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画记】林风眠：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上）

对于中国现代绘画各种观念的代表人物，陈传席在《多元时代的多元探索——序〈现代绘画史代表画家作品展〉》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主张‘革命’者，如陈独秀、吕徵；有主张‘变法’者，如康有为；有主张‘改良’者，如徐悲鸿；有主张‘中西调和’者，如林风眠；有主张‘中西结合’者，如高剑父、高奇峰；有力排西法、坚持‘国粹’者，如金城、林抒；还有陈师曾力倡‘文人画之价值’，坚持‘中国画是进步的’，此外，还有提倡中西绘画‘结婚’、‘恋爱’者，更有反对中西‘结婚’、‘恋爱’者等等。”

可见在中西思想交汇的民国时期，中国画家及相应的理论家为了中国绘画有所突破，作出了多方面的主张，其中的林风眠始终坚持中西结合之路。他不但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并且用自己的画笔在这条路上作出了大胆尝试，因为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也被看作20世纪实践中西文化融合最成功、最具革新精神的先驱。

林风眠《霸王别姬》50年代 王良福藏

林风眠在幼年时期并未接受过名师的点拨，林风眠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石匠，虽然在刻制墓碑时，或许也需要有一点艺术技巧，但毕竟那种粗糙的技术跟绘画艺术还是有较大的差距。而林风眠从六、七岁时就喜欢上了绘画，他跟许多无师自通的画家一样，也是从描摹《芥子园画谱》入手。水天中在《林风眠的人生道路》一文中谈到了这件事：“林风眠的父亲林雨农，虽然也继承了家传的石雕手艺，但他知书善画，在阁公岭一带颇有名气。在观看祖父刻石的同时，林风眠还在父亲引导下习画，《芥子园画传》是他学画的启蒙教材。”这个幼年时的爱好跟随了林风眠的一生，并且成为了他终其一生的职业。

祖父刻苦耐劳的精神影响了林风眠一生，裴岑所编《林风眠散文》中收录有作家本人在其晚年时的自述：

我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山区的石匠家庭里，儿时便当上了祖父的小助手。祖父对我非常疼爱，整天叫我守在他身旁，帮着他磨凿子、递榔头，看他在石碑上画图案，凿刻花样。祖父对我是抱有希望的，他叫我老老实实地继承他的石匠手艺，不要想那些读书做官的事。他常说:“你将来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有了一双手，即使不能为别人做出大好事，至少自己可以混口饭吃。”他还叫我少穿鞋子，而他自己，无论四季阴睛，都是光着脚板的。他说“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祖父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在我脑子里，只能记起他盘着辫子、束着腰带、卷着裤管、光着脚板，成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块上画呀、刻呀的一些模糊的印象，然而他的那些话，却好象被他的凿子给刻进了我的心里一样，永久也磨不掉。

现在的我，已经活到我祖父当年的岁数了。我不敢说，我能象祖父一样勤劳俭朴，可是我的双手和手中的一支笔，恰也象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凿子一样，成天是闲不住的;不过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头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却是在轻薄的、光滑的画纸上消磨了一生的。除了作画，日常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我都会做，也都乐意做，这些习惯的养成，我不能不感谢祖父对我的训诫。

林风眠《花与果》1963年 上海美术家协会藏

1919年底，林风眠跟三十多位中国年轻人一同前往法国留学，在异国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一边养活自己，同时努力地学习着自己所钟爱的美术。后来他得到了远在非洲毛里求斯的林姓亲戚的资助，得以进入法国第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深造。林风眠先后在法国留学五年，在德国留学一年，六年的欧洲经历使他打下了深厚的西方美术功底。

林风眠人生的最大机遇，应当是他在法国时期受到了蔡元培的欣赏。关于这件事的起因，潘耀昌在《法国的革命和德国的理论——评林风眠和蔡元培的合作》一文中写道：“据蔡元培的女婿，林风眠的同乡、密友、留法同学和同志林文铮回忆，1924年5月，在中国驻法国公使和蔡元培发起的斯特拉斯堡‘中国美术展览会’上，‘蔡先生初次看见林风眠的大作《摸索》，就深深器重林，认为他不仅是个很有天才的青年（他才24岁），而且是大有新思想的艺术家’。”

蔡元培偶然在一场画展中看到了林风眠的一幅名为《摸索》的作品，这幅画瞬间打动了他。这幅重要的作品后来失传了，而关于这幅作品的表现内容，林文铮在《蔡元培之器重林风眠》一文中说道：“这幅画的内容，是描写古希腊的荷马、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法国的雨果、俄国的托尔斯泰等等，都在追求光明与真理，蔡先生在意大利，最欣赏拉斐尔的《雅典学院》那幅画，而林风眠的《摸索》正暗合拉斐尔的精神，也就是暗合蔡先生人文主义的精神，堪称‘同声相应’。”

林风眠《莲花》60年代 上海美术馆藏

如此说来，林风眠的这幅《摸索》所表达出的人文精神，恰好符合了蔡元培的思想。而郑胜天在《中国现代艺术之父——林风眠》一文中则认为，蔡元培更为欣赏的是林风眠的水墨画《生之欲》：“他十分欣赏在斯特拉斯堡中国美术展览会上展出的《摸索》等画包含的人文主义思想。那时他初识林风眠，后来他更赞赏林风眠探索‘中西调和’之路的水墨画《生之欲》，两人结成忘年之交。蔡元培看出林风眠能够在精神上超越学院派的象牙之塔，在现代主义艺术的洪流中随波涌进。他非常赏识林风眠革新中国艺术的抱负，认识才仅仅一年，就大胆地把这位年方二十五的青年画家推上北平艺专校长的位置，使他终于成为中国20世纪艺术的一位引人注目的领袖。”

正是在蔡元培的推动下，林风眠被任命为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在1925年过完圣诞节后，林风眠就带领家眷乘法国游轮返回了中国。按照郑重在其专著《画未了：林风眠传》中的所言：“此时乘同一条船回国的徐悲鸿、林风眠这次回来都是为了去北京就任北京艺专校长之职。原来，蔡元培推荐徐悲鸿任北京艺专校长，徐已答应，并怀揣蔡元培的介绍信回国，途经新加坡时，他滞留数月未能到任，开学在即，蔡元培又推荐林风眠任北京艺专校长，但林风眠却没接到通知，所以也不知道去北京艺专任职的事。”

因此，林风眠和徐悲鸿同乘一船，到达上海黄浦港时，他们看到码头上有几个人拉起了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校长回国”。而林风眠面对此况摸不着头脑，后来在别人的解释下，他方得知有这样的任命。于是，他在上海停留几天之后，就前往北京履职去了。

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原名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此校在1922年改为现名，乃是蔡元培为了实现“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教育思想而专门成立的学校，后来又改名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这所学校在1923年后因为频繁更换校长闹起了学潮，经过一番博弈，教育部最终同意学生们的要求，那就是采取全体学生投票的方式来选聘校长。郑重的专著中转载了《晨报》对于该校公布出的选举结果：

林风眠111票，蔡元培82票，肖俊贤48票，彭沛民46票，李石曾44票。以上五人为得票之最多数，即为正式当选人。其余得次多数者，尚有凌文渊21票，闻一多20票，冯白18票，张镜生16票，徐悲鸿15票，萧友梅14票。以上为当选人票数。现学生会正预备呈文，请教育部就得票最多之林、蔡、肖、彭、李五人择一任命云。

林风眠《梁山伯祝英台》画稿 50年代 苏天赐藏

由此可见，尽管林风眠人在法国留学六年，他的声誉却在国内的美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这场投票选举让他以最高票当选为校长。而那个时段，其实有几位大画家在业界的名气远在林风眠之上，为什么学生们单独来推举他呢？郑重在专著中有这样的说法：“林风眠得票最多，这与诗人萧三的弟弟萧自生和先于林风眠回国的王代之的宣传有关，他们极力介绍林风眠的为人和艺术，并把林风眠创作的油画作品的照片展览给学生看。学生们认为林风眠画得很好，也盼着他能来。其实，这时林风眠在国内的影响远不如徐悲鸿，也不如刘海粟，以及其他一些知名画家和教育家，而学生们独独选中林风眠任校长，足见画界求新求变之心切。军阀政府教育总长易培基终于同意聘请林风眠任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校长。”

正因为这几样因素的叠加，使得林风眠被推举为该校校长，并且兼任着教务长以及西画系主任。林风眠就职不久后，就在该校举办了首次画展，展出了自己在欧洲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这些作品既包括油画也有中国画，而他那独特的画风令到该校师生大开眼界。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林风眠虽然在欧洲留学，但他没有放弃对中国画的探索，所以他在北京艺专任职期间，也聘请了中国画的画家来传授相应的技法。

在以往的说法中，是徐悲鸿首先请齐白石到美术学校授课，但是按照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的说法，第一位把他请进美术殿堂的人其实是林风眠：“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我65岁，北京有所专教作画和雕塑的学堂，是国立的，名称是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请我去教中国画。我自问是个乡巴佬出身，到洋学堂去当教习，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我竭力推辞，不敢答允，林校长和许多朋友，再三劝驾，无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里总多少有些别扭。想不到校长和同事们，都很看得起我，有一个法国籍的教师名叫克罗多，还对我说过：他到了东方以后，接触过的画家不计其数，无论中国、日本、印度、南洋，画得使他满意的，我是头一个。他把我恭维得了不得，我真是受宠若惊了。学生们也都佩服我，逢到我上课，都是很专心地听我讲，看我画，我也就很高兴地教下去了。”

那时的北京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天下，1927年5月，林风眠在北京举办了“北京艺术大会”，在这场大会上林风眠发表了一系列语言激进的演说，由此而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幸而张学良对林风眠的艺术颇为赏识，在张的斡旋下，林风眠得以安全离开北京前往南京，因为那时的南京已经建立起了国民政府，而蔡元培在那里就任大学院长。之后蔡元培组建了大学艺术委员会，任命林风眠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该委员会经过商议，准备建立新的美术院校，经过一番选择，1928年3月1日，国立艺术院在杭州西湖边建成并正式开学，林风眠被任命为该院的院长。后来此院改称为国立杭州艺专，林风眠接着担任该校校长，从1928年到1938年，总计有十年的时间林风眠一直是该校的掌门人。

林风眠《鹭》50年代 上海美术家协会藏

关于林风眠离开北京前往南京的直接原因，李树声在《访问林风眠的笔记》中，记载有林风眠对李树声讲述的一段话：“后来张作霖进北京，他说艺专是共产党的集中地。后叫刘哲（当时的教育部长）找我谈话。这次谈话形成一种审讯的样子，各报记者均在，报纸曾以半页的篇幅报道了这次谈话。时间是在张作霖执政的时候，李大钊同志死后不久。记得当时刘哲曾问你既是纯粹的学者，为什么学校里有共产党？自这次谈话之后，我只好悄悄离开北京，到南京投靠蔡元培，然后到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 

在杭州艺专，林风眠得以广泛弘扬自己的美术观念，他与林文铮共同撰写的《艺术教育大纲》中有如下明确表述：

本校绘画系之异于各地者即包括国画、西画于一系之中。我国一般人士多视国画与西画有截然不同的鸿沟，几若风马牛不相及，各地艺术学校亦公然承认这种见解，硬把绘画分为国画系和西画系，因此两系的师生多不能互相了解而相轻，此诚为艺界之不幸！我们假如要把颓废的国画适应社会意识的需要而另辟新途径，则研究国画者不宜忽视西画的贡献；同时，我们假如又要把油画脱离西洋的陈式而成为足以代表民族精神的新艺术，那么研究西画者亦不宜忽视千百年来国画的成绩。

这份大纲基本体现出了林风眠调和中西的主张，因为他将西画系和国画系合并成为一个系。但在课程安排上，主要是以西画为主。他请来了潘天寿任教，同时写信给齐白石，请其前往该校来任职，但齐白石说自己年事已高，转而推荐弟子李苦禅前来任职。从表面看，林风眠并没放弃国画的教学，但是从课程的安排上，却也能体现出他对国画的看法，因为该校每周西画有二十个课时，而国画只有四个课时。正是因为这样的课时安排，使得潘天寿等一些国画家对此表达了不满，经过一番争论，国画的课时得以增加。

林风眠《双鹭》50年代 上海美术家协会藏

尽管与国画家们有过这样的争论，但林风眠还是与他们有着良好的关系。比如吴冠中在《林风眠与潘天寿》一文中写道：“主张中西结合的林风眠从不干预潘天寿的教学观点与方式，潘老师完全自由充分表述自己的学术见解，不过他那时没有提出中、西画要拉开距离这一说，是否因林风眠、吴大羽等权威教授都是教西画的，温良敦厚的潘老师慎露语言锋芒。整个杭州艺专的教授们相处都很和谐，尽管各有各自的学术观点。信乎这是一群远离政治、远离人际纠纷的真正的艺术探索者。”

在林风眠的观念中，中国明清的绘画没有大的发展，所以他希望借鉴西方的绘画理论，来找到中国绘画的突破口。为此，他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公允地来说，林风眠调和中西的主张，的确为中国画注入了新观念，正是这种观念的制造，使得此后的中国绘画界产生了多位调和中西的大师级人物。为此，潘公凯在《创造世界新艺术》一文中对林风眠的这一主张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四句口号就是我们所说的“林风眠之路”上的路标。此后，不少蜚声中外的优秀艺术家，如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席德进、赵春翔等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出来的。他们为推动中国艺术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而他们的成就也进一步证明了林风眠所倡导的中西融合之路，在封闭落后的中国走向开放、融入世界的历史性转折的宏大背景之下所具有的必然性。

从林风眠的人生经历来看，他更多者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对政治完全外行，人事关系的处理也是他的短板。故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躲在重庆郊外的破仓库里，全身心地来探索中西绘画的融合。他在这间破败的仓库里创作出了大量的彩色水墨画，经过一系列的探索，他渐渐形成了新的绘画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