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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 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 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 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 福柯 壹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大部分时候我们只会不假思索的去接受被分类和定义过的概念，可一旦质疑开始，悄悄掀开这些现实概念世界密实帷幕的一角，另一个广袤的世界便忽然展开。《疯癫与文明》是对考据西方文明疯癫史的一次尝试。 结合福柯异于常人的性取向来看，也许真的有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会认为福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疯子。英国学者路易斯·麦克尼说：“福柯的著作博大精深，不容易将其归入哪一门学科，并且这通常导致难以对它们加以批判性的接受。历史学家们拒绝了福柯的著作，因为它们太哲学化了；哲学家们拒绝了福柯的著作，因为它们缺少形式上的严密性；社会学家们拒绝了福柯的著作，因为它们带有文学和诗意的性质。” 贰 《疯癫与文明》本质上是一部历史学著作，福柯的哲学思考，或者说他人对福柯及其理论的哲学解释，都是基于历史而言的。 福柯本人在1961年为此书所作的内容提要却为理解本书勾勒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福柯：“我们可以说，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17世纪，由于禁闭，疯癫经历了一个沉默和被排斥的时期。它丧失了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时代曾经具有的展现和揭示的功能。它变得虚假可笑。最后，20世纪给疯癫套上了颈圈，把它归为自然现象，系于这个世界的真理。这种实证主义的粗暴占有所导致的，一方面是精神病学向疯人显示的居高临下的博爱，另一方面是从奈瓦尔到阿尔托的诗作中所能发现的抗议激情。”（P277） (在当时存在着对疯癫形象的广泛迷恋——这样的例子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如《奥克白》、《李尔王》、《堂吉诃德》等) 1. 中世纪末期。中世纪麻风病盛行，大量麻风病院建立，麻疯病在当时不仅仅被看成一种疾病，更是被赋予了道德方面的意义。虽然随着十字军东征的结束，麻风病人在西方世界消失了，但是正如福柯所说“有些东西无疑比麻风病人存留的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于是，人们对麻风病人的遗弃和排斥转移到了麻风病人的接替角色——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身上。 2. 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排斥和遗弃的方式带着全新的意义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延续下来，并在想象的图景下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愚人船”。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处理疯人的方式——流放疯人通过“愚人船”被净化和放逐。 叁 福柯借用“愚人船”这一艺术形象，阐述了这一时期人们对疯癫的定位:“疯人远行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透过半真实版幻想的地理变迁而发展了疯人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这一时期，对待疯癫和疯人的态度也变得暧昧纷杂：一方面，它们被视为一种威胁而被广泛谴责；而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人类本性中某些真理的缩影，“在理性和真理的心脏活动着”。 人们恰恰从这些怪异形象中发现了关于人的本性的一个秘密、一种秉性。福柯讲“毫无疑问，疯癫同获得知识的奇异途径有某种关系……疯癫恰恰是对某种无用的科学的惩罚，正是因为虚假的学问太多了，学问才变成了疯癫。”由此可见，从理性和疯癫的关系来看，“这一时期的疯癫，还尚未与理性完全分裂，虽然有一种缓慢的分裂正从文学与绘画这两种艺术作品里出现，但是这仍是不完全的分裂”。 3.古典时期。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是疯癫得以自由地呐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那么古典时期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大禁闭”使疯癫归于沉寂。疯子与其他所有具有非理性特征的人一道，被关进了具有半司法性质，非独立的行政性质，以禁闭为特征的“总医院”。正如福柯所言“禁闭这种大规模的、贯穿十八世纪欧洲的现象，是一种‘治安’手段。”这种行动通过政府强制力保证实施，带着“对侍贫困和救助责任的新感情、对待事业和游手好闲等经济问题的新态度”，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劳动有一种赎罪的力量，在劳动中罪恶得以消减，道德得以升华。由此可以看出禁闭所不仅仅是一个强制性的劳动机构，它还是一个道德机构，通过劳动来实施道德训诫改造，使被禁闭者“劳动自救”。 （古典时期的到来，对疯人的认识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疯狂不再充满道德的意义和末世论力量而被看做反常和具有破坏性。这些变化反映在博斯、戈雅、布隆盖尔和其他画家的画中。） 4.精神病院时期。从19世纪开始，随着精神病医学的创立，疯癫被视为精神病，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时，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它代表未成年者，而以医生为代表的理性，则对疯人维持着一个代表统治与榜样的成年人形象，医生采取各种措施来使疯癫者重回到理性秩序的轨道，在“医生与病人”一章中提到了治疗疯癫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类—道德疗法和物理疗法在“道德审判”中，运用理性对疯癫的谴责和制裁使疯人彻底醒悟在物理疗法中，通过强烈的刺激清醒疯人意识，使其重归理性秩序。 肆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理性不断战胜非理性的历史。无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还是精神病院时期，人们正因为把疯癫这种非理性的现象作为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阻碍才对它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才会想方设法运用理性武器与它抗争，运用知识权力使它完全屈服。在本书中，福柯也指出，获得知识的意志就是权力意志。这意味着人们并不是为了知识而认识，也不是为了追求纯粹真理，而是让知识服务于获取权力、排除他者。人们凭借权力区分真与假、理性与疯癫，这种区分暗含着一种挑选。渴望知识的意志在实际运作上如同一个庞大的“排除异己”的机制，是控制、统治和确保利益的权力。 米歇尔・福柯（1926―1984），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青年时期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以后曾担任多所大学的教职。197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思想系统史教授，直至去世。福柯的大多数研究致力于考察具体的历史，由此开掘出众多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从而激烈地批判现代理性话语；同时，福柯的行文风格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讲究修辞，包含激情，这也是他在欧美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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