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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抽的第一根烟应该早于十岁，那时候农村人孩子多，过年的时候，有讲究的人家，看见有男孩子在大年初一登门，都会递根烟，主人给烟让孩子抽，在那个年代估计也算不了什么，要是现在，一定会有人认为主人脑子有毛病，存心毒害少年儿童。 过年的时候，一般都是东家串西家，收到别人给的烟，有可能就跟着小伙伴一起点着了。 开始接触到烟是上初一的时候。由于我入学早，10岁的时候就读上初中了，很多农村孩子读初中的年纪都在12岁以上。邻家大哥好像高我一年，但是岁数大概14岁左右，不上学的时候，他都可以跟着父母到地里挣工分了。 我每天上学跟着他一起，从家里到公社中学中间要经过两段庄稼地，也许是嫌路途寂寞，那个哥哥就开始买烟抽，他那时候应该已经会抽烟了。 学生没有钱，他就在家拿鸡蛋或者布票、粮票到学校边上的小店里买烟，最便宜的“大铁桥”牌香烟，1毛4分钱一包，鸡蛋卖8分钱一个，一个鸡蛋可以换半包烟。 大多时候他都不会整包买，一者怕回家后家里人查书包，再者也难以筹齐一包烟的钱。他那时候有烟瘾，夹着烟的食指和中指都被烟熏黄了，为了防止烟熏手，他会将钢笔的管子卸下来当烟嘴子。 刚买烟那天，他抽的时候也会给我一根，我抽烟纯粹是舍命陪君子了，一根烟抽完，嘴里又苦又辣，嗓子眼里还常有烟油的齁味，非常的不舒服。那时候，中学生中抽烟的人很多，尽管抽烟不舒服，但是，我也慢慢地接受了。 抽烟之后，身上应该是有烟味的，我一直奇怪的是，家里人一直不管我抽烟的事。更有意思的是，当年姐姐刚刚许配给姐夫，姐夫估计是为了讨好我这小舅子，每次去姐夫家，姐夫都会偷偷摸摸地给我们烟，烟就这么慢慢地抽上了。 后来到县城读高中，手头开始有零钱了，偶尔地我会去学校附近的小卖部里买烟，那时候买的数量都很少，一般都是几根一买，那些小店里都会做学生生意，什么烟都可以拆包卖。那时候最贵的“合肥”牌香烟，要卖2块钱一包，而学生中也有买这个牌子的烟抽的。 读高中的时候，有好事的家长向我父母反应，说我在外面抽烟。那时候的人认为抽烟的中学生就是不学好，奇怪的是，我父母一直没觉得我抽烟不好。在这点上，我一直感谢父母对我教育的开明！ 读大学之后，抽烟似乎不是事了，那时候的女同学好像也不反感抽烟的人，我们搞联谊宿舍的时候，男女生聚在一起打牌，男生都在宿舍里面抽烟。只是在每周例行的检查卫生日，大家抽完烟后，立即将宿舍的门窗打开通风，直到检查的过去后，恢复在宿舍吸烟。 别看我是老烟民，有两种情况下，我害怕别人抽烟，一是在我睡觉时他抽烟，二是在密闭的屋里抽混合型或者生叶子烟。当时宿舍睡我下铺的是个新疆同学，他好像一直在颠倒新疆跟内陆的时差，因此，常常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精神着，这时候，他就会在下铺抽着“莫合烟”看书，我常常从梦中被熏醒，才知道我不是陷入了火灾中。 大学生的补贴有限，发钱的日子，大家的烟都是充足的，到月末的时候，很多人断炊了，就会引起整个男生楼的连锁反应，那时刻即使有烟的人，也得把自己的烟深藏起来，以免“饿狼们”一哄而上。烟瘾发作的时候，但见满楼道里如热锅上蚂蚁般串上串下的人，好多人同时奔向同一个目标，因为，抽烟的人大家都知道。 毕业实习的时候是抽烟最爽的时候，我们一行五人去某大型国企下属企业审计，那时候，招待品中有烟，审计组就我一个人抽烟，白天抽烟不限量，晚上走之前，同行的女同学还要把所有的烟收罗起来给我揣上。我们当年自己买烟只买1块4的中原牌香烟，而接待烟都是10块钱一包的“红塔山”。 大学毕业后，就没有出现过没烟抽的经历了。那时候广州人外出吃饭（公款），每餐饭最少也是一人拿一包烟，要是请人吃饭，一般都是拿一条烟，我因为是会计，所以，抽烟差不多靠公款就能解决，甚至包括过年回家探亲，都可以带几条三五烟回去，那时候，内陆还不常见三五烟，我拿出三五的时候，还被内陆人羡慕不已。 朱晔（古磨盘州人），安徽望江人，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人力资源管理师，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经出版了三部历史专著：《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旅行散文随笔《一车一世界》，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并在《文艺报》、《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文学》等期刊上发表作品。累计出版文字200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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