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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了《邳州文化》上徐景洲老师撰写的《谁说我是铁道游击队的叛徒》一文很有感触，联想起多年前的事。 1964年，我高小毕业，报考初中要填报成份。我放学回家问父亲：“咱家是什么成份?” 父亲说：“听你爷爷说是中农，到底是上中农还是下中农也没说清，还得写信问爷爷。” 我老家在山东潍坊，父亲出来工作把全家老小都带出来了，那时联系全靠写信，没有半个月难回信。 父亲说：“就先报中农吧，中农也不是坏人。” 于是，我就在报考表上填报了中农。同班有个女同学看见了，知道我家成份是中农。她说她家成份是城市贫民，和贫雇农是一样的，比我家成份好。她还说越穷的人成份越好，最好是穷的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长年要饭更好，这样的人是纯粹无产阶级，革命最坚决最彻底。她还说，中农是革命的中间派，容易被敌人拉过去。我想，她懂得真多，还是女孩子成熟早。谁知，我不在意的事，日后竟找来大麻烦。 那时，班级里城市户口的学生考初中能报两个外地学校，农村户口的学生只能报运河中学，因为牵扯到转户口粮油关系，便于在学校食堂就餐。我们班级城市户口学生报考徐州铁中14人录取8人。报考新沂县炮车中学15人录取14人，只有1个男同学没录取，还是老师的儿子。听说他爸是叛徒，成份是坏分子，儿子的上学机会被剥夺了。他的眼泡哭肿了，不好意思见人。他费尽周折才在老家一个农中上学，被人作为叛徒子女看待，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才弄清他爸不是叛徒。 同学们都向往大城市学校，我被徐州铁中录取，那个成份好的女同学也录取了，我们一块到徐州上初中。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第一批加入红卫兵很严格，由学校红卫兵总部审查，家庭成份绝对是红五类，不允许有一点政治灰星，比当今入党政审还严格。那个老乡女同学先当上了红卫兵，第二批申请参加红卫兵名单由班级第一批红卫兵讨论通过。会上，讨论我加入红卫兵同学们都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一直是三好学生，眼看就要定下来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老乡女同学竟然站了出来，不同意我参加红卫兵，理由是我家的成份是中农，还没弄清是不是下中农。如果是上中农成份则离富农不远了，接近了剥削阶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才能吸收为红卫兵，一定保证红卫兵组织的纯洁。 这个老乡女同学可坏了我的事，有几个和我要好的同学事后给我讲，他们不同意，站起来和她辩驳又说不过她，不管怎么说当时成份是政治大事，谁也不敢硬顶。最后表决，少数服从多数，黄了。我当不上红卫兵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感觉矮了同学们半截。 我失眠了，恍恍惚惚胡思乱想。从上小学时就听说阶级斗争这个事，到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变得更加激烈了，甚至到了如火如荼的程度，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搞了那么多年，也没见什么结果，倒是营造了人之间的敌对氛围，国民经济倒退了，还有那些家庭成份不清白的子女们也跟着受了屈。我知道，从爷爷那辈起，我们所有亲属都是老实人，没有一个人干过坏事，现在，反而成了非无产阶级，不是革命派。自己从小学二年级到初中，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还是少先队中队、大队的委员，一直处于被表扬的行列，如今落到了不如人的地步，真伤心，真难受啊！我留下来眼泪，是委屈的泪水。我轻易不流泪，委屈使我伤心。真恨那个老乡女同学，她在关键时刻给我一下子，不知何时得罪了她。 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革命派和保皇派，两派都想拉人马，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的同学被“红旗兵”收编了。这是红卫兵外围组织，也戴红袖章，不注意看也看不出来，总归比不戴红袖章好看。为了表达红旗兵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我们组织了长征队，步行到北京见毛主席，叫那些红五类的同学看看，我们的革命也是彻底的。 从北京回到家，老家的成份证明也寄来了，是大队开的证明，原来是下中农。我顿时高兴万分，咱也是红五类了，不要列为革命动摇派范围。我拿着证明找到红卫兵总部，要求正式加入红卫兵。然而，形势不同了，两派斗争日益激化，酝酿着文攻武卫，谁也不想问这件过时的事情，人们把派性看成至高无上的信仰。 上初二时，我在课间活动中认识了一个初三的学生，他的名字叫安康。他非常懂礼貌，性格柔顺，我们都有很好的感觉，一下课就想见面说几句话。初三的课程有化学，为了省钱，初二学生可以向初三学生借书，他把一本化学书借给了我。这本书没用上，文化大革命把上初三的机会革掉了。 父亲的事情影响了儿子，在农村插队的安康政治受到很大的牵连，任凭他劳动表现多么好，招工、招生、入团都排不上他，连农村的社员也都知道他成份不好，另眼看待。听到父亲被枪毙的消息，安康绝望了，这辈子难以翻身了，他选择了死，卧轨自杀，年轻轻的告别了一直给他精神痛苦的世界。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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