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阅读大师之十一——克里斯蒂娃：语言世界中的贱斥、忧郁与颠覆

文 |杨小滨

在克里斯蒂娃看来，贱斥文学是狂欢文学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表现出痉挛、厌倦、恶心、弃绝、憎恨的感受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在她的半自传体小说《武士们》中，克里斯蒂娃描述了她在二十多岁时的一个圣诞前夜口袋里揣着五美金从保加利亚来到法国巴黎的情景。来自东欧的生活和文化背景，使她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等文化思潮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她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了巴赫金的对话论、狂欢、众声喧哗……然后从狂欢的概念发展出有关“梅尼普”（Menippean）讽刺话语的理论：梅尼普类型的文本具有严肃狂欢的悲喜剧特性，从古罗马的文学作品一直贮藏到现代的卡夫卡（Franz Kafka）、乔伊斯（James Joyce）和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小说里，具有强烈的颠覆力量。比如，对克里斯蒂娃来说，乔伊斯作品中宗教、国族、文化、风格的多样性正体现了她倡导的多声（polyphonic）文学。

雅里/克里斯蒂娃小说《武士们》

这种具有狂欢性的文学写作也是克里斯蒂娃在罗特列亚蒙（Comte de Lautréamont）的诗里读到的——对语言指涉的异质效果引起了笑声，笑声的爆发是语言整一性断裂的征兆，因而也通过打破符号的禁制，冒着疯狂和死亡的风险，形成对无上万能造物主的挑战。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诗则把艺术与淫荡、肉体与死亡、魔鬼与上帝、腐败与芬芳连结在一起。克里斯蒂娃还强调了波德莱尔作为一个符号的存在，而符号所规划的边界一方面是无限，另一方面也是无限的废墟，换句话说，构建了无限也就构建了虚无。克里斯蒂娃对诗的思考充满了对语言符号法则的不信任：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的诗对她而言同样是用一种随机的行为，通过语言构成和句法上的拒绝与否定，使诗的意义终止于对诗的恨意。正是在这种意指过程的游戏中，马拉美以一种非政治的姿态击溃了社会秩序所依赖的那个逻辑体系，成为西方先锋派文学的先行者。

罗特列亚蒙

在她阅读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时，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依然关注句法的问题，从句法中去感受编织时间的欢乐。克里斯蒂娃在论述普鲁斯特的巨著《时间与感觉》里也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讨论隐喻，正是隐喻意义上的视景使得普鲁斯特的风格将抽象的词语融入了肉体、感性和情感经验，并且从物体本身发现了它与人的亲密关系，但也是从哪怕是转瞬即逝的感受中体味到的——比如在那个著名的小玛德莲娜蛋糕的片段里。乔伊斯是另一个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举足轻重的文学巨擘，一部分隐秘的原因在于她的丈夫——小说家索雷尔（Philippe Sollers）——是乔伊斯的热切追随者，翻译过《芬尼根守灵夜》的片段，甚至把乔伊斯的风格和词语糅合进自己的作品里。克里斯蒂娃将《尤利西斯》结尾处莫莉的独白看作是从全书唯一一处女性视角出发，表达出癔症身体对语言的逃逸，对意义的逃逸。

不仅文字是符号，视觉和听觉艺术——音乐、绘画、摄影、电影等——当然也同样是由符号构成的，在这方面，她盛赞法国作曲家布列兹（Pierre Boulez）对音乐语言的精妙认知。在克里斯蒂娃看来，如果说普通语言还具有交流的功能，音乐语言就更远离了意义传递的原则。塞尚（Paul Cézanne）以来的现代艺术，尤其是杜尚（Marcel Duchamp）和达达主义，则超越了图像符码的文本意义，而使视觉符号穿透到物体本身中，重新建立起图像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

伍尔芙/茨维塔耶娃/普拉丝

以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克里斯蒂娃也发掘了女作家尤其是自杀女作家和女诗人对词语和意义的幻灭——当词语的港湾都无法安全的时候，死亡就迫近了。伍尔芙（Virginia Woolf）被声音、波浪、光芒和色彩所迷惑，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试图表达超越意义束缚的声音，普拉斯（Sylvia Plath）同样在韵律和声音里找到了避难所。失去了符号秩序（父法）的堤坝，女性陷入了精神变异或自杀。这种源于语言的痛苦在男性作家那里也无法避免，因为根本的语言就是去势的语言。克里斯蒂娃由此称阿尔托（Antonin Artaud）是处在精神病和反叛者之间的人，他的文本表现出被尸体覆盖的肉身，一种典型的贱斥感。

塞利纳

在克里斯蒂娃文学观里，“贱斥”（abjection）的概念无疑占据了核心的地位。而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则是被克里斯蒂娃视为最重要的表达贱斥感的作家。在克里斯蒂娃看来，贱斥文学是狂欢文学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表现出痉挛、厌倦、恶心、弃绝、憎恨的感受。塞利纳那种恐怖而痛苦的叙事去除了修饰，赤裸裸地呈现出创伤、腐烂、疾病。但是，克里斯蒂娃谈论的往往也是塞利纳作品中“刺耳的笑声”“欢快的笑声”“末日的笑声”，与暴力、战争和死亡相对照。克里斯蒂娃从塞利纳谵妄、晕眩的叙事中读到了这种混合了痛感和快感的绝爽体验。这种无法被超越的贱斥感也体现在语句断裂和句法省略上，体现为受扭曲、受折磨的语词，从修辞和风格上打碎了线性，充满了突闪、谜团、纠结和切割……

奈瓦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杜拉斯

绝望和忧郁的主题，贯穿了克里斯蒂娃对艺术的思考。她从荷尔拜因（Hans Holbein）的绘画《坟里的基督尸身》中看到了基督肉身在棺木里的一种绝对腐朽，一种信仰的寂灭。她迷恋于法国诗人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的诗意隐喻——想象中同时散发着黑暗与光明的“黑太阳”，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作品中病态的哀伤，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小说里的创痛和宽恕，以及巴塔耶作品里对神圣和死亡、情色与献祭的隐喻。

在她数十年的思想生涯中，克里斯蒂娃对文学的书写本身也越来越文学化。在一九八五年的一次访谈时，她被问到理论写作的文学风格问题，还被问到是否将来会考虑写小说——克里斯蒂娃的回答是：目前没想过，以后谁知道呢。不知是否因为这个问题的启发，她数年后动笔写起了小说，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近十几年来创作出版了五部叙事文学作品。克里斯蒂娃小说中的不少人物带有自传的影子，但她似乎颇不满批评家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故事的原型上。在表面上，这些小说大多是探案类，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思想浸染在她的小说里，比如小说《占有》不仅有自传的因素，也试图以寓言的方式探讨忧郁、恐惧等深层主题，许多方面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可以看出，克里斯蒂娃不仅用理论，也用她自己的文学实践展示了忧郁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