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纪念】史家的抗战：烽火中的钱穆先生和《国史大纲》

我的书海601 202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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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北大文学院迁至南岳。10月，钱穆与汤用彤、贺麟等由海路至香港，经广州、长沙抵南岳。……学校旋迁昆明，乃结队经桂林、南宁，过镇南关转赴昆明，旋南至蒙自。同事陈梦家曾选读钱穆通史课，力促通史教科书正式出版，以应时代、青年之需。时文学院复迁昆明，钱穆则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后移居寺中，撰著《国史大纲》。通史课程，前在北平讲授四年，迁来昆明后又两度讲授。每周四、六晚间开讲，二百余座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来自校内外的学生或席地，或依壁，或据窗台，或倚窗外，盛况又过北平时代。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加上钱穆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擅长讲演天才，感染力强，故讲者听者易引起共鸣，极一时之盛。

钱穆于1939年暑假携《国史大纲》书稿至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当时规定，书籍著作要经政府审查后方可出版。钱穆这类书，要经审查并依指示修改后呈请再审查，才能付梓。钱穆坚持己见，最后几经周折才于1940年6月按原稿出版。是书引论被学林推重为“近世大文章”。

引论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社会、学术思想，有其独立发展之系统，与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不同。他主张吸收、融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但必同时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抱有无比坚定的信心。他致力于重建中华人文精神，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坚信中国文化调整和更新的动力与前景必来自先民所贻的文化系统的内部，希冀“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一意据他人之说，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全书八编四十六章，共五十余万言，以民族文化意识贯通全书。……

总之，《国史大纲》颇多创见独识，不胜枚举。是书出版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学子，激发了他们抗日救亡的热忱。

——郭齐勇《钱穆先生小传》

图为岩泉下寺钱穆先生著《国史大纲》处

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某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搏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之息绝为可悲。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

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以数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之凭借，至于今而始言建国焉，又必以抗战而始可言建国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故。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塞于天壤间也。我国人不自承其为不肖，不自承其为堕落，而谓我先民文化所贻，固不足以争存于斯世。是既疑我先民久为幸生、偷存，而我当前之所为抗战与建国者，是不啻仍将效法我先民继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

钱穆宾四先生尝自言：“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其开始转机，则当自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此下遂有《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这当然是他对自己一生学思历程与宗旨的概括。……

钱先生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他有着“为民族文化奉献一生至死不悔的情操”。阐扬中国文化贯串于他的学思之中，是他一生为学的职志。

阐扬中国文化与反“反传统”是钱先生复兴中国文化的两种持论运思方式。这不仅仅是知识意义的学术行为，实际上首先是他对当代的生命反应。

唐君毅先生在《钱宾四先生还历纪念》一文中曾说：钱先生一生之学问，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诚哉斯言。钱先生生于忧患，死于忧患。钱先生去世后，钱师母胡美琦女士曾撰《时代的悲剧》长文，专门记述了钱先生生活在这个两岸阻隔的时代太多无可奈何的悲痛情味。中国文化在这个时代遭遇到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的空前厄运。他称这相当于一整个元代史的近百年忧患，是中国历史文化“走进了一步大恶运”。“忧患迭经”的钱先生，对这“恶运”时代，有着深切伤悲的存在感受，忧患不已，悲情常诵。他曾多次勉励新亚书院同学，说：我们在忧苦中诞生，在忧苦中成长，还该在忧苦中前进。这终生不已的忧苦情怀，正是他在这个时代的存在感受与文化悲情。

须要指出的是，钱先生的忧苦情怀，不是悲观，它透发着人文理想主义之光辉，闪蕴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信心，也就是中国文化中自古典儒到当代儒都有的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忧患意识。理想，悲情，文化自信，原就是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一体所有、一体所发的。就在前面所提的那篇对新亚同学的勉励辞中，钱先生对忧患意识作了以理想为本质的意义诠定，说：“理想的本质便是忧与困。任何一理想，无不在其内心藏有忧。”又说：“忧与困也即是人生之本质。……理想正是面对忧与困而来。理想便正要在忧与困里打开一出路。”

忧患意识乃是一正面的道德意识，是由以万物为一体之仁者的个人的存在感受，进而兴发与融结着对家国天下的关怀。按钱先生的说法，也就是由于自己的忧与困，进而了解社会大众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人类的理想。他指出，此即是该求的真学问，该有的真智识。钱先生在解释新亚书院的理想时还曾说：“我们的理想，认为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之复兴，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于中国民族已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之基础上。”此亦即是钱先生与其忧患意识一体的理想，是他所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国人应有的理想，照明与指引“要在忧与困里打开一出路”、“在忧苦中前进”的理想。

其实，在忧苦中诞生，在忧苦中成长，在忧苦中前进，正是钱先生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的一生学思的自我写照。他曾自述一生学问受宋明儒精神所滋养、以斯文为己任：“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文，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虽数十年光阴浪掷，已如白驹之过隙，而幼年童真，犹往来于我心，知天良之未泯，”这里所说的“往来于我心”的“幼年童真”，包含着他获自庭训的中国文化的民族观念与忠义意识。

中国文化在近百年当代史的最大不幸，其实不来自外而来自内，在理应对中国文化承担存亡续绝的知识分子之“欲对中国文化作一墙的倒尽”。对此，钱先生尤震惊愤慨，斥之为“浮现在上面的逆流”，认为其病即“实于自己旧文化认识不真”。如是，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立场，阐扬中国文化，在钱先生自是理之当然，事之必有。而要抗衡反传统主义的世纪狂风怒潮，“在忧与困里”为中国文化“打开一出路”，绝非一赶潮流、吃文化饭的新科举人所愿，亦非只是找材料写论文而与自家生命了不相干的案头学术所能，它须将生命顶上去，故钱先生说“其中有整个生命在”。

将生命顶上去，也就是将自家生命投入、通入、融入国族历史文化大生命，与中国文化同命运，是连着生命讲文化，以学思生命为中国文化作承当。几千年吾国族血肉浇灌养成的中国文化既内在于吾人生命，又是个客观存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其中若无生命投入，则其所谓理解、了解，纵难免隔靴搔痒、貌似神非、玩弄光景，遑论“同情”、“客观”？生命投入、通入、融入，是进入式了解、内在地了解。此了解方式，乃是得主观融入客观，化掉物我之执的了解，如此，同情的理解、客观的了解，始有真实的可能。在这里，生命的行为与学术的实践是一致不悖的：为中国文化作承当。所以连在某些观点上对钱先生有不客气的批评的徐复观先生都说：“钱先生的一生，即此（中国）忧患文化真诚之实践也。”已走入历史的钱先生，他的学思生命以阐扬中国文化的真诚实践，而与中国文化相融相即，联在一起。

——罗义俊《论钱穆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