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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高中毕业下放到一家果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这期间，我国政府释放最后一批县团级国民党战犯，我们那个工区也分来了三个过去只有在电影上、小说里才得一见的国民党军官。因为知青过的是集体生活，有食堂，这三名战犯就和我们搞起了“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安排，颇有点敌我不分的味道。 三名战犯中有两名沉默寡言，每天买了饭就低着头端进宿舍里独自享用，很少与外人打交道，典型的夹着尾巴做人的样子。只有一位姓罗的，健谈好动，似乎没有战犯的感觉，和谁都能啦得来，尤其喜欢和知青攀谈，渐渐的，我们便对他失去了警惕性，有事没事总爱逗他谈过去的事。 这老罗个头矮矮的，穿着不仅整洁，而且极为新潮：簇新的白衬衫，掖在挺括的裤子里，裤角还折了一道，恰到好处的遮住乌黑油亮的皮鞋，给人一种干净利索的感觉。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一年到头戴着一副好多年后才成为时髦青年标志的蛤蟆镜。知青的穿戴，在当地人眼中是有几分洋气的，但和老罗一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羡慕之余，常有人把老罗的蛤蟆镜借来，寻找一种新鲜刺激的感觉。老罗则是有求必借，仿佛这是一种炫耀的机会。 据老罗说，他老伴和唯一的女儿都在上海，而且都有很不错的工作。这点可从他经常收到上海寄来的包裹得到证实，包裹里除了衣物之外，还有我们从未见过的巧克力。 又据老罗说，他原籍广西，是被抓壮丁抓到国民党军队中去的，先在廖耀湘的部队，后来又进了上海，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警察。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人，竟成了国民党的战犯，如今看来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在当时，直让我们这些满脑子阶级斗争的青年觉得不可思议。 老罗这个人最与众不同的是什么都爱吃，什么都敢吃。有一次我们在食堂里打死了一只大老鼠，正准备埋掉，老罗来了，拎起老鼠尾巴，也不说话，笑眯眯地带回宿舍。我们好奇，尾随其后看他如何处置。只见老罗拿出一把很锋利的小刀，细细地将老鼠剥皮剖腹，斩去头爪，扒出五脏，留下粉红色的躯干，剁成几块，然后放进锅内煮了起来。不一会便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老鼠。我们看了只想呕吐，可他却吃得津津有味，还热情地招呼我们：“尝尝，好吃着呢。”见我们那惊讶的神色，他边吃边介绍：“食堂里的老鼠是吃粮食长大的，肉细味香，比猪肉强多了。”不一会，一碗鼠肉便下了肚，他还意犹未尽，端起碗，将最后一滴残液舔得干干净净。还有一次，他不知从哪弄来一条死蛇，居然也收拾收拾吃掉了。吃过之后，还将俗语“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篡改为“天上龙肉，地下蛇肉”，以证明自己吃的是人间至味。 老罗老是忘掉自己战犯的身份，常常得意忘形地炫耀自己当年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当年只要高兴，随手一个电话打到电台，便可以点某个歌女为其演唱。过不了多会，打开收音机便能听到自己点的歌。他不无得意地说，当年上海滩走红的歌女都专门为他唱过歌。我们听了都惊叹不已。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下，老罗的这一套，是典型的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朽青年一代，要是上纲上线，以老罗的身份，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可是我们因为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对他颇有好感，因而从没有人去告发过他，一个个心甘情愿地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当然也没有人因此而腐化堕落，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还是有很强的政治免疫力的，和老罗虽然同流却并没有合污。 后来，老罗回上海和妻女团聚去了，我们也风云流散，离开了曾经发誓“扎根果园干革命，风吹浪打志不移”的那个果园。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在农村的情景早已忘得差不多了，唯独和战犯老罗的交往因其新鲜奇特而历历在目，尤其是他狼吞虎咽吃鼠肉和蛇肉的情景。 兰馨点评：有关“战犯”的文章以前倒也读到过一些，但在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中还是第一见到。在那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相当匮乏的年代，那个新鲜奇特的战犯的确给当时的知青们带来一种别样的感受，让他们看到了一个从未看到过的世界，体验到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方式，从而竟奇妙地成为那样一个灰色年代里的一线亮光。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许多事情都已忘记，而爱戴蛤蟆镜，敢吃鼠肉和蛇肉的老罗这个战犯却依然栩栩如生地历历在目，可见“反面人物”有时比正面的英雄对人的影响力更其深远呢！而文字上的寓庄于谐，平淡质朴中极具品味再三的内力，也当是这篇怀人散文的特色所在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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