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十字教堂所在的圣十字山下的路口是五条路的交汇处，向北是列宁大街，向东是通往中心市场的Тимирязева街，向西是通向安加拉河的红色革命街，向南是通往贝加尔湖的谢多夫街和折往安加拉河新桥的7月3日街（街名可能是为纪念1941年的这一天斯大林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讲，号召苏联人民投入伟大的卫国战争，此事在俄罗斯人眼中极具标志意义）。就在列宁大街结束的这个路口，1920年以前矗立着伊尔库茨克的凯旋门——阿穆尔门
（Амурские ворота），它和安加拉河畔的莫斯科门是以前进出这座西伯利亚重要节点城市的南北门户，分别“扼守”通往贝加尔湖及远东的大道和通往莫斯科的大道——“扼守”加引号是因为它们和其他世界各地横跨于道路之上的凯旋门一样仅有象征意义，并无军事扼守的作用。事实上，完工于1813年的莫斯科门为纪念亚历山大一世登基10周年而建，跟打胜仗并无关系，而1858年建造的这座阿穆尔门对俄国人来说，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凯旋门”。今天，在列宁大街路边可以看到一块和其他历史古迹前一样制式的牌子，这段文字告诉人们：此处原有一座高10.65米、宽11.36米的阿穆尔门，该门的修建是为纪念俄中两国签署的一项协议，协议从法律上确定以阿穆尔河作为两国边界，河左岸最终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右岸留在中国。这一历史事件应归功于东西伯利亚总督N.N.穆拉维约夫将军。“穆拉维约夫的功绩得到亚历山大一世的感谢，他荣获了伯爵封号，“阿穆尔斯基”从此永远成为他姓氏的一部分。”“阿穆尔门本是临时为庆贺N.N.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的功绩而建，但市议会决定保留之，用以提示后人记住那些贡献祖国的光荣义举。”牌子上提到的协议，就是1858年《中俄瑷辉条约》；当年的阿穆尔门，就是1858年俄国人攫取60万平方公里东方土地（同时乌苏里江东岸40万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并于两年后彻底吞并）以后，为“居功至伟”的穆拉维约夫建立的一座“功德牌坊”，它所在的城市主干道也随之被命名为阿穆尔大街。阿穆尔门已于苏维埃时代拆除，今天的位置上已是通衢大道。 如今，这座为穆拉维约夫歌功颂德的阿穆尔门虽已消失在历史烟尘中，阿穆尔大街也于1920年应无产阶级群众要求更名为列宁大街，但穆氏在彼国人心目中千秋功臣的地位已不可动摇。安加拉河畔的亚历山大三世像的侧面有此君头像，俄罗斯货币最大面额的5000卢布纸币上莫名其妙地赫然印着的不是彼得大帝或凯瑟琳大帝，也不是享誉世界的天才诗人普希金，而是这位在东方建立了一生主要功绩的穆拉维约夫。2015年俄罗斯著名的《星火》杂志刊出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和我们》的文章，作者德米特里·科瑟列夫客观公允并充满善意地对俄罗斯人关于中国人的常见误解逐条进行驳正。比如针对“中国人好战且极具攻击性”的看法指出“历史证明恰恰相反”，指出“中国人正在纷纷移居俄罗斯”、“不要跟中国人合作，他们很贪婪”之类说法纯属鬼话，认为“中国人相当守纪律，愿意服从独裁统治”的看法也并不符合事实。在作者列举的种种对中国人的误解中，第一条便是“中国人索要西伯利亚和远东”（可见这种说法在俄罗斯很有市场），作者指出这种看法实为“谎言”，事实是中俄双方互相承认边界，两国已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善意，对作者观点也基本认同——我们虽不免为清末所受凌辱和订下的不平等条约感到屈辱和愤懑，但从官方到一般百姓也确乎已视其为既成之历史，无意再去“索要西伯利亚和远东”。但是，承认那些条约虽不公平而有法律效力，不再索要历史失地，不等于忘记历史，不等于我们内心已不承受屈辱和痛苦，在我看来，北方的友好邻邦以历史已经过去无法更改或者历史观不同为由不去检讨也就罢了，但任何不以侵略他人为耻，惟以自家获利为荣的心态，任何将历史上的侵略者奉为英雄、放在崇高位置的言行，都与日本人将战犯供入靖国神社是同一性质，中国人民自然视为提醒和鞭策。（马吉照 1977年出生，原籍河北省景县，秦皇岛某高校教师，2013年被国家教育部外派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孔子学院任教至今。著有《生只南瓜给你看》、《河北唐诗地理》、《父母课》等书籍。） “你若不认得我，我就说：你的茶凉了，我再去给你续上。你便知那人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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