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的诞生

hercules028 202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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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冰菁，本文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12期。

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的诞生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最初，在1974年的圣保罗讲座中，他从社会医疗出发赋予了生命政治以一个经验性的定义，即一种经由社会医疗活动展开的权力技术，从而确立了“政治权力治理人口”这一生命政治的主客二元结构。随后，在《必须保卫社会》中，他将生命政治概念更一般地表述为“从总体上治理人口”的生命权力，这一表述并未突破最初的主客二元结构。而随着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引入治理术概念并对政治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展开讨论，生命政治从治理人口的权力技术走向了治理术的安全配置，后者遵循的是赋予主体以自由、而非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治理的根本原则。这表明，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经历了一次范式革命，不再拘囿于“政治权力治理人口”这一主客二元结构，而是转入了讨论生命政治如何生产的普遍机制问题。这引导福柯揭示了生命政治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历史根源，即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生命体的自我投资和生殖。最终，当生命不再是生命、政治不再是政治时，生命政治就真正诞生了。

国内学界关于福柯生命政治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学者们普遍认为，福柯在 1976 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中最早确立了“生命政治”概念的基本内涵，即一种从总体上调节人口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至此，生命政治的基本内涵似乎就同质化地横贯于福柯的后续研究、特别是他在1976-1980年的法兰西学院所做的关于生命政治与当代资本主义隐性权力统治的系列讲座之中。但是，福柯实际上并未停留于政治权力对人口生命活动进行治理的经验性指认，也没有完全延续最初的生命政治概念内涵，而是就生命政治的概念发起了一场范式革命，最终揭示了生命政治的本质内涵，即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生命体的自我投资与生殖。因此，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的确立和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本文试图以福柯探讨生命政治的重要文献为基础，重塑福柯生命政治概念的诞生过程。

一、圣保罗讲座：生命政治的初现

学界普遍认为，在 1975—1976 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福柯正式宣布了他关于生命政治的新发现，即资产阶级自18世纪以来发明了一种不同于规训权力的生命政治权力。生命政治是一种调节人口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它从总体上调控和优化人口的生命状况，旨在通过“使人活，让人死”的建构性方式完成资产阶级权力的现代统治。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定义。但是，丹尼尔·德菲尔（Daniel Defert）在回顾福柯的生命权力思想时指出，福柯最早提及生命政治，其实始于1974年 11月他在巴西圣保罗大学所做的有关“社会医疗的诞生”的讲座。虽然福柯在这场讲座中大量谈论的是生物史和医学史，但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透过18世纪西方世界权力机制变迁的历史事实框定了生命政治概念的内涵和结构，最终促成了生命政治于1976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必须保卫社会》中公开问世。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回到圣保罗讲座的文本，探究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诞生的最初情形及其具体内涵。

在1974年底的圣保罗讲座中，福柯表面上顺应了当时法兰西学院关注社会医疗的研究趋势，分析了18世纪末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兴起的社会医疗体系。比如，福柯长篇累牍地描述了18世纪德国政府发起的“国家医疗”这一社会公共体系。他指出，德国政府不仅大力推进对大众病情的管控和研究，加强大学与医院之间的合作，推动医生培养、医疗实践和理论的“规范化”，还专门成立了管理医生和医疗活动的国家机构，由政府任命负责地区人口健康、具有一定医疗资质的公务员。福柯之所以选择德国的社会医疗这一特殊案例，是因为他认为其“展示了现代医学处在国家集权主义的顶峰”。也就是说，德国对国家医疗机构的设置并不只是在医学层面上关注人口的健康问题，而是出于发展“国家力量”的政治缘由：“公共卫生的管理真正牵涉到的并非劳动者的身体，而是所有个体的身体，是他们自己联合起来，构成了国家所有个体的身体。这不是指劳动力，而是指面对经济和政治冲突的国家力量。”

在此基础上，福柯强调指出，在国家主动介入人口健康的社会医疗活动的经验现实背后，是一种新的权力技术的诞生：“一种基于社会身体的技术”。对此，福柯冠之以“生命政治”（bio-politique）：“我认为，资本主义并非完成了从集体医疗向私人医疗的转变，而是恰恰相反；资本主义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发展起来，首先将身体这个第一对象社会化为生产力、劳动力。社会对诸种个体进行的统治并不仅仅通过意识或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同时也在身体中发挥作用，而且和身体一同发挥作用。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生命政治，即生物学的、躯体的、身体的政治。身体就是生命政治的现实；医疗就是生命政治的策略。”

这是福柯第一次使用“生命政治”的概念。由于讲座篇幅和主题的限制，生命政治最初的定义相对简单，即一种经由社会医疗的经验活动展开的权力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医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居民健康的管理者”，医学成为国家管理公民身体健康的政治工具，以人口为应用对象的医疗成为政治的权力技术。所以，生命政治归根结底是被用来指认资本主义发明的新权力技术的经验现实。资本主义的现代统治不再表现为暴力镇压、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灌输，而是开始通过医疗体系和生物技术的干预促进人的社会身体良好运转，以便隐秘地实现权力统治。值得注意的是，福柯的生命政治从一开始就明显地体现出“政治权力治理人口”这种主客二元的结构特征。

首先，福柯最初启用生命政治这个术语时，主体非常明确，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力本身。他认为，自18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开始通过公共卫生、社会医疗等现代技术和生物科学来调控人的身体存在。因而，福柯最初启用生命政治的概念是基于政治权力的操作开始与人的生物性存在相互交融，并显示出生物性的特征。

其次，生命政治的治理对象是总体意义上人的“社会身体”。这个“社会身体”包括了所有个体的身体，但又不是个体身体的简单叠加，它还包括了所有人的生命状态、影响人的环境因素等，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让“所有个体的生产力”能够发展起来的那些生物性要素。“医学过去并不关心无产者或人的身体……直到19世纪下半叶，问题才牵涉到身体、卫生健康、所有个体的生产力等领域。”

再次，通过医疗活动展开的生命政治的特殊之处在于，不同于过去所采取的暴力镇压社会威胁、自上而下灌输意识形态的统治方法，生命政治的治理方式是积极的、建构性的，是通过促进个体的生命活动的良好运转而隐秘且和平地生产出权力的统治，“是在身体中发挥作用，而且和身体一同发挥作用”。

所以，早在1974年底的圣保罗讲座中，福柯就将生命政治用来指认18世纪资本主义政治权力以人的生命为治理对象的经验现实，因而，生命政治从一开始就被框定在“政治权力治理人口”这一主客二元的结构中。生命政治就是一种新的权力技术，作为主体的政治权力，它以人的社会身体为治理对象，通过人的生命活动的良好运转来维系统治。而我们所熟知的在1975-1976年的《必须保卫社会》中正式出场的“生命政治”，其实就是对圣保罗讲座内容的延续。

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借助社会学的范畴和话语将生命政治明确表述为一种调节人口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它在总体上测量和调控人口的生命状况（减少发病率、延长寿命、促进出生率等），处理人口内在的偶然性，建立保障机制，优化人口的生活状态，旨在积极地、建构性地实现资产阶级权力的现代统治。在这里，福柯虽然借用了社会学的“人口”这一抽象范畴，将圣保罗讲座中他所阐述的生命政治的治理对象从狭义的人口健康和卫生扩展为同时包括了人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迁移行为以及自然和人文环境等在内的普遍的生命活动。但是，从根本上说，福柯仍然遵循圣保罗讲座中运用政治权力治理人口的主客二元结构来描摹生命政治。

首先，福柯认为生命政治的主体仍然是政治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国家统治的新权力技术。国家是人的生命的唯一主导，总体调控和负责人的生命：“19 世纪的一个基本现象是，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权力负担起生命的责任：如果你们不反对，就是对活着的人的权力，某种生命的国家化，或至少某种导向生命的国家化的趋势。”

最后，关于生命政治的统治方式，福柯使用了几乎与圣保罗讲座完全相同的表述词句，那就是：“权力……穿过我们的身体或通过我们的身体才能存活。”生命权力在且仅在我们的身体之中，并伴随着我们的生命活动的良好运转而实现。

所以，借助与《必须保卫人口》在时间上十分接近的圣保罗讲座的最新文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在从1974年底到1976年的这段时间中是如何初现的。最初，福柯就是从18世纪资本主义政治权力与人的生物性存在相交融的历史事实出发，才萌发了生命政治的理论构想。也正是由于福柯在讨论生命政治概念时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绝对主体如何在人类不同的生命体验（人口迁移、社会医疗、监狱经历等）中布展，因而他从一开始就遵循着“政治权力治理人口”这一主客二元结构来呈现生命政治的基本内涵和运作方式。生命政治就是指资本主义治理人口生命的一项权力技术，它以政治权力为主体，以人的生命活动为治理对象。它意味着人的总体生命开始进入权力统治的秩序之中，“这个权力对生命施加积极影响，并努力管理、鼓励、增加生命，使它服从于得体的控制和综合的治理”。而接下来，福柯即将打破主客二元结构，掀起一场生命政治概念的范式革命。

二、治理术的引入：生命政治的范式革命

虽然福柯在圣保罗讲座以及后来的《必须保卫社会》中明确将生命政治确认为一种以人的生命活动为治理对象的权力技术，但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在1977—1978年以《安全、领土与人口》为主题的法兰西学院讲座中，福柯引入了“治理术”这一全新概念以及“安全配置”这一生命政治机制。伴随着福柯转向治理术研究，他在生命政治概念上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范式革命，即不再拘囿于“政治权力治理人口”这一主客二元框架，转而借助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内容开始关注生命政治的生产机制问题，就此，生命政治的讨论从调控人口的生命活动的现象层面转入了生命政治如何生产的本质层面。

简单来说，治理术是“由制度、程序、分析、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总体，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这种权力形式的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在福柯看来，治理术及其安全配置和政治经济学知识等内容都属于资产阶级针对人口治理而发明的新的生命政治机制。

单从内容上看，治理术与福柯从1974年开始讨论的从总体上调节人口的生命政治仍有共同之处，因为它仍是以人口的生命活动为治理对象。但是，福柯强调，治理术及其安全配置的生命政治机制与总体调节人口的生命政治机制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第一，前者遵循的原则不再是国家治理，而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自由放任的自然法则；第二，在引入自由放任的前提下，生命政治的逻辑起点不再是具有规范性和建构性的各种微观权力机制，而是必须自由的主体。主体获得了规定性上的自由，不再仅仅是被权力治理的客体化对象。

因此，与福柯在圣保罗讲座中确立的主客二元结构不同，国家不再积极地干涉和调控人口，如建立社会医疗体系、保障人口总体质量等。“国家不再是每个人幸福的原则。不再像治安那样……让每个人更好地生活，为国家所用，然后转化为整体的幸福或整体的舒适。”安全配置这一全新的生命政治机制只是用来保障人口能够自由运转的设定而已，它的根本原则就是给予主体自由，尊重人口的动态现实和自身规律，让其遵循其既有的法则自我发展。

“自由并非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与安全配置的建立相关的东西。安全配置，至少是我跟你们所说的安全配置，能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就是，人们被给予 18 世纪所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不是赋予某个人的特权和特别优惠，而是人和东西的行动、迁移、流通的自由……对事物的治理首先要考虑的自由。”

而在笔者看来，福柯将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内容纳入到生命政治的讨论中，不仅导致了福柯从权力研究走向主体研究，还促使他直接改变了追问生命政治的提问方法，从拷问生命政治的权力技术和权力关系转向了生命政治产生的普遍机制问题。因为，安全配置这一生命政治机制得以运转的根本前提就是政治经济学上的自由放任和主体的自由：只有经由自由的主体，才可能生成生命政治；只有通过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才可能解释现代资产阶级权力是如何成功地渗透到所有人的生命经验中，不断在异质的经验领域生产出生命政治的统治形式。所以，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才会判定：“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技艺是自由，实际上，这个自由应当纳入权力技术的更替和转换之中来理解。”也就是说，正是治理术中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的讨论帮助福柯完成了生命政治概念的范式革命，从关注生命政治的权力在生命活动中多元的、异质的现实布展转入揭示生命政治如何生产的普遍机制。

这一转变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问题被颠倒了过来。我们不再追问哪一种合理的治理形式会渗透到身体政治最根本的构成要素之中，而是转而思考：治理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说，为了使事物跟随最顺利的趋势，为了使事物符合治理理性且无需干涉，应该将什么样的限制原则运用到治理行动中去？这就是自由主义问题发挥作用之地。”“因此，不是权力，而是主体，构成了我研究的一般主题。”

其实，福柯在生命政治概念上的范式革命并不令人惊讶。福柯在1974年的圣保罗讲座中第一次使用生命政治概念时，最初旨在探讨国家权力如何治理人的生命的问题。所以，福柯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从看似天然给定的人的生物性内容（健康、卫生、民族、迁移等）中去揭示日常经验背后的国家权力操作抑或资本主义统治的逻辑。而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正式提出的生命政治概念，作为一种总体调控人口的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指的仍然是权力技术对人口的现实生活的布展和治理。

但是，问题在于福柯的生命政治是否仅仅停留于揭示权力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多元布展？生命政治的本质内涵是否仅仅是一种半社会学性质的对人口的总体调控？福柯的野心并不止于此。因为，无论如何转战于人文科学、生物科学、社会政治的历史经验领域，福柯都不得不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即生命权力如何生产的问题。福柯将生命政治在人类历史（性、社会医疗、卫生等经验历史）上的诞生予以“去魅”，揭示出生命权力对人类生命的内在塑造和影响。那么，生命权力是从何处获得生生不息的统治力量的？是如何内在地规范着人的社会生活的？又是如何广泛渗透在人类横向异质的生命活动中、却又共同趋向于构成看不见的资本主义权力统治的？只有在回答了上述问题之后，才可能如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所言，在研究了这些虚无缥缈的日常现象后，我们 “将能够进入一种政治、一种政治战略和权力的总体战略的内部”，使生命政治获得更为清晰的本质规定，从而使福柯在随后的《生命政治的诞生》这部并未直接研究生命政治的作品中完成了有关生命政治何以生产出来的本质研究。

三、新自由主义与生命政治的真正诞生

自引入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内容之后，福柯就不再满足于将生命政治仅仅视为一种调节人口的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生命政治研究的重点也就不再是主体的政治权力如何在人的普遍生命经验中布展开来，而是生命政治如何在本质层面上将自己的规范性力量生产且不断地生产出来，这就是生命政治如何生产的普遍机制问题。正是沿着这条线索，在1977—1978年的《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更深入地借助新自由主义的内容来挖掘生命政治的生产方式，即生命政治得以发生的根本机制。可以说，直到《生命政治的诞生》，福柯才在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框架中揭示了生命政治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历史根源，其生命政治才真正诞生。

新自由主义与18世纪的自由主义分享了许多基本的经济原则，从根本上倡导通过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来实现个人的根本自由，推崇个体自由、企业自由和市场自由，保护私有财产，主张尽可能少的干预，以确保经济活动的最高效率。但是，与过往支持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不同，福柯明确指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成功地将市场经济的活动原则延伸至调控人的生命存在和政治权力的运作原则。对福柯来说，新自由主义更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统治效果的政治经济理论和实践，而且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框架之中，才可以理解他所研究的生命政治。

第一，生命不再是生命，而是自由竞争的企业家。生命政治的生产机制就诞生于此，它来自自由竞争的生命体的自我投资和生殖。这也是生命政治维系其统治的根基所在。

在商品市场自由交换的实践中，古典自由主义确立了人作为经济人的理性存在；但在196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中，福柯认为，人不仅是交换活动中的经济人，而是沦为了自由竞争、奋发向上的企业家。在现代活动中，所有人都分别扮演着生产者、交换者、消费者、受教育者等不同角色；而在这些不同的身份背后，所有人在生活中又都遵循着现代企业的运作逻辑。福柯指出，每个人都在全方位地自我生产、自我生殖、自我投资和竞争，如同一名现代企业家那样：“从实践上来看，它将成为新自由主义者所有分析的关键点，作为自己的企业家，其自身是自己的资本，是自己的生产者，是自己收入的来源，这种经济人连续不断地代替了作为交换伙伴的经济人。”

而从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人到将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资本进行投资的企业家，福柯想要指认的是，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中，市场自由和竞争原则已经成为指导人的生命活动和伦理观念的唯一原则，旨在彻底释放个体在所有生命领域的自由和竞争能力。每个人都要成为自由竞争的企业家，他必须为自己的劳作、教育、消费、保险等一切生命事务进行规划和市场竞争，考虑其产出比和收益率。“重要的是要获得不是一个以商品和商品均一化为指标，而是以企业的大量化和差异化为指标的社会。”福柯列举出了一些当下的社会案例，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试图为自身的繁殖争取优秀的基因配置，规避先天缺陷，同时还必须为自己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以便提高个人的生存和竞争能力。

从这个角度出发，福柯指出，过去的所有政治经济学家在讨论人的生命存在时都只从劳动的角度将其简单地等同于劳动时间，而从未真正从劳动者的角度研究过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命存在。实际上，资本主义是将人转变成一台具有资本-技能、能够自由投资和产出收益流的机器，它既会运转良好，也会折旧劳损。这样的个体将市场自由和竞争原则彻底贯彻到了自己的生命存在之中，他负责生产、投资和产出自己所有的生命活动，还负责在整个社会层面为增殖自身争取各种资源和条件，就像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在市场上进行规划和竞争的企业家。

最重要的是，当生命不再是生命本身，而成为以自身的生命活动为资本进行生产、投资和竞争的企业家之时，生命政治就在企业家的所有活动中被自动地生产了出来。换言之，生命政治之所以能够在新自由主义中获得永生，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宣称自己赋予了每个个体以自由，而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和自由发展是每个个体的生命活动的原则。自由本是为了启蒙和进步，但如今却成为所有个体的生命活动都必须遵循的强制性原则。只要还处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之内，每个个体自出生开始就必须争先恐后地进行自由的实践，在优胜劣汰的自由市场中生产、消费、接受教育、享受自由。而我必须生产、必须消费、必须接受教育、必须自由全都变成了自由的悖论，变成了对自我的深刻奴役，至死方休。这才是福柯最终触及的生命政治的本质，它来自自由的道德律令。

所以，如果说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是基于资本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剥削以及对剩余价值的无偿掠夺，那么福柯的生命政治的生产机制则试图揭示资本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中对那些具有比劳动力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生命体的剥削，它将每个个体都变成了自我治理的企业家，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将自身生命中的剩余价值和潜力挖掘出来，成为生命政治生生不息的统治力量。其结果就是，在作为生命体而非劳动力的个体身上，被挖掘出的剩余价值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它既包括了让·鲍德里亚、居伊·德波所说的消费时代和景观社会，每个个体都将自己的一切生命活动视为自我增殖，都被资本当作消费对象，用来实现资本的差异性生产；也包括了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所说的非物质劳动时代，资本塑造和剥削的不仅是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更是生产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即当下生产出知识、信息、交流、情感等等的每个个体的创造性劳动。

第二，政治不再是政治，而是为市场经济自由运转服务的事务管理者，这是生命政治在新自由主义实践中得以顺利运行的框架保证。

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中，政治不再是柏拉图所说的以“善”的理念为唯一先验真理的本体论存在，不再向人类应许自由，而是成为人的社会生活的具体事务的管理者，完全服务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正如福柯所说：“新自由主义不像亚当·斯密类型的自由主义和 18 世纪的自由主义那样——去弄清楚如何在一个既有的政治社会内部分割和安排出一个自由的市场空间。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是弄明白如何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因此，问题不是释放出空位子，而是根据一种治理的总体技艺带来、召唤、规划市场经济的各种形式原则。”

所以，直到《生命政治的诞生》这一文本，福柯才最终明确，生命政治表面上得名于现代政治权力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合法介入和隐秘干涉。这是我们自18世纪以来在生活中肉眼可见的现实，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开始通过医疗体系、生物技术等对人口的出生率、发病率等生命状况进行总体调控，促进人口状况的良好运转，从而实现权力统治。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通过《生命政治的诞生》，福柯在20世纪开创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框架中揭示出生命政治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历史根源。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是每个个体的生命活动原则，而政治也严丝合缝地成为了保护个人自由、企业自由、财产私有的服务者，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每个个体必然、也必须成为自我生产、自我投资、自我生殖的企业家。其结果就是，生命政治成为自由竞争的生命体的自我投资和生殖。正是从自我规划、自我投资、自由竞争的生命体身上，生命政治才得以自动地生产出来。最终，生命不再是生命，政治不再是政治，生命政治真正诞生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