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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秦皇汉武并称于世，近来拜新资料之赐，海内外关于秦始皇的著作出版了不少，颇为热闹，相形之下，汉武帝的论著显得有些冷寂。 姜鹏的新著《汉武帝和他的时代》，一改这样的局面，将人们关注的目光重新带回到汉武帝及属于他的风云时代。书中分析了他那些影响深远的举措，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围绕汉匈关系的和与战等，更将汉武帝时代上至位极人臣的丞相、下到称雄乡里的游侠等各色人物一一收入笔下，历史变得如此鲜活。 不仅如此，作者如探案般，寻找司马迁、班固与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记述中的细微差异，并辨析差异产生的原因与差异传递的态度。这种对史学认识的深度思考，是本书在呈现精彩历史之外更具价值的地方。 汉武帝也是时代的产物 读懂了汉武帝和他的时代，就读懂了中国历史；是那个时代的需求把汉武帝推到了风口浪尖，让他做了那么多呼应时代的事 读书周刊：从2012年登上央视百家讲坛讲汉武帝，到今天这本《汉武帝和他的时代》，您为何“钟情”于汉武帝？ 姜鹏：千百年来，“钟情”于汉武帝的史学家、政治家及普通人何止千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王之一，汉武帝一直备受瞩目，是最知名的历史人物之一。 在我看来，汉武帝这个人和他的那个时代是我们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关键，读懂了汉武帝和他的时代，就读懂了中国历史。因为，从历史的角度讲，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皇权政治，是在汉武帝的时代定型的，这是中国历史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从文明的角度讲，汉武帝那个时代频繁的对外活动和对外交流，使得我们的中华文明在早期阶段就不是封闭的，强大的包容性为辉煌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格局。 读书周刊：正因为关注度高，关于汉武帝的书其实有很多，为什么在没有新史料出现的情况下，您这本书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姜鹏：我主要以《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三部史书中有关汉武帝的记述为基础，在对比中如侦探探案般，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力争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汉武帝，不虚美、不隐恶。这个视角是此前没有的，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启发。 另外，与一般人物传记不同，我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汉武帝的一生，而是用四大板块、我对汉武帝的十六字评价来统领全文28章，那就是：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这样的写作逻辑可以让大家更好地看清汉武帝的一生：如何奠定皇权政治的格局，如何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开拓中国的版图，如何塑造了国家管理经济的雏形，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崛起，又如何差点自毁长城。 读书周刊：您在百家讲坛上讲汉武帝是2012年，十年后再写汉武帝，您对汉武帝的认识有什么不同吗？ 姜鹏：现在回头看，我对原先在节目中的一些讲述是有些不满意的。不仅不同的历史研究者对同一历史事件、历史问题会有不同讲述、不同看法；即便是同一个人，经历时间的洗礼、学思的沉淀，也会对同一个问题产生新的看法。 这听上去很简单，用新认识推翻或者更新旧想法就好了，但真正要在历史认识上落实起来并不容易，这关乎整个认识体系的重新架构。我这里只能说些细节上的增补。比如，以前我对汲黯这个人物也有认识，但对这个人物在汉武帝时代的意义，认识得并不深刻。随着对《史记》等历史典籍越来越熟悉，我发现这是司马迁精心挑选出来的，虽然生活在汉武帝时代，却是站在时代趋势对立面的象征性人物。仔细体会汲黯这个人物，通过对立两面的比较，我们就能对时代变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另外，以前在讲通西域的时候，没来得及加入两位和亲公主的故事，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面前，她们是如此微不足道，但她们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记得她们。其他增补的内容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我对汉武帝时代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突破与提升。以前还是过于注重汉武帝这个人物本身，关注他个人的品行对历史的影响。这几年，经过更多的思考和积累，我意识到，其实汉武帝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的需求把汉武帝推到了风口浪尖，让他做了那么多呼应时代的事。所以在对很多具体历史事件的评论上，我都作了调整和修改，突出时代命题，而不是过于执着汉武帝个人的想法、行为。不止汉武帝，在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各式人物的命运都是跌宕起伏的，从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公主刘细君、淮南王刘安到太史令司马迁、大将军卫青，甚至酷吏张汤、布衣之侠郭解、商人卜式……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无法超越他所处的时代。我希望这些能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历史的潮流。 透过他们的“眼睛”去看 每个面向都是真实的，但每个面向都不是全部；文字常常引导我们建立起某种因果关系，但我们需要警惕是否真的存在这种因果关系 读书周刊：您刚才也提到，这部作品的创新之处是，您的书写始终基于三部史学典籍《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您的观察始终围绕司马迁、班固、司马光三位史学家的视角，为什么选择这三部典籍？为什么选择透过他们的“眼睛”来审视汉武帝和他的时代？ 姜鹏：中国史书的数量蔚为可观，但若要从中选出前三名，我相信，十位史学家有九个半会同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三本。《史记》开创了国人书写历史的传统，《汉书》确立了史学写作的规范，它们都是纪传体，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即不以人物、而以时间为线索，是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这三本史书，只有一段历史记录是重合的，那就是从秦末战争到汉武帝时代，即通常所说的汉初；只有一个人物是三部书都有记载的，那就是汉武帝。同一段历史，同一个汉武帝，在三位史学家的笔下，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这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读书周刊：三位史学家分别是怎样评价汉武帝的？ 姜鹏：班固和司马光两人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班固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意思是，汉武帝唯一的缺点是还不够谦恭节俭，如果这方面能向他的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学习，再配上他的雄才大略，和《诗经》《尚书》这样的经典里面称颂的古代圣王相比也毫不逊色。司马光则评价汉武帝，“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他把汉武帝拿来和秦始皇比，认为汉武帝在位54年，欲求强烈，用刑残酷，大兴土木，到处打仗，还相信鬼神，搞得民不聊生，逼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都造反了。 一个把汉武帝说得很好，一个又说得很坏，那司马迁呢？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的时代，他有很多话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因此，他对汉武帝的态度晦涩不明，但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仍然能觉察到他对汉武帝是有看法的。 读书周刊：为什么会这样？ 姜鹏：这就好像我们拍风景照，人站的位置不同，拍出来的风景不一样，人的视角深刻地参与到了拍照这个行为中。历史学的本质是一门认识学科，每个面向都是真实的，但每个面向都不是全部，我们看不到全部，要承认这个局限。 拿山和人的位置关系来做比喻。司马迁是“人在此山中”，他是汉武帝时代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汉代建立以后一直沿用秦朝的历法，到汉武帝的时候，决定改革历法，主持这项工作的正是司马迁。他也是这个时代的思考者，他说编修《史记》的目的在于“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所说的“今”自然指的是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他要探索汉武帝这个时代之所以形成的历史渊源。“身在此山中”的独特优势，让司马迁的记录有很强的现场感，他和汉武帝近距离接触的经验是其他史学家所无法体验的，他看到了山中的一草一木，唯独看不到整座山的轮廓。一个身处大山之中的人，怎么看得到整座山？ 班固生活在东汉，他出生时汉武帝去世将近120年。从西汉到东汉，中间还有一个很短的新朝，被认为是王莽篡权夺位建立的非法政权。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强调自己的刘氏宗亲身份，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论证西汉王朝的伟大和正统性，是东汉史学家的使命。不仅如此，班家和刘家还有着很深的渊源。班固的姑奶奶就是西汉末期汉成帝宠爱的班婕妤，由于这层关系，再加上班婕妤的弟弟、也就是班固的叔祖，参加了汉成帝时期宫廷藏书的整理工作，汉成帝就送了班家全套副本。在古代，书是很珍贵的，何况是整套的宫廷藏书。这套藏书的存在，为班固编写《汉书》提供了别人没有的文献资料。虽然班固离汉武帝时代较远，掌握的材料反而比司马迁多，《汉书》中的很多内容，是《史记》里所没有的。班固就像刚走出大山的人回望大山，他眼里的大山无比峻伟。 司马光生活在汉武帝之后1200年至1300年的宋朝，他看汉武帝和我们看1000年前的他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他编修《资治通鉴》是有目的的。宋神宗继位时才20岁，雄心勃勃，想要夺回燕云十六州。司马光为他讲解历史，《资治通鉴》就是讲解的教材。怎么用历史经验来干预政策制定，这是司马光要考虑的问题。司马光的执政理念是，民生是一切政治的根本，发动战争，老百姓不仅赔钱，还要赔命。所以，司马光激烈地批评汉武帝“繁刑重敛”“外事四夷”，差点重蹈秦的覆辙，实则是在警告宋神宗。司马光是站在另一座山峰上看汉武帝这座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读书周刊：这样还存在一个真实的汉武帝，我们还能接近历史的真相吗？ 姜鹏：有一些基本史实，是无论司马迁、司马光还是班固，都不能否认的，这是“基本盘”。但讲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选择讲哪部分，是一定和他们的立场有关的，没有一个史学家可以摆脱自己的立场。 举个例子。《史记》对李陵事件是这么交代的：汉武帝让李广利带领3万骑兵去打匈奴，让李陵带5000步兵做援军，为李广利牵制敌方兵力，结果李陵遭遇匈奴主力，部队几乎被全歼，自己不得不投降。汉武帝暴怒，杀了李陵家人。读这些文字，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汉武帝很坏，为了让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有机会立功，不惜牺牲李陵。但《汉书》给人的印象不是这样的。汉武帝确实想创造机会让李广利立功，确实把主力给了李广利，而只给李陵5000步兵。但汉武帝只是让李陵为李广利押运粮草。李陵说自己手下都是“力能扼虎”的勇士，宁肯死在战场上，也不愿去做押粮草的事。汉武帝说，你是看不起李广利吧？《汉书》上写“陵默然”，承认了。因为李陵是飞将军李广之孙，名门之后，看不起靠裙带关系当上主帅的李广利。汉武帝只得同意他上战场，但规定他只能打到某地，不许再前进，实际上就是让他打前哨、做侦察兵。不仅如此，汉武帝还命令另一位将军路博德负责接应李陵，以免李陵孤军深入。但李陵不听汉武帝的，带着部队越走越远；而和李广同辈的路博德也看不起李陵，不去接应他。如此一来，当李陵遭遇匈奴主力时，便陷入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 再说汉武帝杀李陵家人的事。汉武帝是在李陵投降近两年后才杀的。此前汉武帝在一开始的震怒之后，还是派公孙敖带着一支队伍，想着去救回李陵。公孙敖走到半道上折回了，报告说，李陵不仅娶了单于的女儿，还帮着匈奴训练军队专门对付汉人。汉武帝这才气得杀了李陵全家。后来发现，帮匈奴练兵的是另一位降将李旭。因为李广的缘故，汉武帝其实是很爱护李陵的，还因其幼年丧父而把他接到宫中抚养。自己一手养大的人背叛了自己，汉武帝不仅气愤而且伤心。李陵投降的消息刚传来时，满朝文武都吓得低头不语，只有司马迁“盛言”（《汉书》记载），一个掌管天文星象的中低级官僚竟然辞藻华丽、滔滔不绝地为李陵说话，自然触怒了悲愤中的汉武帝。 班固把故事讲完整了，而司马迁只讲了部分，两个人都没有撒谎，讲的都是事实，但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文字常常给我们暗示，引导我们建立起某种因果关系，但我们需要警惕是否真的存在这种因果关系。 对其功业历来有不同评价 威风的背后，有多少白骨累累、多少妻离子散；客观地看待、了解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更重要的话题 读书周刊：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中国历史上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宋仁宗赵祯。我曾在采访畅销书《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作者吴钩时问他，为什么之前人们总爱提秦皇汉武。他回答说，“因为这些帝王，可说有雄才伟略，也可说强势专断，人们爱谈论他们，是在古代帝王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欲望，开疆拓土，耀武扬威，隐含着一种成功学”。您怎么看？ 姜鹏：经过汉武帝一朝，汉帝国的势力范围，“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寨，制南海以为八郡”。由此，汉武帝被认为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雄主之一。但是，在汉武帝四面拓张的过程中，国内的民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打仗要人、要粮食、要装备，这一切最终都是由劳动人民承担的，威风的背后，有多少白骨累累、多少妻离子散？所以，对于汉武帝的功业，历来都有不同评价。 对匈奴的战争是汉武帝时期最主要的外事活动，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结尾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评论，“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大意是：那些为匈奴问题给汉武帝献策的人，都不是真正为国家利益着想，而是企图侥幸获得汉武帝的赞赏，邀取功名富贵。因为怀着这样的私心，所以这些人的意见往往是一己之偏，不会仔细参详敌我、考虑后果。这些人敢这么做、可以这么做，无非利用了两点：一是中国地广物博，人口和财力够折腾一阵子；二是自汉代建立以来，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长期压制着以农耕为主的汉人，所以汉朝内部，从朝廷到百姓，上上下下都对匈奴憋着一股气，这种情绪可以被利用。汉武帝根据这些人的建议来制定国策，最终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司马迁很清楚刘邦以来汉匈关系的历史，也能亲身感受到匈奴对汉朝的压力，知道匈奴问题必须认真处理，他即便不认为匈奴问题单靠战争能解决，也不会完全排斥战争手段的合理运用，但在亲眼看见了汉武帝的举措后，他认为君臣缺乏远虑，没有找到综合处理匈奴问题的良方。 同样是批判，司马光的着眼点和司马迁不一样。虽然司马光非常反对用和亲政策笼络匈奴，也主张对他们保持一定的威慑力，但他对于战争仍然是非常谨慎的，一直反对轻易发动战争。这一点对于司马光生活的宋代尤其重要。宋代的疆域相对汉唐比较狭小，周围也面临很多军事实力比较强的游牧民族。在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上，宋朝内部一直有争议，从宋神宗以后，几代皇帝都热衷于对外扩张。司马光的立场很鲜明，不赞成牺牲国内民生从事对外扩张。在整部《资治通鉴》里，他始终坚持这个立场。针对实际的政治状况，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司马光把汉武帝树为穷兵黩武的反面典型。 读书周刊：和司马迁、司马光以批判态度为主很不同，班固对于汉武帝打击匈奴的一番作为赞赏有加。 姜鹏：在《汉书·匈奴传》的末尾，班固也有很长的一段评论，说处理和匈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方法，但想通过和亲来保持长期和平是非常幼稚、缺乏远见的。因为匈奴贪利狡诈，拿了财物不久又会来侵盗，反反复复，没有诚信。鉴于这种认识，班固认可、赞扬汉武帝对匈奴的行动和效果，说在汉武帝之后，单于三世称臣，边境安宁，老百姓真正地从繁重的兵役、杂役中解脱出来。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些问题，立场和角度又会有很多不同。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融合的统一国家，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客观地看待、了解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汉武帝时代是这个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环，我们有必要认真仔细地研究这段历史。 盖棺未必定论，三位史学家的精彩点评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定，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汉书》卷六《武帝本纪》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晩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姜鹏摘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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