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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二维码订阅《中华读书报》 编者按 最近，“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安徽巡回展出，包括《胡适留学日记》原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手稿等一批原由亚东图书馆珍藏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的珍贵手迹亮相，引起学界和公众热烈关注。中华读书报特约请河南大学教授张宝明先生撰文还原亚东图书馆与20世纪两位思想巨子的这段缘分，解读“亚东遗珍”背后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激荡。 在这里，“一个出版商”即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两个思想者”即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双子星陈独秀与胡适。 我们知道，陈独秀是热衷于辛亥革命的老革命党人，而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也是一位与陈独秀有着共同志趣的革命志士。早在江南陆师学堂读书时，汪希颜与陈独秀便是好朋友。后来，经汪希颜介绍，陈独秀与汪孟邹结识。 1903年，汪孟邹在安徽芜湖开办科学图书社，主要代售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并兼营仪器文具。1904年，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交由科学图书社发行。陈独秀和汪孟邹由此建立起深厚友谊。 汪孟邹生于1878年，比陈独秀大一岁，但是他一直对陈独秀表现出言听计从的态度。辛亥革命后，安徽省光复。柏文蔚任安徽省都督，陈独秀任秘书长，这两个人都是汪孟邹的好朋友。汪孟邹就到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看望他们，并想找点事做。他与陈独秀商谈的时候，陈独秀却说：“做什么！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回去，你还是回到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我来和烈武说，要他帮一点忙，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陈独秀认为时局会变，建议汪孟邹到上海再开一个书店。 汪孟邹接受了陈独秀的建议。在朋友的帮助下，1913年，他在上海惠福里创办了亚东图书馆。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逃到上海，寄居亚东图书馆，为汪孟邹编辑《字义类例》等图书。诸如《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新华英文教科书》，都是他这一时期的脑力劳动成果。但当时亚东图书馆的生意一直不好，陈独秀竭尽所能帮助汪孟邹。1917年，陈独秀进入北大当文科学长之后，推荐亚东图书馆经营北京大学出版部的书籍。与北大建立合作关系，亚东的经营逐渐转好。同时，陈独秀具有很强的经营意识，他十分清楚地理位置对商家的重要性，“最不赞成亚东缩在弄堂里”，便规劝汪孟邹道：“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上马路。”（同上，第37页）于是1919年初，汪孟邹把亚东图书馆迁到了五马路（广东路）棋盘街西首，算是有了自己的门面。 陈独秀亡命上海“闭户读书”期间，一度生活十分拮据。每当囊中羞涩的时候，都要靠汪孟邹救济。汪孟邹曾说：“仲甫真是一个硬汉，他从来不开口要钱。我看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要问他一句：‘要拿一点钱罢？’他点点头。他拿了一元、两元，再坐一会，回去了。”（同上，第92页）应该说，接受亚东的接济或预支乃是两人过往中的家常便饭。 1914年，陈独秀开始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1915年5月，《甲寅》杂志自日本移到上海出版。陈独秀“不愿附人骥尾”的性情再次表露出来。在协办《甲寅》的同时，他已经开始筹划另立门户。自6月20日亚东图书馆为《甲寅》同仁“接风”的那一天起，陈独秀就瞄准了汪孟邹。汪孟邹回忆说：“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当时汪孟邹因为亚东“生意很不好”“经济上很困难”，加之又受托于《甲寅》杂志而以“实在没有力量做”婉言谢绝。不过，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甲寅》已是享誉舆论界的名牌杂志。 作为老板的汪孟邹还是要考虑“销路”和“利润”的。如果不考虑，那才是真正的书生之见。无论当时陈独秀如何捶胸顿足、拍着胸脯打保票说“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言下之意“销路和利润”也不在话下，但经营者却明白市场的风险如同“看不见的手”，难以捉摸。汪孟邹后来“介绍他（陈独秀——引者注）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同上，第31－33页）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大名昭彰、影响深远的《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时改名为《新青年》） 当事人在回忆中一个“竟”字可以说大有深意。它不但流露出出版者的风险意识，也道出了陈独秀费尽口舌、信誓旦旦背后的隐情。要知道，在艰难时世，若主撰者不与出版商精诚合作、捆绑经营、出谋划策，商家是不会免费提供“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的平台的。 虽然亚东图书馆没有承印《新青年》，但是汪孟邹为《新青年》的运作确实做了不少“鞍前马后”的工作。其中最为值得追忆的便是为陈独秀和胡适的合作牵线搭桥。 我们都知道，《新青年》创办之初，门可罗雀，不但没有读者，也缺少经费，更缺少作者。鲁迅就曾说过：“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7页）所以杂志一创刊，陈独秀就想方设法延揽人才。陈独秀在延揽人才的时候想到一个人，这个人他没有谋面过，是他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并发行《甲寅》杂志时知道的，并且还是他的乡友，叫胡适。胡适在《甲寅》杂志上投过《柏林之围》与《非留学（致〈甲寅〉杂志记者）》两篇稿子。从此，“胡适”二字就成为陈独秀挥之不去的记忆。 此时的胡适正在美国留学。怎样才能与这位青年才俊搭上线呢？这时，陈独秀又想到了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汪孟邹与陈、胡同为安徽的乡里乡亲，只不过胡适与汪氏是小老乡，都是徽州绩溪县人，出生于怀宁的陈独秀与汪孟邹则是大老乡。而汪氏，作为陈胡共同信任的朋友，在两人“神交”初期，起到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桥梁作用。 1915年10月6日，陈独秀通过汪孟邹将新出炉的《青年杂志》寄送给了胡适，同时写了一封信，通过汪孟邹向胡适约稿。汪孟邹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指汪自己——引者）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希拨冗为之所感幸。”（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12月13日，汪孟邹又向胡适说：“陈君（独秀——引者）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同上，第70页） 1916年3月10日，汪孟邹继续向胡适催稿：“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同上，第72页） 在汪孟邹的催促之下，终于，1916年2月3日，胡适向陈独秀寄来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信件，陈独秀如获至宝。胡适的这封信还有一个附件，那就是一篇译文《决斗》。这“买一送一”的真金白银同时发表在2卷1号的《新青年》上。这“买一”是说陈独秀赢得信任、认可与赞誉，这“送一”则是招“才”心切的背景下，尚未成为“大梧桐”的《新青年》就引来了“金凤凰”。陈胡二人联手，新文化运动渐次展开。  比如关于中国书面语言的革新，也就是白话取代文言，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和成就之一。但是《新青年》刚创刊时，却本无意于推行白话文。你看，杂志第一卷全部六期内容几乎没有探讨过文言与白话的关系。在创刊号上，陈独秀提出“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社告》，《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在通信中也指出“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陈独秀致王庸工》，《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那么《新青年》是如何开始提倡白话写作的呢？这就与陈独秀和胡适“美丽的邂逅”有关了。 早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就在与梅光迪等人讨论文学改革问题的争论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革新主张。他在接受陈独秀的约稿后，便顺势将自己的主张提了出来，并很快得到陈独秀的鼎力支持。陈独秀就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陈胡二人互相激荡，牵扯出一个大命题，新文学的发生正是在这两位安徽乡友的一唱一和、吁请逗引下出台的。两人一拍即合，联袂演绎了一场文学革命。这个改变20世纪中国现代性走向的语言文字变革至今还在影响着国家、民族和社会，到现在我们每一位都在享受着这份果实。 应该看到，陈独秀为《新青年》招来这个“金凤凰”多少还有些引“郞”入室的味道。二人既是难舍难分、相得益彰的同仁、战友，更是你推我搡、相克相生的对手与诤友。二人既表现出了人心“很”古的朋友情谊——比如陈独秀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进入北大任文科“重要”教授，胡适多次营救被捕的陈独秀等等，但是两位常常因某些思想与信仰的张力针锋相对甚至面红耳赤，彰显出“和而不同”的君子风范。 其实，早在陈胡二人刚刚联手之际，陈独秀的武断、跋扈与胡适的谦虚、容忍之格格不入就已初显端倪。 当文学改良渐进高潮之际，胡适仍没有忘记提醒同仁切勿一意孤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但是陈独秀却刚愎、武断地回复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通信》，《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 胡适当时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并且四十多年之后，还忘不了陈独秀的这句话。（胡适：《容忍与自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7-828页）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也说，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胡适：《逼上梁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1925年10月10日，胡适到了上海。10月13日，陈独秀到亚东图书馆，听说胡适到上海了，“非常高兴欢喜”，并且约定第二天下午四时与胡适会谈。而他们所谈的，“还是老问题：‘问题’与‘主义’”。陈独秀仍重“主义”，胡适仍重“问题”，双方“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意见”。这期间，陈独秀和胡适“又有一次争论”。这个“又”字说明陈胡之间有很多次争论。 据回忆，一天下午，陈独秀到亚东图书馆和胡适“大谈”，谈着谈着，陈独秀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气急败坏地回道：“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接着，“拿起司的克来，在地板上连连的笃几下”，随后又说，“仲甫，你坐罢，我要出去有事哩”，于是便下楼去了。陈独秀“坐了一会，一句话没有说，脸上也有几分气恼”，过了一会儿，说“我再来”，也走了。（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94-95页） 1933年11月，胡适路过南京，此时的陈独秀正被关押于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但是胡适由于行程匆忙，没有去看陈独秀，便特意写了封信表示歉意：“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虽然胡适信中说“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但陈独秀仍十分生气，即使汪原放（汪孟邹之侄）为胡适辩解，陈独秀也要与胡适绝交。陈独秀致函汪原放说：“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他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弟前函及此函所说关于老胡之事，望勿告知他人，即令叔亦不必令知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同上，第171页） 胡适致汪原放函 显然，陈独秀铮铮铁骨的性情携带着激情、鲁莽的性格。这也难怪胡适曾这样责怪陈独秀：“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胡适致陈独秀（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另外，胡适对陈独秀“终身的反对派”的为人处世风格了如指掌，这除却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政见分歧外，更多的还有“乱云飞渡”时世中的“不能没有你”。 虽说历史不可以假设，但我们还要说：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如果缺少了陈独秀和胡适两人中任何一位，我们难以想象其色彩会呈现出怎样一番情形。“君子和而不同”，那些充满思想张力的对话与角斗，其实是在编织舍“你”其谁的传奇故事。比如对《新青年》编辑方针的龃龉、对“什么是新文化运动”的歧义、“提高与普及”的争论、“自由与解放”的官司、“好人政府”与联省自治的诉讼、“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等等，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各自按照自己的思想理路，在自己的思想轨道上奔驰，同时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而这其中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汪孟邹的牵线搭桥。 但是，后来他们两个一个向左转、一个向右转，各奔东西，由此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上的刀光剑影开始暗淡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憾事。 回到历史现场，思想上的分歧以及言语上的争吵丝毫没有影响到两人的友谊。1923年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文集中的“双序”“双答”再次将这对“老朋友”引逗在一起，于是就又演绎了一波“和而不同”的思想交锋。而这乃与汪孟邹的“生意”意识、营销手段息息相关。 说到“双序”“双答”，自然要对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刮目相看。“双序”之后，又有“双答”，可以说陈胡两人是中了出版商早早设计好的“圈套”。汪孟邹先是将序言的任务分到两个人头上，待拿到后便以交换的形式让陈胡两人传阅，于是在样书齐清定之前便又在主打的“序”之后次生出“答”来。出版社如此这般古灵精怪的策划很是博足了时人的眼球。 这个“答”字岂止是一答了之，它乃是来而不往非礼的“还”。如果说在“序”中还不曾找到共同踏板，那么这一支点在“答”中还是看到些许的希望。首先是在以“附注”形式出现的《答陈独秀先生》。这个“答”紧扣陈独秀在序言中的结论，质询到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对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二是“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唯物的历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胡适：《答陈独秀先生》，《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30页） 我们看到，如同陈独秀往外拉胡适加盟自己的“唯物的历史观”一样，胡适也在拼命地将陈独秀往里拉以靠近自己的“科学的人生观”。究其实质，在“历史观”与“人生观”问题上的纠结之根本还在于承认不承认“物质原因”是不是唯一不二的？或者说，这个“物”之外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个“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精神范畴的观念之“客观”？如果承认，胡适双手赞成并且一改开始以低调之口所说的“我不知道丁（文江——引者注）先生要如何回答他（陈独秀——引者注）”这一口吻，而高调强梁地说：这个“用不着戴什么有色采的帽子”的“秃头的历史观……我和丁在君都可以赞成的”。这个“代表”性的意见之所以那样掷地有声，还在于他心灵深处的底蕴让他有足够的自信。 对陈独秀一方面说“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而另一方面“又把‘物质的’一个字解成‘经济的’”之自相矛盾，胡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陈独秀——引者注）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教育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言下之意，当年你从事的那些所谓思想文化事业诸如东奔西走筹办《新青年》杂志，为白话文运动摇旗呐喊还有什么意义呢？陈独秀的言行不一或说自觉不自觉的矛盾不正再一次证明了“究竟还是丁在君和胡适之的同志——他究竟还信仰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事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 在这里，很显然胡适之科学的人生观较之于陈独秀的唯物的人生观（历史观）更为宽厚。正是对于自己信奉的科学人生观的自信，胡适也就固步自封地公然申明说：“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陈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 我们常说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且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早近两百年、万里之外发生的法国启蒙运动。可以说，法国启蒙运动不仅仅是一群哲学家的呐喊，在“思想”和“运动”之外，还有“生意”。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所说：“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它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页）在出版商看来，出版启蒙书籍是一场“生意”，是对“思想市场的投资”，这让出版商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也让“思想”走入社会。出版是“思想”与“现实”之间的中介，正是由于出版商的介入，以及他们在出版、印刷、发行等环节上的苦心经营，才使得“启蒙”成为一场“运动”。
我们想想，如果没有亚东图书馆，没有那个时代背景下市场和思想的结合，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启蒙史，或说文艺复兴史，或说文化史，都将因此黯然失色。哲学家们生产思想，出版社则将思想以印刷的方式表达出来，将思想变成物质，并销售出去。在这个意义上，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胡适是生意人与思想者相结合之双赢的典型案例。陈独秀、胡适这些时代弄潮儿借助亚东图书馆作为宣传自己思想的平台，进而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巨擘；而亚东图书馆能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一幕幕华彩，也完全是因为汪孟邹顺应历史潮流，推出了宣扬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 作为一家出版社，亚东图书馆承担了《新潮》《少年中国》等杂志的印行工作，并出版了胡适《尝试集》《胡适文存》、高语罕《白话书信》，以及《科学与人生观》《独秀文存》等书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青年的思想。后来又采用新式标点出版了《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可以说，亚东图书馆推动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之功永难磨灭。
研究历史讲究第一手资料，原始文献。当看到这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深远影响的人物的手稿时，仿佛穿越了历史，让人热血沸腾。如同当年陈独秀为湖南人的“造桥精神”点过赞一样，今天看来，一部近现代文化史，我们还是要为这两位皖籍学人——还有一位皖籍出版商——点赞。在陈独秀、胡适以及他们共执的平台亚东图书馆那里，我们可以更好地读懂近代中国。 而这一切，如果没有今天“亚东遗珍”这样的原始文献作为基础，都无从谈起。“亚东遗珍”的亮相，虽然不能说石破天惊，但我们却可以说：它有助于我们重回历史现场，真正走进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手稿会越来越凸显出它与生俱来的精神价值、思想价值、文化价值。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怀“才”而遇。 最后，我想用歌曲《传奇》中的一句话结束我这趟回望历史之旅：“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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