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永官 去年（2019年）9月13日由我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土壤微生物系统功能及其调控”在厦门召开财务验收工作，忙碌了一天没来得及查看邮件。9月14日早上起来，我收到师弟从阿德莱德发来的邮件，告知恩师Sally Smith院士于9月12日晚上因脑溢血突发，不幸辞世。噩耗传来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领衔的这个土壤生物学专项在立项和论证过程中都得到恩师巨大的帮助。经过五年的努力，终于顺利完成了各项研究任务，取得了不少创新成果。我还没来得及向恩师报告，她却已驾鹤西去，心中有无限的哀思！ 我最后一次见恩师是2018年12月。我去悉尼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后我专门飞往阿德莱德看望她。学校特地安排了接机和宾馆，但是恩师执意要亲自去机场接我，然后住在她家里。这让我非常感动，她是快八十岁的老太太了。那天完成了学校一天的学术交流活动，傍晚回到恩师在阿德莱德山上的住所。为了减轻恩师老两口的压力，我提议晚上就在他们住所附近的餐馆用餐。我们一路交流，讨论学科发展和中澳合作的很多事情。席间恩师也邀请我再到母校兼职，继续我们近二十年创立的联合实验室的合作研究，我欣然接受，表示一定会和仍在阿德莱德的几个师弟师妹保持密切的合作。第二天我早班飞机离开阿德莱德，恩师五点多起床送我去机场，没想到这次在机场的分别竟成了永别！ 恩师出生于地道的书香门第，她父亲是牛津大学森林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我的两个大师伯先后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的副主席，其中一位还被女王授予爵士。恩师自己在剑桥大学完成本科和博士。为支持丈夫Andrew Smith的发展，她博士毕业后以家庭主妇的身份随丈夫从剑桥来到了阿德莱德。Andrew才华横溢，学术成就突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当选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恩师则靠做教辅边教学边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学业。两个孩子成人后她才正式开始职业生涯，以其高质量的科研成绩于2000年当选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成就了极其少有的一对院士夫妇。 我初次遇见恩师是1994年7月中旬，在西班牙的格拉纳达。那时我受英国皇家学会的资助在英国做访问学者，在一年的访学期间，皇家学会给予一次出席国际会议的资助。因此，我参加了在格拉纳达召开的这次欧洲菌根大会，有幸见到了恩师，开启了往后二十五年的师生友谊。恩师是享誉世界的土壤生物学家，一直从事菌根研究。菌根是植物根系和一类土壤真菌形成的共生体系，是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调节器。我在英国学校的图书馆早已读过她和她父亲共同出版的专著《Mycorrhizal Symbiosis (菌根共生)》。可我那时我才二十出头，没见过啥世面，在会议期间始终不敢和她交流，只是远远的仰望她。 到了1998年年初，我即将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博士毕业，开始关注国外的博士后机会，因此每周都会浏览英国《自然》杂志的招聘广告。当我看到恩师要招收一位博士后的广告，我立即提交了申请书。经过筛选我成功入围，进入面试阶段。由于我住在伦敦，没法去现场，只能通过电话面试。之后我很快接到学校正式的工作邀请信，并要求我尽快到岗。因此，我博士答辩一周后从伦敦启程飞往阿德莱德。即将成为仰慕已久的学术大师的弟子，心里充满期待。上班第一天，我约了恩师，一见面她表示欢迎，并告诉我，我是接受面试的应聘者中唯一能听懂并回答那位苏格兰籍教授问题的人，我自然就脱颖而出得到了这岗位。 恩师营造的宽松的实验室氛围让我受益匪浅。恩师是行不言之教，六十多岁了还自己亲自做实验。每次参加国际会议回来，她都会根据她的记录，向全实验室的师生回顾国际会议报告的进展，并作必要的点评。恩师对人宽厚，善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每当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她总是鼓励，并以实际行动给予帮助。我在1998年底第一次正式发表国际论文，论文投出去以后得到的评审意见几乎和文章的篇幅差不多。我收到后一夜未眠，想着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如何顺利地发表这篇文章。第二天我一大早就上班，把审稿意见给恩师看。她阅后告诉我，这些审稿意见都是属于正常的科学探讨，不要紧张，先放在边上，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然后逐一回答，不会有问题。恩师的一番指教让我重获信心。二十多年过去了，那天早上我靠在恩师办公室门框上聆听她指教的情景恍如昨天。每当学生实验失败的时候，她总是乐观地告诉我们，至少你知道这样做你失败了，这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成功。回国这么多年来，我也养成了以这样的风格指导我的学生，树立学生的自信力，更好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 恩师对学生的指导是无微不至的。我上班不久，恩师和她先生Andrew就要去丹麦进行半年的学术休假，他们希望利用丹麦Riso国家实验室开展同位素标记实验，因此我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头半年主要通过邮件接收恩师的指导。为了系统梳理研究进展，我一开始就调研文献，撰写研究进展的论文。论文写完后我就寄给了恩师。十来天后我收到恩师从丹麦寄来的信件，信里恩师特别提醒我不要介意满纸红色修改文字，她对每一个学生的稿子都是这样修改的。这个提醒让我终生难忘，往后我在澳大利亚期间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在恩师这样不厌其烦地修改后发表的。我今天能独立撰写英文论文的能力就是在恩师的指导下慢慢炼成。上世纪九十年代澳大利亚政府有不少援助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的教育项目。恩师指导的伊朗籍学生英文基础很差，靠着几近手把手的方式帮助修改论文，最终伊朗学生博士论文中有两篇发表在领域内的顶级期刊上。 恩师对年轻人的提携不遗余力。2002年初我通过中国科学院引进海外人才的计划回国担任研究员。临行前学校组织了欢送晚宴，校长、院长和系主任都出席了。尽管我能回国服务恩师感到欣慰和自豪，但也表示了忧虑，感觉直接给予研究员位置是否有点欲速不达。我给她解释中国经历了“文革”，出现了人才断层，迫切需要培养一批青年科学家。尽管这是有些“拔苗助长”，但是却也是中国科学院推行的培养人才的策略，我表示回国后一定快马加鞭，弥补不足。为此，我也提议成立中澳联合实验室，这样恩师可以继续指导我的工作，恩师欣然应允。在我回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恩师每年来我实验室参与指导学生。恩师对每一位学生都是严格要求，在学术上精益求精。每次她都要求学生给她汇报研究进展，讨论科学问题。为了加强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她总是要反问学生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有什么创新点等等。由于她的学术贡献，我们聘请她为荣誉教授，她很感自豪，也很珍惜和中国的合作，把这个头衔印在名片上，并加入电子邮件的签名档。后来因工作需要我去厦门筹建城市环境研究所，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恩师夫妇多次到厦门指导研究，给研究生讲课，和大家分享如何撰写论文，如何利用国际会议的平台和同行建立合作关系。为了加深印象，他们还扮演成两位初次见面的学者，现场展示得体的谈吐，让大家受益匪浅。 恩师走了，走得很匆忙。她是一位学术大师，是青年学者的挚友。恩师一辈子研究菌根，她把她对科学的执着追求通过菌根植入大地，生根结果。她辞世后国际上许多学会、期刊和研究机构都在其官网表达了哀思。如今恩师已经走了一年，而我一直不想接受这样的事实。恩师以她踏实的学风、循循善诱的大师风范和无私宽广的国际情怀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将带着哀思和感恩尽我全力传承恩师的风范。 愿恩师安息，是为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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