗，尤其强调医学的人文与教养。 奥斯勒给医生布置了人生的三门功课： ①碰到无足轻重的冒犯时，当学会沉默以对，养无言之品，消有形之怒，埋首工作，心地自宽；我们的存在并不全然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是要让别人的生命得着更大的快乐；高于生命的法则若要得以俱足，唯有依靠爱，亦即仁慈。 ②医生应当是不竞争、不喧嚷的，他们的天职就是抚伤、救穷、治病，最好的医生也是最不为人所知的。 ③医生应当专注于自己的专业，而非赚钱、出名等等。选择了这份职业，就选择了与高尚为邻，与纯真为友。应当以希波克拉底的标准，用知识、能力、爱心与正直去承担最艰难的工作。 医学发展的主旋律在于科学和人文精神的相融。医学无论怎么发展，永远不可能包治百病。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16世纪解剖学、1 7世纪的生理学、18世纪的病理解剖学、19世纪的细胞学和细菌学、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现代医学共同酝酿出今日的医学学科。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叶，自然科学又有了很多重要发现，例如：伦琴发现X线、 居里夫人发现的镭、 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和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巨大贡献等等都奠定了现代外科学的重要基础。外科手术也日臻完善，有了质的提高，手术器械也不断改进。 在20世纪初期，在人体的所有空腔脏器都被征服后，一些外科医生却因不断的成功而变得肆无忌惮了。爱尔兰出生的医生莱恩提倡切除一段肠管作为预防普通便秘措施。此外，20世纪的20、30年代，不是针对急性病例而是所谓慢性炎症的阑尾切除术成为时尚。由于有X线体检发现有“内脏下移”，因此就设计了许多术式以固定腹部器官。“肾固定术”竟成为一大时尚。1920年至1950年间，外科医生做了成千上万的扁桃体切除术，其中大部分是不必要的。子宫切除术也有类似的情况。 外科从供人观赏的阶梯教室转移到隐蔽的和相对无菌的手术室，恐怕没有比这个巨大变化更能说明问题了。不会再有为外科医生显示其熟练或精湛技巧的中心舞台。在古老的外科中，手术突出的是技巧，在新的外科中，手术是科学。于是，重点越来越由手术本身转移到如今手术所能提供的效果方面。现今的医生受着科学的陶冶，实践的锻炼，他们为医学悠久的历史而感到自豪，他们不愿目睹医学在重生的或新生的病魔前畏首畏尾，他们需要有前辈们那种不畏惧困难的战斗精神。 不论医学呈现繁荣还是呈现困惑，为确保进步与胜利，必定需要付出代价、承受负担、应付艰难和抗拒病魔。现在的文明已大不相同，医学的巨手似乎握着能消灭各种病痛的刀与剑，但又似乎在重生的或新生的病魔前畏首畏尾。先辈们为之奋斗的那些科学信念，在历史的山谷中不断轰鸣。我们听到了希波克拉底、盖伦、阿维森纳、帕拉塞尔苏斯、维萨里、莫干尼、威廉·奥斯勒等一系列彪炳千古人物的呐喊。前辈们曾是古代文明的护火者，正如身为盗火者的普罗米思修斯需要在高加索山上受苦，今天文明的护火者一样要经受重重考验。医学发展史上诸位先哲追求真理的祛魅之路，道路是曲折的，也是延续的。遭遇的艰险亦不仅仅来自于疾病的疑难，病灶的本身，更多是源自人类自身的蒙昧与无知，时代的滞后与荒诞。历史上，大多数外科医生就是一个动作比较麻利的“手工匠”，并无学术地位，内科医生拿着一本书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当然，“理论巨人”和“行动矮子”也不一定是好的外科学家，而“莽撞家”则更坏事。有人说，对于外科医生，摇摆不定的心思比颤动的双手更有害。也有人说外科医生偏执，可懂的人知道，他们的偏执源于对手术的精细和完美有更高的追求。如何去能读懂外科医师，如何能理解外科人文的真正内涵，似乎只能从历史上的外科大师身上浓缩的精神中去理解。 由古至今的外科大师们，他们既是“工程师”，也是“艺术家”。他们心中都有着一盏人文之灯，迎接叠加而又强大的各种挑战。寻求利用科学的奇迹，而不是乞灵于科学造成的恐怖。一生过去，若对医学的贡献能够问心无愧，那就是最大的奖赏。努力向前，并祈求医学先哲们的福佑。医生除了应具备有用而必要的知识之外，还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医生如果仅有医学，没有人文和哲学，医生不能行医，即使勉强去行医，也不可能成为大医，成为儒医，成为名医。“良医”尊奉“仁德”二字，只有医术而少医德者不能冠之以“良医”，更不能称之为“名医”、“大医”和“儒医”。当我们有了丰厚的哲学与人文底蕴的时候，我们便会有一种升华的感觉。这时，再追寻与反思医学的目的，则不难理解，医学显然不总是意味着治疗某种疾病，而是帮助患者恢复个人的精神心理与生理身体的完整性。在新医学推进的浪潮里，医生是毋庸置疑的弄潮儿。只有乘风破浪，勇于冲破瓶颈，不断探索新的科学进步，才能促进医学本身的健康且具有生命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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