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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传来中国的珐琅技术是为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 首先传来中国的珐琅技术是为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13世纪下半叶，元蒙军队西征，横跨欧亚大陆，1219年蒙军政打“大食国”，并与1258年古领巴格达。蒙古铁骑每每攻占城池唯有身怀技艺的工匠得以免杀，“取工匠随军”或“取工匠分于各营”，这条“惟匠得免”的政策并被载入了元典章内。在蒙军俘虏的工匠中自然不乏有来自当时的阿拉伯地区的制作掐丝珐琅技艺的高手，他们随军来到我国云南等地，因此，云南人有制造“大食窑”的技术自然和蒙军西征不无关系。蒙古大军西征欧洲，同样也将錾胎珐琅工匠掳至我国传授了錾胎珐琅技术。 王佐在为曹昭的《格古要论》增补中讲道：“今云南人在京多作洒盏，俗呼曰鬼国嵌。内府作者，细润可爱。”依据文献，“大食窑”技术可能首先传入我国云南，云南的珐琅匠人至京城谋生，又带来了掐丝珐琅技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讲到：明初“滇工布满内府，今御用监供应库诸役，皆其子孙也。“ 【珐琅工艺在明代的发展】 国御用监为明代皇家制作工厂，从故宫现藏的掐丝珐琅制品不难看出御用监所制珐琅器的精致程度。说明阿拉伯工匠不仅带来了烧造掐丝珐琅技术，也带来了烧造珐琅器所用的釉料。早期烧造出来的珐琅制品，不仅烧造技术水平很高，而且珐琅釉色纯正艳丽，具有半透明质感，有理由认为，早期这些光泽晶莹的铜胎掐丝珐琅制品，是元代后期在阿拉伯工匠的指导下使用进口的珐琅釉料烧造而成的。 掐丝珐琅在元代引进以后的生产和使用情况，目前尚无文献可供参考，也无具款的实物发现。明代掐丝珐琅的生产情况仅见于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物鉴赏专著《格古要论》所称“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合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之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显见曹昭对于元明内廷珐琅器制作并不了解，此应为明代民间制作、使用珐琅的情况。时隔七十一年后的天顺三年(1459)，鉴赏家王佐为该书增补了大食窑，称“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今云南人在京多作酒盏。俗呼曰*鬼国嵌。内府作者，细润可爱。”现今遗存的珐琅器说明王佐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目前尚无法分辨出官造和民造的实物。 【清代珐琅制造业在明代基础上稳步向前】 清宫旧藏早期生产的掐丝珐琅制品较多，于同期其他工艺类器物风格相印证，有一部分属于元代和明代早期风格的掐丝珐琅制品，具有铭款的掐丝珐琅和錾胎珐 琅器最早的是宣德，其次有景泰、嘉靖、万历三朝的掐丝珐琅器。从这些具款的掐丝珐琅器不难看出，掐丝珐琅器的生产已形成规模，珐琅制品主要供皇室使用，清宫旧藏的珐琅器中可找出其清晰的发展轨迹和证实工艺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清代珐琅制造业在明代基础上稳步向前，康熙、雍正朝得到发展，至乾隆时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辉煌。清代珐琅业发展迅猛的前提，自然是由于百余年间“盛世”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客观条件。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清帝具有的文化素养、又善于接受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所给予的大力扶植和提倡有着直接的关系。 【康熙皇帝对珐琅器重视和喜爱】 康熙时期，内廷继续烧造掐丝珐琅，京都也有着庞大的掐丝珐琅工艺作坊，内廷和民间的掐丝珐琅业的规模与水平相当卓著。与此同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流行的金属胎画珐琅和玻璃胎画珐琅作品，也通过欧洲使节、传教士和商人被带到了中国，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喜爱，并引起康熙皇帝的浓厚兴趣，康熙十九年(1680)内务府在武英殿设立造办处，开始倾力研制。康熙二十三(1684)，沿海口岸开放海禁后，随着西方的新知识、新原料和先进技术大量涌入，造成了长达百余年的盛极不衰的局面。画珐琅工艺技术亦即进入广州，开始在当地研制烧造，此后，由两广总督选派烧珐琅匠人赴内廷效劳，广州的潘淳、杨士章及江西的宋洁等十几人即为选派进宫的珐琅工匠。画珐琅技术被作为全新的西洋工艺引进清宫造办处开始研制，与此同时，为提高烧造技术，康熙皇帝也在积极找寻欧洲画珐琅匠人入宫，命西方传教士画家和宫廷内画家为珐琅处画珐琅器，开放海禁后的第三年，来自法国的传教士白晋、张诚，以及后来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郎世宁等，均作为珐琅技术人被安排在宫中制作过画珐琅。康熙五十八年(1719)，还特地聘请了法兰西画珐琅艺人陈忠信入内廷，指导烧造画珐琅器。 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的重视和喜爱，从康熙三十年《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中可见有载：“朕新制法蓝碗，因思先帝时未曾尝得用，亦特择其嘉者恭奉陵寝……外网康熙三十二年(1693)造办处又在扩大编制，正式设立十四处作坊，珐琅作即为其中之一。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3月写于畅春园的日记中说：康熙皇帝对欧洲的珐琅着了迷，想尽法子将画珐琅的新技术引进宫中作坊来。有关画珐琅技术在康熙年间的引进、试烧情况，多数来自清宫档案以及清朝广东官员的奏折，还有一些传教士的日记信函、及教会档案等。 【雍正皇帝对画珐琅器情有独钟】 雍正时期内廷珐良作很少制造掐丝珐琅，目前尚未发现具款的作品。但据“造办处”档案记载，这个时期设有“珐琅作”并有制造掐丝珐琅器和仿制“景泰珐琅瓶”的记录。 雍正时期的画珐琅技术，在康熙末期成熟规范的基础上益加成熟。维正皇帝在位虽仅有13年，由于他对画珐琅器情有独钟，在制作技术的引进和研制方面更为重视有加，标准很高。据载，雍正二年(1724)年羹尧在得到御赐新制珐琅管翎后的谢折中写道：“臣伏视珐琅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雍正在折后朱批：“珐琅之物，尚未暇精制，将来必造可观…” 雍正四年戴进贤在他写给在墨尼黑的信中说：寻找一位有能力的专业画珐琅工匠乃当务之急。正是因为画珐琅器在宫中极受推崇和皇帝的重视，使之画珐琅技术在雍正的鼎力支持以及怡亲王的具体指导负责下，获得了重大突破，并完成珐琅料与技术人员的本土化，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所生产的画珐琅器技艺精绝，品味很高。 【乾隆酷爱珐琅工艺，珐琅工艺空前发展，繁荣昌盛】 乾隆时期的珐琅生产，在康熙、雍正两朝珐琅工艺的基础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乾隆皇帝是一位博学多才、文化素养很高的封建帝王，继位后励精图治，使清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由于他大力扩大新建皇家园囿、行宫以及紫禁城内各大建筑等，急需大量的珐琅器和佛堂供器，无疑推动了珐琅工艺的空前发展，工艺美术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本身喜爱文玩，且具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又酷爱珐琅工艺，尤其喜好明代景泰掐丝珐琅。他登基之初即不断地延揽广州珐琅艺匠进宫，对于技艺高超的艺匠还给子特殊的奖励。乾隆二十七年，乾隆将画院处与珐琅作合并，使之画院的一些画家在珐琅作从事珐琅的绘画，这一举措无疑对于乾隆时期珐琅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乾隆中后期，不仅是珐琅工艺在制作技术、艺术水准等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而且在生产规模及产量等方面，都集历史之大成，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乾隆时期的珐琅主要由造办处珐琅作生产。故宫太和殿的掐丝珐琅鼎炉、香薰、仙鹤等陈设品均为乾隆时期所造。故宫内乾隆花园梵华楼、慈宁花园宝相楼内陈设着12座高大的掐丝珐琅塔，每座高238厘米，均由造办处珐琅厂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和乾隆四十七年烧造。大塔造型各异，釉色均不相同，图案富于变化，整个塔身结构严谨，结合部位不露痕迹。通体填釉饱满，很少砂眼，充分体现出乾隆时期掐丝珐琅精湛高超的技术，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这种大型的珐琅制品的烧造，较之小型器物要求技术高，难度大，需要特殊的设备。乾隆时期，对于这类技术的掌握和控制，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为传世珐琅制品中的珍品。乾降时期内廷所用珐琅制品需求量庞大，内廷珐琅作满足不了需求，便下达旨意由粤海关和两淮盐政承包制作。因此，乾隆时期的珐琅还有京都、广州、扬州等地生产。 乾隆时期的錾胎珐琅亦以广州最为盛行，其质量与数量均属清代之首。錾工精熟，釉色以淡雅取胜，既有气度非凡的大型器，亦有中小型器物。它的兴起与欧洲 画珐琅及錾金工艺品的涌入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存北京故宫的一对器型庞大的錾胎珐琅太平有象香薰，掐、錾结合，做工精湛。此珐琅象是两广总督李待尧于乾降四十一年(1776年)进奉宫内，可领略广州錾胎珐琅的工艺水平。广州生产的透明珐琅工艺上也极精到，其产品有面盆、五供等。广州透明珐琅工艺往往在珐琅下錾阴波浪纹，再贴金、银片，其中以宝蓝珐琅衬金片者最突出，效果富丽、耀目。这种贴金、银花的透明珐琅只有广州可以生产，故亦称“广珐琅”。此种透明珐琅当是从欧洲透明珐琅移植过来，只是目前尚没见到文献记载。 【珐琅工艺由兴盛转向衰落】 以上几种珐琅工艺传来中国，其技术很快为中国工匠所接受，并融合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观念，迅速趋于民族化，形成了当时百花争艳的景象，在清代康、雍、 乾三朝的百余年内，珐琅工艺与其他工艺美术一样，在民族的、传统的与外来的多种因素的不断融合过程中，发展创新。为满足皇家的需求，故所做御用珐琅器不惜工本，精益求精，最终衍成乾降时代的繁荣昌盛，成为清代新兴的工艺品种的佼佼者。 清代后期，掐丝珐琅制作开始衰落，嘉庆时期遗存的珐琅器数量有限，工艺不精，水平欠佳。至道光时期，掐丝珐琅生产几乎看不到像样的制品。咸丰以后，清代社会伴随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珐琅业亦是江河日下，以至珐琅生产先后遭到破坏以至技艺失传。但由于珐琅制品受到西方人的青睐，从而刺激了民间作坊的生产，北京一些私营店堂，诸如老天利、静远堂、志远堂等专营掐丝珐琅的作坊，尚维持一定的生产，皇家的“印铸局勋章制造所”、“大清工艺局”等官营作坊，也生产奖杯、奖章之类的珐琅制品。由此，使得掐丝珐琅器的生产时出现了回光返照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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