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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年出版《理说明朝》开始，一直到2017年出版《银圈子》，那几年，我让很多专业作家都难以企及的速度快速地出着书。 每本书发行的数量也不大，差不多就三五千册。书出版了，在书店和网上能看到，我就觉得完成使命了，之后就不再关注。 差不多半年的样子，出版社给我划一笔金额不大的版税，算是对这本书做了一个总结宣言，书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刚开始出书的时候，我和同事们都感到万分惊喜。在很多人的概念里，作家都离自己很远，当同事突然发现身边有人可以抽出一本书给他签名的时候，那是非常激动的。 有那么几年，在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都有人找我要书。除了第一本《理说明朝》，后面的书都是我在出书后，直接向出版社订购的。可很多人都误以为我出了书，那我家里就该有很多书，这其实是个误解，写书和出书是两回事，我写的书，出版社看上了，他跟我签完合同，按照合同付我版税，书就面世了。我只管找出版社要版税，至于出版社是否赚钱，我是不管的，当然，我还是希望出版社能赚钱，假如出版社做我的书赔本的话，以后就没有编辑愿意出我的书了。 我自己每次都是赔本的，因为一本书出来，版税就一万块左右，可我送出去的书的购买价格都会超过我的版税。这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原本没靠出书赚钱，赔本赚个吆喝，其实也是很好玩的事。 写书主要是传播知识和理想，跟钱有什么关系？假如有人因为我的书而受益，那就是我向社会做出的无上功德，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在古代的时候，写书就是读书人的情怀，没有一个人写书是为了赚钱的。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这几年在小知识分子圈里比较流行的《浮生六记》，很多人都不记得作者的名字。 现在的作家中，有个别人写书赚大钱了，但绝大部分作家还是自费出书，花版面费发稿子，或者求人出版作品。我不敢笑话人家，毕竟每个人的目标是不同的。 同事和朋友找我要书，我都是非常慷慨的，原因无他，有人看我的书是好事。认真读过我的书的读者，大多数情况下会一本本地跟踪下来，我的朴素文字通常能夹带一些知识，蕴含一些正能量，这是很多人都非常需要的。送书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别人拿着我的书去显摆，或者搁置在家里的书架上。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还有极个别的人，舔着脸找我要了书后，又向别人吹嘘，我主动地将书奉献给他，他还不稀罕看。有次单位搬家，我看到了我的一本书被人扔掉了，我捡起那本书，掸掉封面的浮尘，小心地搁在我的桌子上，从那以后我发誓，我的书，绝不会白给同事，尤其是，我不知道底细的同事。我不是舍不得钱，而是舍不得我的书被虐待，作品仿佛自己的的孩子，作者会发自心底地加以呵护。 因为持续创作，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过作品再版的事，在我的印象中，再版跟重新申请一本书的流程应该差不多，有时间去联系再版，不如再出一本新书。我没有想到过保留我的书，因为电子版的保存了就可以，假如将来成名了，我再改改重新出版也不会是问题。 有新结识的朋友找我求书，我一般都会告诉他到网上去看看，其实我也不知道，网上是否还有我的作品。很多网站很狡猾，他们虽然显示有书卖，到了真付款的环节，这才显示缺货，或者是将书价标的奇高，更或者是，说图书已经下架。 好在各种“百科”里，已经收录了我的作品简介，不知道就里的读者可以上网翻翻，随便输入一本我的书名，应该还是能获取一些信息的，假如真的对我的写作风格感兴趣，不妨再找我的作品。 以前有好心的朋友也帮我搜索过一些信息，我的书在各级图书馆里有不少存货，这也是我期望的，假如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里都有我的书，那我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作品可以存世和传世了。 现代人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等不著名作者的书籍，几乎没有人光顾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我的书原本也不是给不读书的人准备的。 在书籍的选择上，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其实还是在践行“外来和尚好念经”的，身边人无论多优秀，他们都会置之不理，除非你从外面先红了，然后他们才会对你趋之若鹜。事实上，身边人的书对你的帮助往往是最大的，因为，他跟你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使用的是大致相同的语言。这些道理只能跟朋友说。 假如我再出书，不管是谁，假如找我索书的话，我一定让他写欠条，我把书无偿借给他读，只有这样，估计他才会读得进去。 这本书的签名一看就知道了，当年给两个同事的父亲筹集善款，我捐献了100本书，并做了一次公益讲座，这本书是那次捐出去的。 感谢金融作协秘书长郭红英老师给我做的广告，这本书捐给了某基层的图书室。 同事发现贵州的新华书店有《最后一个磨盘州人》出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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