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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城山位于山西阳城县西南30公里，《尚书·禹贡》所谓“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即此。用以记录大禹导山之迹，析城山可谓古代名山。析城山地望明确无疑，其名古今沿袭不改，在《禹贡》所载诸山中亦属难得。对于“析城”之名源起及今之别名“析津山”，笔者提出两点疑问，就教于方家。 一、何谓“析城” 析城山名的由来，看法较为一致，举同治《阳城县志》的说法为例： 山峰四面如城，有东、西、南、北四门分析，故曰“析城”。 “析城”命名之义似无疑问。然“析城”具体作何解释呢？《说文》：“析，破木也。”桂馥《说文义证》：“以斤分木为析”。《广韵·锡韵》：“析，分也。”《尚书·尧典》：“厥民析”，《正义》曰：“言其民老壮分析”，民分老壮，故可以老壮析民。《周礼·司常》云：“析羽为旌”，析羽乃是相对于完整的全羽而言的分散开的繐状羽毛。《尚书·顾命》：“敷重篾席”，郑注云：“篾，析竹之次青者。”《诗·小雅·车舝》：“析其柞薪”，笺云：“析其木以为薪”。《齐风·南山》、《小雅·小弁》皆言“析薪”。析竹、析木乃破竹、破木之谓。“析城”之“析”与上述“析民”、“析羽”、“析木”、“析竹”之“析”义不相同。言“城”必有“门”，按《阳城县志》所言，城以四门分析，何谓也？或谓析城山的四周悬崖峭壁，形似城府，十分险峻，四周仅有东、西、南、北四条崎岖小路可攀爬至山顶，犹如城府的四门，故曰“析城山”。然城不似民，可因老壮而析；不似羽，因其不全而曰析；不似竹，可破之为蔑而曰析；不似薪，可破木为之而曰析。城以四门而入，其义用“析”字甚有不妥。《阳城县志》之说当由唐《元和郡县志》推衍而来，《元和志》卷五河南道·河南府·王屋县： 析城山，在县西北六十里。峰四面其形如城，有南门焉，故曰析城。 这是“析城”之名的最早解释。宋《太平寰宇记》沿袭此说，卷五河南道·河南府·王屋县： 析城山，在县西北六十里，峰四面，其形如城，有南门焉，故曰析城。 地志之外，经学家亦有持此说者。元吴澄《书纂言》卷二曰： 析城，在王屋县西北七十里，山峰四面如城，有南门焉。 以上说解，“城”义了然，而“析”义未明。清徐文靖《禹贡会笺》卷十对此的解释是： （析城）山有二水东西流，故名析城也。 这一说法亦有所本。《水经·沁水注》： （析城）山甚高峻，上平坦。下有二泉，东浊西清，左右不生草木…… 然以水“析”城，仍于义未安。 关于析城之名，我们在《山西通志》中看到另外一种说法，卷二十三泽州府·阳城县： 析城山，在县西南七十里，太行支山。晁氏曰：“草木分析曰析，山峰四面如城。” 晁氏乃宋代的晁说之。他所谓的“草木分析”可依前文“老壮分析”之例理解为草木之分别。我们可由晁氏所言，来揭示析城山不同于他山的特别之处。包括晁氏在内的众家所谓“山峰四面如城”是析城山的最大特点，由于内外力的相互地质作用，形成了析城山“四面如城似垒，山顶似盆如坪”的地貌景观。析城山顶中间低洼，开阔平坦，又有圣王坪、东坪之称。坪内外的地势有着较大差别，坪四缘峰峦峭拔，坪中凹陷，形如天池。坪内外的土壤和植被类型也截然不同。坪外土壤主要为山地淋溶褐土和山地褐土；坪内土壤类型属于山地草甸土。山顶8.5平方公里的亚高山草甸可谓析城山的又一特别景观。坪外高树随崖，郁郁葱葱；坪内草甸起伏，不生寸木。若以“城”比附，则城外树木繁茂，而城内绿草如茵。晁氏所言“草木分析曰析”正可形容析城山圣王坪内外（或曰“城”内外）草木景观的绝然不同。古人对此也有明确的记载，如《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四河东道·泽州·阳城县： 析城山在县西南七十五里。《禹贡》云：“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应劭注《汉书》云“析山在阳城西南”，即此也。山顶有汤王池，俗传汤旱祈雨于此。今池四岸生龙绿须草，无林木。 可见，宋人已注意到析城山的“草木分析”。又《太平寰宇记》阳城县载“王屋”山曰： 山高八千丈，广数百里，太行、析山为佐命，中条、鼓锺为辅翼。 又《太平寰宇记》沁水县载“东辅山”曰： 东辅山，在县西南九十二里。其山及西辅山与析山相连，有若相辅之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径称析城山为析山，看来“草木分析曰析”可不待“城”而独言“析”。 与阳城县毗邻的泽州县有浙山，因与析城山相似而又名小析山。“析山”之称也是“以门析城说”或“以水析城说”所无法解释的。晁氏的析城山命名之义究竟是以“草木分析”而别“城”之内外——合曰“析城”还是分别由析城山地貌与植被景观的两个特点而分曰“析、城”，笔者尚不确定，可再做讨论。 二、误为“析津” 析城山又有析津山之名，这引起笔者的疑惑。如前所述，析城山的命名与其独有的地貌、植被景观有密切的联系，“析津”与“析城”一字之差，但作何解释呢？《说文》：“津，水渡也。”析城山虽有源出之水，亦有所经之水，但文献中并无津渡的记载，遑论“津”与“析”连言而为山之名。又《尔雅·释天》“析木谓之津”，古人以星土辨分野，析津乃幽燕之地，辽改幽都府置析津府（治所在今北京西南）。析城山与析津在地域上显然无关。析城山的这一别名，文献中数见，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历代州域形势·宋下： 宝庆三年，蒙古灭夏，遂趋凤翔，入京兆。于是金人尽弃河北、山东关隘，惟并力守河南，保潼关，自洛阳三门、析津（三门，即底柱山，在今陕州东四十里，见前。析津，即析城山，在泽州阳城县西南七十里。皆大河襟要处也），东至邳州之源雀镇（在邳州东北），东西二千余里，立四行省列兵守御。 析津若为析城山，则不得为大河襟要处；若为大河襟要处，则不得为析城山。顾氏所言，自相矛盾。又《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九十一·宋宁宗： 时金人尽弃河北、山东关隘，惟并力守河南，保潼关，自洛阳三门、析津（即《禹贡》析城山，在今泽州府阳城县西南），东至邳州之源雀镇。 这里所注析津地望当沿袭顾氏之说。《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河南一“底柱”下： 前朝天顺中杨鼎言：“黄河乃汉、唐漕河，即今盐船木筏往来不绝，其间虽有三门、析津之险，而古人倒仓之法为当……” 此处乃讲漕运，析津不当远离黄河而至阳城县析城山。由此看来，顾氏所言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所注其实是不正确的。这几处“析津”皆与“三门”连言，二者并非远隔百里，析津更非山名，究其实乃是一处黄河津渡。《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九·“金河北山东之没”： 金胥鼎虑蒙古兵扼河，乃檄绛、解、隰、吉、孟五州经略司，相与会师，为夹攻之势。及蒙古自三门、析津北渡，至平阳，鼎遣兵拒战，蒙古兵败去。金人复潼关。 又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鞑靼款塞”： 鞑兵复取潼关，自三门、析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复出。 又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六十三《明故奉训大夫工部营缮清吏司员外郎吴君墓志铭》： 君行至三门析津，见水势险恶，叹曰：“岂有水如此而可以运漕者乎？” 又明邱浚《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固邦本·除民之害》： （黄河）又折东南出龙门，过河中，抵潼关。东出三门析津，为孟津，过虎牢，而后奔放平壤。 由以上几条材料，三门析津为津渡，义甚明了。检索史籍，三门析津实为三门集津。如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24]卷一百三十七： 金人尽弃河北、山东关隘，唯并力守河南，保潼关，自洛阳三门集津，东至邳州之雀镇，东西二千余里。 此与《读史方舆纪要》、《御批历代通鉴集览》所述一事，“三门”后作“集津”。又《金史·胥鼎传》： （胥鼎）且虑北兵扼河，移檄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相与会兵以为夹攻之势。已而北兵果由三门、集津北渡而去。 此与《宋史纪事本末》所述一事，“三门”后作“集津”。又《宋史·河渠志》： ……（黄河）折而南，出龙门，过河中，抵潼关。东出三门、集津为孟津，过虎牢，而后奔放平壤。 邱浚之文叙述黄河流路与此同，唯“三门”后一为“析津”，一为“集津”。 又明史鉴《西村集》卷八《故奉训大夫工部营缮清吏司员外郎吴君行状》讲到吴璠考察黄河漕运，其上疏提及三门集津： 臣自汴至河，自河至洛，自洛至陕，中间登涉水陆，相视山川，稽诸故实，参以民俗，乃知三门集津之险，天造地设，有非人事所能尽也。 这与《匏翁家藏集》中吴璠墓志铭同述一事，亦为一“析津”，一“集津”。“三门析津”所见不多，而“三门集津”则多见于文献记载。“三门”与“集津”分言则为两地，但相距不远。[28]连言“三门集津”则为一地，乃黄河济渡之处，《山西通志》平陆县津梁中有“三门集津渡”；《河南通志》陕州所列关津桥梁中有“三门集津”。 三门集津被称作三门析津，究是别名，还是讹误，尚不得知。然“析津”被作为析城山的别称，山、津之名相混，且两地南北遥隔，此说殊为可怪。顾祖禹或为此误说的肇始之人。据《元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陕州： 平陆。州北五里。五乡。张店、三门、集津三镇。有吴山、析山。 另，《新唐书·五行志》载“陕州平陆集津山”。或因三门、集津之地有析山，又有集津山名的干扰，误将三门、集津与析城山联系在一起，继之将三门析津与析城山相联系，再继之以三门即底柱，遂将析津作为山名，误为析城山。顾氏之误，后人不察，多沿袭之，以致今日析城山有了“析津山”这样一个无法解释的别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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