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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人物之《大栓》

 大豫坊 2020-09-25

大栓

 

晨之风

    大栓是老家的邻居,这是他的乳名。他和我父母年龄差不多,但论辈分他是父母的孙子辈。我们村名叫“下李庄”,据说祖上是明朝初年从山西大槐树底下搬来的,绝大部分人都姓“李”。而大栓姓“任”,他祖籍原是漯河附近的,后来因为沿着沙河逃荒要饭,流落到我们村安家落户了。

大栓一共兄妹七个,他是老大。我和他的父亲按辈分是一辈的,尽管他的父亲比我父母年龄还要大。在农村,文化虽然落后,但辈分似乎很重要,似乎高过一切。再大的年龄只要辈分低,见了长辈都要恭恭敬敬,不能犯上。大栓的父亲其实比他大不了多少,只比他大16岁。过去农村尤其是解放前的民国时期,我们这一带的男孩结婚都比较早。那个时候结婚约定俗成,没什么年龄的特别约束。只要到了16岁,男孩就可以成家立业。大栓的父亲据说出生于一个富足家庭,曾经读过私塾,在村里属于文化人行列。村里尽管近乎封闭,但是对待文化人还是比较尊敬的。最明显的标志,春节时,大栓的父亲为左邻右舍义务写春联,生产队里家家户户几乎都贴着他写的春联。谁家的孩子结婚,大栓的父亲理所当然成了记账先生,还负责撰写婚联,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村人里展示了不少的魅力。父亲有文化,大栓从小就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上学识字。

可惜的是,因为家庭困难,大栓高中没读完就回家务农了。那时候的高中一半时间参加劳动实践,真正学到的文化知识是大大缩水的。尽管如此,大栓还是被作为“文化人”被推举为生产队里的会计。会计应该是那个年代的“肥差”。但是在生产队里,大栓总是吃苦耐劳走在最前面。他心里其实很明白,他们是异姓人,在村里势单力薄,属于弱势群体,所以必须老老实实,保持低调。无论干啥活儿,必须干得比别人好,否则就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多少年来,无论是与邻居的相处,还是在分配集体利益面前,大栓都是吃亏在前,不敢贪占一点儿便宜。当然这一切,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大栓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强大的李姓家族面前为自己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在生产队里,大栓靠着自己的付出,得到了李姓家族的一致认可。大家都认为大栓是个大好人,是个信得过的人。

大栓有三个孩子,大孩子高峰和我一般大。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高峰就成家了,而我直到参加工作二年后才结婚,比他晚了整整十年。高峰成家对我的父母打击很大,他们一直担心儿子万一考不上大学,造成讨不上老婆,这可是个大事情。后来高峰的儿子又早早定了亲,以至于我回到老家,我的父母喋喋不休,唠叨我们家族比起大栓一家晚了一代人。后来大栓的女儿嫁到漯河,就一个小儿子高奎还在上学。大栓对高奎的上学很重视,他下定决心,历尽艰辛,排除一切困难,坚决供养高奎上学。高奎不负众望,也很争气。但是初中升高中时还是不理想,最后拿了高价。不过孩子能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这让大栓还是骄傲了好一阵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淮阳一带的农村家庭大部分还没脱贫,好在要挣钱还是有门路的。村里利用位置靠近周口的优越条件,纷纷出外打工。我们村西面有几个砖瓦厂,过去是国营的,后来都成了私营的。那里需要大量工人拉土,大栓便和村里一部分人到那里干活。为了省力,他还买了一头年富力强的骡子助力。所谓拉土,其实是很原始的体力活:在大坑里人力挖土,用铁锨一锨一锨装到架子车上,人工拉起车子,爬上一道长长的土坡,再把土卸到一个高高的土山上算是完事。拉土确实是一件很苦的工作。砖瓦厂都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夏天大坑里没有树木遮阴,冬天没有阻挡寒风的墙壁。尤其是旱天里,拉土的路上尘土飞扬,夏天荡得人灰头土脸的,冬天飞起的尘土颗粒打得人脸生疼。虽然拉土苦了些,但钱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老板是本地人,不敢亏待掏苦力的老少爷们。为了挣钱供养孩子上学,大栓在砖瓦厂一连干了好几年,直到儿子考上大学。在高奎上大学期间,国家为了保护耕地,明令关停了一些砖瓦厂。大栓所在的砖瓦厂属于关停之列,于是大栓失业了。

好在大栓多少有点文化,掂得起笔杆子。很快他被本村一个建筑包工头看中,让他去当会计。大栓一边当会计,一边也参加建筑队干活,所以拿了两份工资。在建筑队那几年,应该说大栓活得稍微轻松点儿,钱还挣了不少。

高奎也比较争气,在大学里出类拔萃,毕业后被深圳一家企业高薪招聘,待遇不菲。又过了两年,在那里和一个湘妹子结婚成家,日子过得蛮不错。高奎深知父亲为了他今天做出的巨大牺牲,对大栓很是孝敬,逢年过节一定往家里寄钱。在家里靠打零工挣钱的大栓很知足:过去掏了大力,但是有回报,心理平衡了很多。

高奎参加工作后,不需要家里钱了。大栓干活攒下的钱没有了用场,孩子们隔三差五还给他些零花钱,此时的大栓感觉幸福指数很高。他开始有意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对于农民,提高生活质量,说白了就是吃好穿好。大栓开始换掉老式中山服,穿起了以前只有城里人才穿的服装。毕竟是农民,穿上这服装走在村里的街道上,显得很搞笑滑稽。但大栓显出很骄傲的神色,好像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吃上,大栓更是追求要吃出水平来。过去吃糠咽菜的,那是没钱,如今有钱了,要吃好的。大栓认为每顿能吃肉就是最好的生活,而他还爱吃肥肉。吃肉似乎容易让人上瘾,大栓发展到每顿没有肉,几乎吃不下去。于是村里的肉架子他成了主顾。

大栓的问题就出在吃肉上,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他后来的命运和吃肉脱不了干系。他只知道吃肉,不知道肉吃得多了,其实副作用很大。随着大量胆固醇和脂肪的摄入,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大栓患上了高血压、血管硬化,结伴而来的是心脑血管疾病。检查身体时,大栓很快被医生严重警告,以后必须忌肉,否则立马玩完。大栓对医生的忠告似乎不以为然,总认为一个人该咋死,上天注定。他还说,听医生的话,不吃不喝,人活着啥意思。他只是减少了吃肉的量,并没有完全忌肉。前几年回到老家,见到大栓,发现他因为高血压已经很自然地得了老年中风,面目痴呆,走起路来很不利索,如蹒跚学步的孩子。他的问题这时很严重,孩子们都劝他要注意身体,但是苦于不能强行阻止他。据说,他患了好几次中风,每次都是120过来拉到医院抢救的。患一次病,大栓要按照医生的安排老实好长一段时间。可是一见好转,他又开始破戒。

高奎看他病得不轻,就打电话让他和母亲到深圳去,一是深圳医疗条件好,好好瞧瞧病,二是满足他们照看自己孙子的愿望。大栓其实不想去,在出发前,大概有什么预感,他到我们家找我父母说话,说是在农村生活惯了,要是住在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很不接地气,不自由。后来才知道,这竟然是和同龄人的告别。他最终拗不过高奎母亲的再三劝说,于是二人搭上了去深圳的火车。这一去,大栓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去深圳的火车上,车走到长沙时,大栓估计是坐夜车,彻夜难眠,突发疾病。而火车是不会因为病人而有半点减速的,高奎母亲赶紧报告乘警,乘警很负责任,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在火车上进行了短暂的抢救,但是回天乏力,大栓还是走了。大栓做梦都没有想到,竟然死在了长沙。小儿子得知消息后,飞速赶到长沙,哭得死去活来。他很懊悔自己千不该万不该让父亲到深圳来。

在埋葬大栓时,儿子们为了表示孝心,花高价请来了当地知名的唢呐队,还请了一般人家请不起的哭丧表演队,吹吹打打两三天,把葬礼办得很是热闹。村里人都私下说,大栓生就穷命头,不能享福,命中注定就该过苦日子。还有人说,大栓要是在砖瓦厂一直拉土,吃糠咽菜,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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