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讲述丨生命——裴东柱自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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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裴东柱自述

整理、修订：柴然

到陵川 

我们一行7名军人，转业到山西省晋东南地区陵川县。

我们的到来，对于当初还较封闭落后的陵川县，是一件大事。陵川县委专门组织了迎接队伍。就在陵川汽车站，我们受到了陵川人民的热烈欢迎。

说陵川是苦地方，开初我们能熬过来，首先得感谢当年的县委书记段存忠。他对我们7名转业军人，十分友善、热情。工作上，生活上，思想上，无微不至。

那时，陵川县各方面条件都很差。所谓的小十字街——陵川城的城中心，标志是一座石牌楼，四角上，便是一个紧挨一个的茅厕。城里街道凸凹不平，不注意，都可能绊倒。城中没有一座最普通的机关大楼，县委、政府各机关，都占的是早年盖起来的古旧民房。电灯，更不用想了。陵川属于国家棉花补贴的高寒地区。我们来时，正逢“冻死鸡狗”的数九寒天，屋里烧的，又是臭炭、臭煤，还容易引起煤烟中毒。更糟糕的是吃水——硫磺水，又苦又涩，当地人因吃这井水，几乎清一色的黄牙。交通也很差：街上不要说走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都不能骑；陵川至长治隔一天有一趟长途车，还是大卡车，路程几十公里，可往返一趟，用时12个小时。如果遇到雨雪天，十天八天都不发一趟车。之外，全城竟没有一家澡塘；就一名理发员老王师傅，点盏煤油灯，守在街角上那间小黑屋。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加上举目无亲，怎么能安下心来工作呢？我当时没有更多的闹情绪，一是段存忠书记的关怀；二是还记着转业前部队首长的谆谆教诲；三是我暗下决心：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需要你有一番作为；吃得苦中苦，方能成事业。

县委将我分配到县百货公司，任党支部书记，兼副经理。

一个县百货公司，其实规模很小，货源、品种十分有限；全公司在职人员十来八个，售货员仅3人，加一起，还没有我19岁上带的一个班的兵多。当初城内还有一家私人商店，老板叫刘狗儿。这时正处在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改造期间。我来后没过多久，刘狗儿的私人商店，便全部充了公。1957年，长治硬性给我们百货公司分来10辆自行车，结果存放了一年多时间，没有售出一辆。最后，还是通过县委书记做说服工作，我们才将这10自行车卖给县邮电局。至此陵川街上，有了投递的自行车。我裴东柱的名字第一次写进《陵川县志》，那就因为我是陵川县百货公司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58年，中央号召全党干部上山下乡。我仍怀着“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需要你有一番作为”的理想，第一个带头报名。2月份，县委批下来我任职上郊乡党委书记。这我又去了条件更为艰苦的上郊乡。当时我不懂农业。怎么办？还是老传统，向农民兄弟学习，向长期坚持在农业第一线的干部学习。其后半年多的时间，我常住在村上，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

到陵川机械厂

1958年8月，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大闹钢铁。为此，县委又将我调到县联合加工厂，也就是陵川机械厂前身，任党支部书记。（1960年，厂子正式更名。）可以说，在陵川范围，这个厂子对于我工作而言是颇为合适的。我从小到河北井陉煤矿上当工人，先学锻工打铁，后进机工车间当学徒，参军之前，我已是一名合格的机工工人了。

而当时的陵川县几乎无工业，建这个联合加工厂，就是陵川工业真正开始。

一部6尺长的皮带车床；一台15马力的锅炉；全厂满打满算，30来个人；一个翻砂小组；一个机钳工小组；一个面粉加工小组——全凭面粉加工这一项养活大家。

厂里惟一的优势，就是有一个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全部分来当了工人。这里有柴小牛、赵艮忠、王长红、王书田等人，他们和厂子的前途命运，和我个人的前途命运，都有联系。

就在这70名新工人走上工作岗位的同时，厂里又增设了一台30马力的锅炉；一台小型发电机；长治汇丰机械厂还支援来一名四级技术机工，李干卿师傅。

陵川人民第一次知道电灯，这正是由那台30马力的锅炉带着转动起来的小型发电机发的电。之后不长时间，我们又增设了另一台150千瓦的发电机，每天晚上，能给政府、机关、学校送两个小时的电。

下来，我们盖起来72间新工房。机工车间；钳工车间；锻工车间；铸造车间；动力车间；技术室；化验室；检验室，全齐备了。

这一年中国社会，仍处于万民上山大闹钢铁之际。一个先决条件，得使用鼓风机。没有鼓风机，土法上马小高炉，炼不出铁来。这我厂就承担了全县的鼓风机制造任务。开始我们每天能造3台；接着是5台，8台；最后每天最高能造15台，满足了陵川大闹钢铁的生产需求。

上中国人民大学

在工作有了一定起色的基础上，为了适应新形式下工业发展的需要，县里抽调我和另两个工业上的领导同志，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我们的校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吴玉章。当然，我们和考取本校的大学生在学业上还有所不同。我们属于函授专修。我学习的是工业经济专业，学期为两年。晋东南的中国人民大学函授校址在长治东面，那也是咱这边的一所专科学校。我们的学习属于半脱产，也就是半个月集中在学校里，半个月回来厂里继续抓生产。长治、陵川来去，学习任务自是很紧张的。毕竟大家基础有限，这要接受大学教育，必须多多用功，一刻不松懈。因此，我在校时就埋头苦学，专心致志。说我们接受的课程，其实不能说特殊难，啃不下来，因为不少知识本就和我们的实际工作有联系，对于我们这些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反是从社会实践又回到了书本上，相对容易融会贯通，不是生生的学，你啥也不知道，逼着你死记硬背。当然，我学习一向是很勤奋的。我这个人，本来也好学，爱钻研，一辈子嫌自己学下的东西少，所以，两年下来，交的是一份满意的答卷，老师、同学，都认好我是个好榜样，学习模范。这和一开始来可是有差别。原来还有同学认为我早先是当兵打仗的，学习上恐怕是不行，哪料半年多下来，我倒把他们拉下去老远。有时候我还得指导他们吧。

我为自己能有这么两年的学习生活，可以说自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学生，是非常骄傲、自豪的。 

大展鸿图

陵川机械厂的工作做得很扎实。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这一届县委书记是邢德勇，县长是张庆余），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到1964年，我们依靠工人群众的集体智慧，发扬蚂蚁啃骨头精神，创奇迹造出来摇背钻床，给陵川工业增添了很大光彩。

一次，晋东南地委通知各县机械厂支部书记到长治开会。在会上，我汇报了我厂制造摇背钻床的成功经验。结果，地区专员程守创认为我是瞎汇报，吹牛。他很肯定地说：“我不相信你小小的陵川机械厂能造出摇背钻来。”我当场表示：“请首长方便的时候，到我陵川机械厂去看看。”散会后第二天，程专员就乘专车到了我厂。当他看到那一排崭新明亮的摇背钻整齐地摆放在那里，很是吃惊。他说：“真没想到，你们能造出这么高精密度的摇背钻床来。”当场，他表示要大力支持陵川机械厂的工作。他说话算话。由此从上到下，从工业系统到政府部门，都对机械厂重视起来。晋东南地区各工矿企业，褒扬我机械厂是“小淮海”（长治淮海机械厂是省内著名的军工企业）。我厂生产的摇臂钻床，行销全国多个省市，是各兄弟单位信赖产品。

1966年元月，我主动向县委提出，到山东潍坊拖拉机厂学习185拖拉机制造。这种小型拖拉机很适应山区耕种使用。县委很快便作了批示，并允许我在全县各个厂矿企业抽调能工巧匠，一同前往山东学习。学习团由我带队，各个工种共抽调30余人，学习期限为6个月。由于这些工人在学习期间耐心细心，苦练钻研，虚心向山东师傅们请教，技术上大有提高。就在我们学习期满，返回本厂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全力投入到185拖拉机的生产制造上。在较短的时间内，我们就造出来三台样机，受到了陵川干部群众的广泛喝彩。

我机械厂的成功，最终还带动了全县工业的大发展。就在我厂逐步发展壮大的同时，陵川县先后又建立起来北关煤矿、沙河铁厂、附城铁厂、原庄磺厂、东坡磺厂、礼义工具厂、吕家河纸厂等工矿企业。支撑了陵川经济多年。

由于我本人工作成绩突出，从50年代末一直到“文革”开始，我都是县委的挂牌人。什么叫“挂牌人”？即：县委委员中有我裴东柱的牌子；每次县里召开县委会，都要通知我列席参加。社会上说我是陵川工业上的四大顶梁柱之一。总之，陵川机械厂出了名，我裴东柱也出了名。

注重精神生活 

10年部队生活对我的培育是全方位的。我和厂子的大多数青年工人一样，渴望能有崭新的精神生活。在我的大力提倡、积极奔走下，陵川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两队”——陵川机械厂职工篮球队和职工宣传队同时成立。篮球队，我是总领队，总教练；宣传队，我是他们的总队长，总导演。

我们的篮球队是全县绝对的冠军。也正是我们这支队伍，激起陵川百姓对篮球运动的深深喜爱。那时候，凡有我队参加的比赛，无论是在县文化馆篮球场，还是在我厂篮球场，只要海报贴出去，比赛前半个小时，观众们就会把整个篮球场里三层外三层围住；每到决赛，更是围得水泄不通。我队的每一次进攻、防守，每进一个球，每丢一个球，都会牵动广大观众的心。到比赛结束，我们取得了胜利，大家待在场边还迟迟不肯散去。有那么七八年时间，我队所参加的篮球赛，比如代表县队打“南五县”比赛，参加地区工业系统的比赛，都是陵川人茶余饭后的一大话题。我队的主力柴小牛，那些年陵川人谈起他来，如同今天的HBA球迷谈论乔丹、姚明。

我们的宣传队一成立，就以演大戏为主。像《柜中人》、《皮秀英打虎》，全是整本。可我觉着还不够。我就和导演于光元、王丙艮等人商量，是不是可以搞一些有时代特色、反映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文艺节目。大家认为可以。我们有人材。如柴小牛，篮球打得好，搞文艺，多才多艺，搞创作，尤其写小戏，更是一把好手。这样，我们就又搞出来一批题材新颖、形式多样的新节目，很受人民群众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