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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民居的特点与分类

 臣丰 2020-09-25

四川民居 

人们常说:“衣食住行”,“住”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民居既是民俗的体现又是经济的反映,各地民居的形式有很大的差别,四川作为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包括重慶市),其民居形式确有许多与其他地区不同之处。 

一、四川自然地理气候及材料概况 

(一)地形地貌    

四川全省地形大致以阿坝、甘孜、凉山三个自治州的东部边界为线,划分为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两个差异显著的部分,其面积在全省(包括重庆市)面积56万平方公里各约占一半。

川西高原多为藏族、羌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四川盆地则几乎为汉族居住,仅川南及川东南边远地区有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居住。

本节主要介绍四川汉族民居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四川盆地的地形地貌基本特征。此外,从行政区划分,重庆市已确定为直辖市,但从自然地理角度看,重庆民居仍纳入四川民居作统一论述。 

四川盆地是我国典型的外流盆地,地势北高南低,海拔 300—700 米,除川西成都平原(约占面积 7%)外,余多为丘陵、低山,加上盆地内河流遍布,沟谷深堑,地形变化大,地貌形态丰富。

盆地四周高山峻岭,封闭围合,海拔 1000—3000 米以上,北及东北为米仓山、大巴山,东为巫山,东南及南为武陵山、大娄山,西及西南为大凉山、大雪山、邛崃山,西北则是岷山、龙门山等山脉。这种独特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地理特征,世所罕见。所以,自古即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

四川省境内河川纵横,长江在三峡以上称川江,自宜宾以上又称金沙江,自西北青藏高原而来,从西至东横穿盆地南部,雅砻江、岷江、沱江、 嘉陵江、渠江、乌江、涪江等十余条支干流,注入长江,水力资源极为丰富,又兼舟揖交通之便。成都平原因有都江堰灌溉之便利,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富庶甲于天下。全川地理特征丰富多样,平原丘陵、山地高原、草地湖泊等兼而有之,名山大川精彩纷呈,自然景观中外称誉。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夔门天下险,剑门天下雄,九寨天下奇,都堪称世界一流风景大观,巴山蜀水,地灵人杰,成为四川山地民居多彩衬映的底景和生长的根基。  

(二)气候条件 

盆地气候是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总的较为温和多雨。受地形影响,气温较同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偏高 2—4℃,具有冬暖、春早、夏热、秋雨、湿度大、云雾多、日照少等特点。全省年平均气温在-1—19℃之间,冬季最冷气温在 0℃左右,夏季最热气温可达35℃以上,重庆被称为中国“三大火炉”之一,夏季可热达 40℃以上;全年无霜期長,宜于农作物生长。

在盆地周围山地的高山峡谷地区。气候垂直差异十分明显。盆地降水量大,全年约为1200毫米,雨水充沛,因气流多由西向东,温度夜晚最低,所以川中多夜雨,尤以秋季为甚。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巴山夜雨涨秋池”亦为真实写照。云雾多、日照少,在全国占第一位。重庆号称“雾都”,川西也有“蜀犬吠日”的说法。因此,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对建筑朝向的要求就不是那样讲究。

 (三)地方材料 

盆地岩质多为侏罗纪和白垩纪紫红色砂页岩,土质除成都平原外多为红黏土,所以四川盆地又叫赤色盆地。山区石材丰富。砂岩开凿容易,毛石墙、乱石墙应用较普遍。较好的石材,如青石、石灰石,也有广泛分布。所取石材常称为“连二石”。雅安、简阳一带还出产花岗石。石灰石广泛用于烧制生石灰。

至于木材更是资源丰富,川西及盆地四周山地均森林密布,松、柏、杉、杨、槐及香樟、楠木等树种十分多样。竹林则不仅生长于山林间,乡间房前屋后亦广有种植,既是生活用品和各种工具制作的材料,也是房屋建造的极好用材。 

黏土虽然丰富,但多夹杂风化的砂页岩,—般常在山区有版筑土墙的应用,而高大坚实的土筑墙则较少见。烧制黏土砖、小青瓦是民居中应用极广的材料,特别是用于砌造空斗墙的薄型砖有较高的质量。在广大农村,稻草、芭茅草是随处可见的,常用于屋顶作为覆盖材料,尤以成都平原地区的稻草顶十分考究,富于工艺水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多桐树、漆树,盛产桐油和土漆,在房屋建筑装修上面有广泛应用。四川传统民用的建造几乎全取材于这些多种多样、用之不竭的地方材料。

二、四川民居发展简史 

四川民居作为古代巴蜀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在独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 其风格极富地方特色,自成体系。但在悠久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中,又与外界各地有着丰富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伴随着历史上的人口迁徒和王朝兴衰更替,反映在民居建筑文化上又表现出与中原及其他地区建筑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多样性特征。 

考古学证明,四川盆地也是原始人类的源起地。三峡巫山地区发现距今约二百万年的猿人化石。距今十万年前的“资阳人”,属早期新人类型,说明川西山地一带,已有原始人栖息居住。这些旧石器时期的原始人还只能选用天然洞穴作为藏身之所。到新石器时期,四川省境内已发现原始文化聚落遗址 130 多处。最有代表性的遗址要算距今六千年前的三峡大溪文化。从其墓葬形制特点分析,可知当时住居呈现出规则的南北向布局。应该说,这一远古时期至少是居住建筑的起源时期。

据已有资料,从古巴蜀文明以来,四川民居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以下这样几个时期。

  (一)古巴蜀时期  

四川古代文明开化很早,相传夏氏民族即发祥于岷江流域,至今川西北的北川县有“大禹故里”传说。四川古史传说中“蚕丛”、“鱼凫”、 “开明”、“杜宇”等开国时代,已有不少营造的实例。从甲骨文记载中可知,蜀在殷商时已是西南的一个大国。蜀国与巴国都曾派勇士帮助周武王灭紂。“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是为史载。

距今三干至四千年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遗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房屋比西安半坡村的浅穴居有所进步。其平面多呈圆形和正方形,小者十余平方米,可能为小家庭居住;大者六十余平方米,可能为母系族长之居或“公所”。房屋分布密集。三星堆文化后期出现长方形建筑和分间及敞门斗处理,可以看出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迹象,并开始注意向南的朝向。 

成都十二桥商周时期干栏木结构居住建筑遗址的发现,反映了川西平原湖沼地区的典型住居形态,已具有后世四川民居的雏形,充分表现出穴居体系和干栏体系在同一地区综合发 展,而又以干栏体系为主的建筑特征。这种架空的住屋适应环境,满足了防潮避水的居住要求。十二桥干栏遗址木梁规整,卯眼几何形状准确,可见其加工制作技术的水平较高。

春秋战国时期,据各地出土的明器陶屋,多呈干栏式形态,但屋顶已出现四坡水的瓦顶式样,其建筑质量和技术水平又有长足进步。

 (二)秦汉时期  

秦灭巴蜀,并使之作为重要农业经济发展地区,李冰父子兴修水利,闻名于世的都江堰工程至今仍发挥作用。川西平原不仅沃野千里,城市建设也十分活跃。史载“秦民万家入蜀”,大量陕甘一带秦人到川中必带来秦地民风习俗,包括居住形式。其时,成都作为中心城市, 则有“仪筑成都,以象咸阳”。据晋常璩《华阳国志》载,秦时成都营建“与咸阳同制”,建筑活动的兴盛可见一斑。至汉,又有文翁兴学倡教,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大大促进了秦汉时巴蜀建筑文化的发展,形成一个高峰。在遗留至今的大量汉阙和出土的汉代画像砖、 画像石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盛况,同时反映出民居发展的概貌和水平。 

最为典型的是发掘于成都郊区的一块汉代画像砖,表现出一座四合院的全貌。该宅分“主二副二列院落,形成前庭、后院、杂务、库储四区,功能明确。主轴线行又有前后两院。宅门为悬山式大门,过二门后的内院为主院落,正面厅堂面阔三间坐于台基之上。厅堂系木柱抬梁式结构体系,檩悬山屋面,檐柱上设插拱挑起宽大檐口,庭院周以木构回廊,反映出夏热多雨的气候特点。副轴线也分二院,前院为杂务院,设灶厨及佣居,后院为仓库式储存室, 中心是约一方形二层阙式高楼,庆殿屋顶,斗拱檐口,高楼仓储既可防潮,又可兼瞭望防守作用。此种式样大概是近代川中民居多在宅旁筑碉楼的源起。这一住宅应是一般“士”以下及普通商贾的宅第。从现存汉阙仿木作法来看,秦汉时期尤其两汉以来,巴蜀民居的木结构体系的制作水平是较高的。 在川中河谷地带,结合地形则多为吊脚楼民居,据《华阳国志》载,汉时渝州山城“皆重 屋累居”,可知近代重庆地区的吊脚楼民居依山面布的壮观景象,早在二千年前已十分普遍。这也可能是川东一带民居的普遍形式。

东汉 宅院画像砖 高40cm 宽46.4cm 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三)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四川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在全国已颇负盛名。此时巴蜀建筑发展又达到一个高峰,从汉代雄浑、朴实、简练的风格,经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变迁,到唐宋时代,更趋于雄健、成熟、宏丽、明朗,造型风格和装饰手法更为丰富灵巧和精细华富,建筑群体和院落组合更加宏大多变。反映在民居演变上,特别是府第庄园,更有廊庑院庭,重门厅堂,住宅等级制度已十分严格,除此之外,住宅的另一大发展是宅园的兴起。达官贵人大多建造私家园林,池榭亭台、堂轩楼阁、花木山石的布置盛极一时,成为巴蜀园林发展的先声。

据载, 成都城内宅园十分普遍。一般宅院也是沿街红杏出墙,如杜甫诗云“花重锦宫城”,川西新繁“东湖”和广汉“琯园”,就是唐代李德裕和宰相房琯的宅园,至今遗址尚存。眉山的“三苏祠”乃宋代大文豪苏轼的私家花园别墅。城市店宅合一的街坊布局在宋代城市建设中为一大特色。伴随着城市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城市走向开放,居住街坊沿街设店。中国第一批纸币“交子”首先行于四川。其宋代“交子”上就有当时市内房台的形象。而广大农村的住宅,尤其山地丘谷河川地区,仍是干栏式吊脚楼民居为多,但楼居规模及建造技术都有很大发展。如《蜀中广记·上川南道》 载:“川北板楯蛮,…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太平环宇》 载:“今渝之山谷中有狼倕,乡俗构屋高树,谓之阁栏。”可见这种经济实惠、因地制宜的民居在唐宋仍广为使用。

  (四)元明清时期  

此时期巴蜀建筑类型普遍增多,建筑规模及数量伴随人口剧增而空前扩大,地方特色独创性和文化融合性增强。尤其是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两次外省大规模移民,即所谓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大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以至江西、福建、陕西、甘肃等地移民入川,使四川民居文化渗入了各地文化的成分,经长期兼收并蓄、融合发展,一方面逐渐形成远近趋同的特有的“川味”民居风格,另一方面,省内不同移民聚居地区又呈现出各自相异的差别。所谓“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

四川境内陆大物博,地形条件、气候条件在川东、川西、川南、川北都不尽相同,因此,民居形制类型变化也就十分丰富。现查,四川明代的民居因战火兵灾破坏只保留稀少,大量的古代民居多为清代所建。犍为罗城镇、资中铁佛镇为明代布局留存实例。古城阆中,巫山大昌镇保存了数目可观的明清民居片区。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乡场仍有不少优秀的明清民居实例。这一时期民居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类型多样,规模宏大,结合地形的四合院制度日趋成熟, 特别是多天井大组群四合院反映了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宗亲社会发展的状况,星罗棋布的农村,场镇的沿街联排,店宅合一的民居逐渐定型并且风格趋同,民居适应地形的方法日益丰富多样。同时,民居的装修、装饰艺术处理也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工艺达到很高水平。 

 (五)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外来文化日渐侵入,尤其西方传教士甚至深人到川内穷乡僻壤,兴教堂,造官邸,引进各种西式古典建筑式样,也有的与传统建筑形式结合成“不中不西”的混合式样。在一些开埠城市。如沿江的重庆、万县、泸州、宜宾及成都等城市,外侨定居造了一批西式“洋房”,反映出“殖民风格”特色。一些达官显贵以“祟洋”为荣,仿西式“公馆”的住宅也出现不少,也有的在保留传统民居式样上加以改造,如广泛使用玻璃,加大门窗,引人西方古典装饰等等。甚至有些乡场也采用西式柱廊拱券方式兴建,较典型的如大竹清河场一条街,全为连续双层拱廊骑楼风格,但其柱式的榨头则革新为灰塑大白菜、南瓜等乡土题材,也别具一格。这一时期,是传统民居的尾声时期和中西文化交融时期,但保留下来的实物数量也十分丰富,很值得重视并加以研究。特别是 抗战时期,又有大量外来人口入川,重庆作为陪都,对近代四川建筑包括近代民居的演变发展,如城市里弄住宅的产生,官僚显贵花园别墅的出现等,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民居类型及特点 

 (一)聚落形态  

川内人口密集,城镇乡场众多,汉族民居的分布从聚落形态角度论可划分为三种方式, 一是县城以上的城镇民居,二是区乡以下的乡场民居,三是广大农村民居。前两类为街坊聚居式,后一类为自由散居式。  

(1)聚落城镇民居。

这类民居基本上是围绕旧城核心形成片区,在目前旧城改造的新建设中已保留不多,较典型的有阆中古城明清民居片区,规模较大,衔巷纵横,以华光楼为中心市楼,以十字街为主要布局形态,较为规整有序,大小街巷九十余条,店铺林立,商贸百业发达兴旺。一色木构瓦房,青石铺地,街景错落有致,环境古色古香。古城区内保留的民居大院数十座。各具特色,名胜古迹如张飞庙、文庙、考棚、寺庙等成为民居群落的重要内容和文化景点。阆中古城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小农经济社会城市居住功能与其他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相互关系和基本布局。类似的例子还有资中的清风—条街、巴中老城区、大足老城一条衔等等。 

(2)聚落乡场民居。

乡场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贸易交往中心,聚居形态因地形条件而随宜变化,不论是傍山麓,临溪河,坐垭口,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成一体。四川乡场布局形态十分丰富,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种基本形态。一是平行等高线的依山式,即利用较为宽展的台地, 常是水平一条街式,一边傍水而筑,一边临崖吊脚。或者只靠山面河,呈半边街式,如石宝寨下石宝场、宜宾月波场等。二是依山绕缠式,即街巷布局随弯就势盘绕而上形成聚落,乡场内房屋错落,布量自由,街巷或断或续,溪涧穿插其间,空间变化十富。如巴中恩阳镇、 酋阳龚滩场等。三是垂直等高线的爬梯式,即场镇街巷以梯道为主,背山面河,顺坡而上,可由河边直达山颠,十分壮观,如达县石梯场。更著名的是临长江边的石柱西沱镇街巷,梯道分段而上,长达数里。四是争取空间的廊坊式,即街坊两侧均为宽大廊檐,形成一明二暗的长廊街,有的还形成骑楼街。这既扩大了衔巷功能,又扩大了店宅功能,同时,不但适应炎热多雨的气候,还使乡场狭窄台地得以充分利用。此种形态在川东、川南一带十分普遍。如涪陵龙潭场,大渡河的安顺场等。五是独具一格的船形式,即整个乡场形态总平面如一梭形,两端窄、中部宽,利于街道主要空间的各种活动。这种形式常同廊式街结合,更具特色, 富于独创性。如著名的健为罗城镇、广安肖溪场等。六是安全防御性的寨堡式。四川多战乱匪祸,为求防御自保,常利用山地险要形势构筑寨堡以聚居,俗称寨子。此种形式在汉代即有坞堡,有的乡场也用这种形式,如合川的涞滩场,选址于山口,周围以石砌城墙,并配以瓮城制度,俨然军事要塞。七是一般的十字街式.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坝子及川西平原分布较多,布局较规整,街巷亦较宽大,如成都近郊的天回镇,巫山大昌镇等,这也是较为普遍的形态。

(3)聚落农村民居。

这就是广大农村的散居式民居。四川村落民居分布与北方平原不同, 主要在于如何适应山区地形和农田分散状况,住居多近农田,便利耕作,因此很少形成像北方那样集中的村庄或寨子,而呈大分散小集中的星罗棋布方式。有不少是单门独户,与周围 的竹木树林、院坝等形成一个住居单元体;有的三五户形成较大的院落组团;有的大户人家则集数十间房为多进院落的大建筑群。它们都具有自成一体的散居特点,这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种民居聚落的形态。

(二)平面类型与特点 

 (1)一字式。

较为简易的普通民宅常用此式,多见于乡间,或木构或版筑等。这种—字式常用三开间,是一明二暗的形制。明间开门,后退一至二步架,形成一个门斗空间称“燕窝”或“吞口”。入门则为堂屋,后壁供牌位,常为木壁龛式,制作精良。左间一般位东, 作卧室,右间位西,又分前后二小间,前小间为饭堂或杂务房,后小间为灶厨房,川北山区还设有石栏的“火塘”,供膳食或取暖之用。这种三开间为最基本的布局方式。在院落组合中,一般人家的正房也是此种三开间式,所谓“庶民房舍不过三间五架”。正房五间只见于极少数大户人家或王公府邸。有的一字式五开间,也只是突出正中三间,两侧多出的耳房其檐口、屋脊必须低于正房。在农村有的一字式还在三间式两山面加建单坡顶“偏厦”,随地形变化,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造型。一般偏厦间多为畜圈或作杂储之用。屋顶多为悬山式,但前后坡不等,常做成前短后长,循口则前高后低。较长的后被称“拖檐”,有的仅及人高。这样,房屋中柱以后的空间则可多利用。

(2)丁字式。

又称一横一顺式,或曲尺形,即在一字式基础上在耳房部分垂直向加东西厢,二至三间,可作卧室或杂储、灶房等。这样可于正房前形成一个半围合的敞院坝,供农家活动之用。有的围以竹篱或栅栏,侧面设简易带顶院门,称“蓬门”或“柴门”。这种布 局方式在单家独户的山区乡间也十分普遍。 

 (3)三合院。

常见的为一正二厢,呈“门”字形,列于同平面的台地上,前为宽大的院坝。较大型的三合院,正房三间,左右各带一至二间耳房。又称磨角房或抹角房,或檐偏子。为利用地形,亦有正房位于较高台地,厢房可为二层或一层吊脚,称吊楼,山区农户常把在吊脚层用作敞开式畜圈栏。左右两厢因地形条件可间数不一,三合院则成不对称的变化形态 (图 1)。三合院亦可于院坝前做竹木篱笆围栅,或做矮土墙。设竹木栅栏门,讲究的做带瓦顶的院门或砖石的牌坊门。广安协兴乡牌坊村邓小平故居(图 2)是较规范的大型三合院民居的典型实例。更为大型的三合院还在两侧添设条形天井式围屋,川北、川西南一带还有附设土筑碉房,以备安全防御之用(图 3、图 4)。 

(4)四合院。又称四水归堂或四合头。即四面房屋围合空间,庭院大者多直呼院子,小者为天井式;四围为平房或楼房,则称印子房,与云南一颗印类同。这是用得较多的一种平面形式。四合院组合丰富,可形成较大规模,故有的人家宅院就常称为“王家院子”、“张家院子”(图 5、图 6);若院子附带园林布局,又称“王家花园”、“张家花园”等等。四周房 屋檐口高度一致者,又称“四檐平”;若正房檐高出,其余二面房檐相平,则称“三檐平”。有的在四合院正房两侧又围合出小的耳天井,增加了四合院庭院空间的变化。

(5)重台重院。

大型四合院常因地形变化呈重台重院布局,多者可达五进以上院落。一般呈纵深式沿等高线递进而上,一台一院或二院。院落空间越到后面越小越紧凑。总的布局为前厅中堂后室。一些豪贵宅邸多用两重厅制度,宅后部设祖堂或祠堂(图 7)。更大型的合院式住宅在两侧附加轴线形成平行的天井式跨院,其至多重跨院,形成规模庞大的组群(图 8)。故川中多以天井数称这类大宅院为“四十八天井”或“—百零八朝门”等等,这类民居一般以主厅为界分别内外。外为公共活动和对外接待室,内为居寝之所和女眷之地。有的大院正门处设戏楼,入口设在戏楼台下;有的戏楼独立建在宅院前广场上;还有在左右轴线平行戏楼分列经楼(读书楼)和佛堂楼,更加显赫气派。在跨院处则设男花厅于右,女花厅于左,作为接持客人之处。还有在后花园处设后花厅的,尊贵客人方可入内。正厅、花厅常作檐廊,华贵者呈卷棚式,或带美人靠,空间富于变化。在四周封闭的院墙之内,花园甚至不止一处,有的也将戏楼布置在后花园内,花园内设有假山、水池、亭台、楼阁等,十分华丽精巧。在川中成渝之间这类豪绅大宅或“大夫第”式住宅不少。

除上述纵深式重台重院形式外,川内还有不少利用坡地水平台地布置横向式台院。从前院进入第二重天井,房屋布局即呈横向展开布局多重天井。如川南江安夕佳山黄家大院就是这种形制的范例。纵深式大院则以合川狮滩凉水井李家大院(图 8)为典型。此外,川中还有一类大院则仿北方四合院垂花门式院布局的宅院,多为在北方为官告老还乡者营建。除了乡间大宅院外,多重天井式院落在城镇民居中也较多、如阆中古城片区保留这样的明清时期 的天井式民居为数不少。

(6)走马转角楼。

在城镇天井民居中,以楼居为主,多为二层,上下均为宽大檐廊环绕 一周,称走马转角楼,尤其适应多雨气候,雨天不用湿鞋可走遍全宅。一些印子房也多采用此式。

 (7)前店后宅和下店上宅式。

四川多场镇,常采用营业贸易和居住结合的形式。门前为柜台式,为容纳顾客,便于经营,前做宽大前檐或骑楼式,后部或楼上居住,有的中隔以天 井,有的后部设库房、杂储或后园地作为手工作坊,呈前店后坊楼居式布局。在临街方向大多可为三间铺面,小者可单间,呈纵深发展,又称“竹筒式”平面。在场镇街坊组合上便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联排式沿街民居,有的为双面宽廊,称“廊坊式”,有的呈“骑楼式”,有的楼层姚出呈“挑厢式”,衔景风貌丰富多样,如乐山沙湾镇郭沫若故居就是前店后宅式的例证。 

(8)自由吊脚楼。

在坡度较陡的山地,民居以自由吊脚楼以适用地形,尤以重庆吊脚楼最为著名。因其住宅大门面临的街巷有下跌式、上爬式两大类,故也称为“附崖式建筑”。有的甚至可下跃或上爬达四至五层。其堂屋、卧室、厨灶、条储等房布局随宜,十分灵活并 常采取利用边角小台地或分层入口扩人居住功能;在乡间还常见小道边一种穿心店吊脚楼, 即房屋前半空敞,让道路穿过,并没简单靠栏坐凳,行人可坐小憩,另—半作店面,供营业, 吊脚部分作为居住。所谓“一条石路穿心店,三面临江吊脚楼”,就是这种随处可见的乡间民居形态的写照。

(三)空间与环景  

为利于家居与公共活动的功能需要,以及为适应炎热多雨的气候条件。住宅常用平面以多天井重台更院为典型。四川山地住宅的内部空间处理许多灵活多样、富于地方特色的空间处理手法,营造了一个有别于北方院落和南方院落的生活空间环境。 

 序列与主次:无论纵深布局或横向布局,宅院空间具有较为严谨的空间序列,以大门、 二门、过厅、堂屋直至后院,层层推进,递次变化,并呈现出由宽敞到紧凑、由大到小的规律和特色,并随着台院地形的逐渐升高在竖向空间上显得生动活泼。与此同时,空间也表现出主次关系明确的特点。一组院落有一个较大的庭院,作为举行婚丧嫁娶和节庆礼仪活动之用,其余院落和天井依这主院空间而展开。空间的主次还表现在以中堂为界的对外活动空间和内宅私密空间的划分上。因此,整个宅院空间的组织是规整有序、联系明确的。 

开敞与封闭:宅院在四周以房屋或院墙围合成外封闭的环境,而内部庭院天井十分开敞。为利于通风,院落和天井都有通廊或开敞的过厅、穿堂等加以联系,显得内部家居环境十分通透。正厅、中堂或祖堂也常用敞口厅的处理方式,不设任何门窗或隔断,室内空间与天井庭院空间完全连成一片。天井前方的过门设置空花窗照壁,利于空气流通,拓宽视野,改善了小天井的封闭环境。 

凉厅空间:川中、川南不少住宅在天井上方加建高出四周的屋盖,又称气楼,既可防雨 又纳阳采光,且可通风排潮气,人们十分喜爱在这里休息纳凉或做家务,被称为“凉厅子”、 “凉亭”或“抱厅”,与现代建筑的”共享空间”或“四季厅空间”十分相似。凉厅常同敞口厅相结合,形成一个特殊的大开敞而又半封闭的居住环境空间,成了整个住宅的活动中心。这种建筑空间形态十分适应高湿热地区气候条件。另有一种处理形式也称“抱厅”,即正厅檐柱设门窗隔断,两侧开门与檐廊相通,既加强了通风,也增加了厅堂的采光,在川中、川南采用较多。 

 檐廊空间:在正厅或花厅前部常设宽大的檐廊,有的庭院连同厢房一周形成回廊。不设廊者也因出檐深挑做成宽大的阶沿。这些檐廊空间与庭院天井之间多以通敞的过道、穿廊直接相连形成宅院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既方便了雨天的家居活动,也使酷暑季节通风凉爽, 同时在视野及人的心理上给家居带来了亲切、平和及畅达的环境感觉。发达的檐廊中介空间是四川民居—大特色。 

 庭院绿化环境:较宽敞的庭院、尤其正厅前的院落常种植树木,如梧桐、芭蕉、石榴、 花红、腊梅、白果(银杏)等,或植葡萄一类藤蔓植物搭成凉棚。有的砌花台,种植各种花卉,有的砌水池、设鱼缸,使庭院天井充满绿色生饥。大户人家于屋侧或屋后布置花园、建亭阁桥池等。一般人家多于屋后及四周种植大片竹林。

(四)外观与造型

四川山地民居,即使是院落天井封闭的外观,因多数采用穿斗木构架体系、仍表现出轻盈灵巧素雅的风格。屋顶多为出檐较大的悬山式,小青瓦覆盖,歇山式屋顶使用较少。墙面多为竹编夹泥墙套白,与深棕色的木构架形成强烈而有趣的对比。墙面也有采用木板壁的, 素面罩油,十分朴素。屋面桃檐深远,常出挑—至二个步架,达一米或一米五以上。出挑方式多用单挑和双挑,个别甚至达三挑的。有的是出挑加挑斗童柱,有的出挑加撑弓。出挑花样做法颇多,常常成为外观别致的形象。山面除了宽大挑檐外,有的还加眉檐以防风雨侵蚀墙面,或添建偏厦,使外观造型活泼生动。因此,悬山顶、小青瓦、穿斗架、夹泥墙、大出挑等手法是四川民居常见的造型特色。在川北一带,由于受陕南民尼影响,民居多以厚实土墙围合院落,而房屋山面又突出于土墙之上,暴露出木构架和悬山顶,既活跃又稳实,兼具川陕混合风格特征。在场镇联排式民居中,街道双侧出大檐廊。形成“廊坊式”或“骑楼式” 外观。

封火墙的使用也是川中民居一大造型特色。常采用三滴水或五滴水的硬山马头墙形式,也有少数做成弧形的”猫拱背”式样。多用空斗子墙,檐部脊瑞起翘尖,十分美观。在联列式民居街坊中一段段封火墙形成极富韵律的街景。 一般的乡村民居,三五户形成院落组合,多不设围墙,与周围环境相融,房屋高低前后错落,不同方向的庭院或天井使环境空间亲切而富于变化。有的民居采用吊脚楼或挑楼、挑廊等手法与地形的利用相结合,其外观造型更是丰富多彩。山区农宅田地制宜采用版筑土墙 或乱石墙,屋顶为稻草顶或茅草顶,显出朴实粗犷的地方风格;尤其是川西平原一带的草顶民居,十分考究,平整厚实美观,与木穿构架相谐调,外观又别具一 格。

(五)细部与装饰装修 

四川民居的细部与装饰风格,除少数豪贵富绅追求华艳夸张外,大多数较为清淡素雅,简 洁大方,不事繁琐。川南较川北更显柔丽。川中成渝地区建筑装饰装修颇为考究,工艺水平 较高。细部处理和装饰重点常集中于大门、照壁、门窗、挂落、柱础、格口、屋脊及封火墙等处。常采用三雕(砖雕、石雕、木雕)及三塑(陶塑、灰塑、泥塑)的艺术形式,技艺工巧,有不少优秀作品。

入口大门是重点装修部位,有的设平直或八字形内外照壁,石刻基座有线脚雕饰或呈须弥座式。壁心砖雕讲究造型图案,具一定工艺水平。门两侧设抱鼓石。大门门簪刻以吉祥图案,或乾坤卦象。有的大门在墙院上独立设置或于墙上挑出屋檐,一般大门屋顶多为悬山瓦顶。

门的装修较突出的为正堂和花厅的三关六扇门,多用格子门式样,上部窗心图案繁多, 腰板和裙板亦有精致的浮雕图案。窗的式样十分多样,如格子窗、圆窗、菱形商等形状。窗 心格子图案更是丰富多彩,美不胜收,回文、万字、冰文、豆腐块等变化多端,还常缀以福、 禄、寿、喜等吉祥图案或雕绘花卉、山水、人物等造型,充满诗情画意的人文气象。如阆中古城区、资中清风一条街等民居,门窗花雕都不乏佳例。雅安上里民居木雕更有一种镶嵌雕, 工艺细巧精湛,十分少见。 油漆彩画的通常做法为本色熟桐油罩面,华贵做法则常在大梁下做红色贴金彩画,撑弓和天官罩贴金露红色花心,窗棂花贴金,装板用红褐色,大木槛框用黑漆或土红色油。门窗棂条后糊白纸,对比鲜明,生动有趣,贵重者贴白云母片,可兼透光。 搪口板也常作波纹状,连续刻花,十分醒目。花厅前卷棚檐廊是装饰重点,卷棚深褐色或红色格条与浅白色底子对比明显。卷棚廊有的设镂空花饰的木栏板、美人靠或石栏板,雅致大方。 石作最精彩的是花样雕饰十分丰富的磉礅,以鼓形磉礅式样最多,也有方形、六角形或 圆柱形,高矮不一,造型别致生动,大型住宅常常有十几种之多,服饰图案题材也十分多样。

四川民居更具地方特色的就是屋脊装饰。普通的多用小青瓦叠空花脊,或叠脊线脚,尤其中花甚高。常用灰塑嵌贴碎瓷片,称“瓷片贴”,有宝瓶形、葫芦形等,不拘一格,主要以青、蓝、白等多种颜色组成图案,十分美观。除了瓦脊外,也有用空花砖漫花筒子脊的, 脊两端起鳌尖,或称老鹰头,起翘平缓柔和,使屋脊呈一舒展潇洒的曲线,简练美观,尤其在屋顶转角处彼此穿插,十分生动,在房屋天际线上增加了不少活泼的气氛,富于强烈的造型装饰效果。硬山封火墙马头墙上的脊尖也有类似做法。

在屋面上为利用采光通风,安置亮瓦或小青瓦砌猫儿洞,既实用也具一定的装饰作用。 除了上述之外,庭院各处的柱额门枋上,无处不在的匾额对联也表现出很强的装饰色彩。有的匾额对联内容除了取吉祥、平安、富贵等意者外,还表达出“家训格言”或充满家居生活情趣的描述,如宜宾某宅内对联有“齐家有道惟修己、处世无奇但率真”,“养精神闹中取静,寻快乐忙里偷闲”,“事理通达心平气和,品节贤明德性坚定”等语。这些对联不仅起了装饰作用,也表现了四川民居的教化功能和人文精神。

四、结构、构造与材料 

 (一)结构形式 

四川民居大多数结构采用木穿斗构架。每檩【托住椽(在檩上架着屋顶的木条)子的横木】下立柱或每隔一檩立一柱,隔檩之下即用瓜柱,檩距约三尺许。一般人家可有五至七檩,大户人家可达九至十—檩,常称“五柱落脚”或“七柱落脚”。柱与柱之间采用穿枋联系成一体,穿的数量通常在三道以上,视进深而定。柱脚处为连通的地脚枋,然后与柱向置于通长的石连磉(柱子下面的石墩)或基脚石上。民居这样一组穿斗架称为列子或排列。

第二种是拾梁式构架,常在用中柱,于前后金柱或檐柱上置抬梁,称过担。这种形式多用于拓宽空间的厅房上,过担最长用至五架。最下的随梁枋称—过担或耍担,不承重。瓜柱处也可做成云墩,具装饰作用。正脊檩称正梁,用料粗大,讲究的则用圆木双料,下绘金漆彩画。大型宅院,常将穿斗式与抬梁式混合使用,既经济合理,又实用美观。 

第三种为捆绑式结构。此式系采用竹结构或竹木混合结构,一些经济能力较低的简易民居或吊脚楼民居中多采用。所谓捆绑式,主要指构件连接方式不是榫卯结构,而是构件交叉搭接以竹蔑条或棕绳等扎牢。其维护结构亦多用竹编夹泥墙或芦席、竹笆等轻质地方编织材 料。屋顶覆以各式草顶,也有不少用小青瓦的。 

第四种为土石结构。出地制宜、利用当地盛产的石材、红粘土砌筑石墙或土墙,然后于墙上搁置檩条、角于等。石墙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毛石墙,可用灰浆湿砌,或干砌(干码), 表面亦可作粉灰;另一种是条石墙,即用条石,称连二石,长约二尺许,断面一尺见方。土墙多数为版筑墙,内加竹筋。少数也有用土坯砌筑。在川北山区和川西南地区,有的土筑墙 碉楼甚至可用百年以上。 

 (二)屋坡做法  

四川民居的木构房屋的屋顶轻盈灵巧,除了小青瓦大出檐因素外,同它的屋坡做法关系颇大。屋坡举折成内凹曲线,平缓、柔和而优美,清初及以前的则更为平缓。一般瓦屋坡做 五分水或六分水,即檐檩至中柱水平距离十尺、举高一尺为一分水,举高五尺叫五分水。中段则微向内凹成平滑曲线。正房多做成长短坡,前檐高于后檐,以突出正房高大的正面。至两山则列子略高,今屋脊呈微生起曲线。耳房和厢房则有“青龙抬头,白虎低头”的做法即以东为上,东侧的房屋檐略高与西侧。

(三)檐口出挑  

屋檐大出挑是四川民居一种独特的构造方式。出挑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软挑,即类似于插拱,早在二千年前的汉代画像砖里就表现了类似的做法。所谓软挑就是从檐柱挑出扁木,后屋压在—挑担下,亦如杠杆原理。软挑出挑不大,一般一个步架,约两尺、加上椽 子出檐,整个檐部可挑出三尺左右;另一种是硬挑,即利用穿枋出挑,硬挑方式变化多样, 按挑出的步架多少和挑枋数量有单挑出檐、双挑出檐和三挑出檐,挑出可达五至七尺。挑 枋前端置座斗、又称座墩,墩上承瓜柱,也有的将瓜柱下伸,雕刻成吊墩,这些都兼具装饰 作用。桃枋呈大刀型,大头朝外,或就木料弯曲成型,大头朝上,粗犷而富于生活趣味。出 挑穿枋还可与斜立的撑弓结合,使挑檐更为深远。撑弓多有雕刻,晚期撑弓多镂空雕,十分 精细,有的则工饰太过,淡化了受力功能。 屋檐翼角山挑与北方做法也极不相同。通常是出挑爪把子(老角梁),上斜立爪尖子(子角 梁)。为支持稳定爪尖子和承托椽子、爪尖子两侧钉以顺弯的虾须木,十分别致。翼角处的 椽子采用平行铺设,不似北方的放射状椽子做法。此种方式保留了宋以前古代做法遗意。 (四)防潮排水处理

为适应炎热多雨气候,四川民居除了注意利用廊檐、天井通风散热驱潮处理法外,在构造上也十分注意防潮及排水处理。为使居室健康舒适,较讲究的做法是铺设木板地面,即在垫砖上架长木枕,上顺铺条形木板。明清早期民居,木条板厚度大,板幅宽长。凡架设木板 地面的基脚石较高,增加空气隔潮层高度以利防潮。排除潮气则在靠外的基脚石上凿猫桐眼 透气,有的还刻上线脚装饰。院落天井式民居的地面排水十分重要,内部庭院排水多用阴沟, “四水归堂”的意思即天井四面屋坡排下的雨水集于天井或庭院内,汇入石地漏入阴沟,利 用后高前低的坡势地形走向从宅院前部排出;大的宅院前常掘有月池或堰塘,虽名为风水之要求,实际上多起着汇集宅院雨水或生活污水的作用。外部排水多用明沟,即在宅院外围后部相两侧,以石砌通长地沟,有的甚至深宽达二至三尺见方.因此不仅可以迅速排出房屋和四周地面汇集的雨水至堰塘中,而且还可起到防蛇虫鼠害的作用。

五、民居风格特色与传统经验  

四川民居在独特封闭的自然人文环境中演化发展,在长时期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乡土建筑文化特色和许多优秀的富于创造精神的传统建筑经验,反映了四川人的聪明才智和质朴而幽默的性格特征。

四川民居的风格特色与传统经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谐和环境,融于自然,注重选址相地和绿化环境的营造

四川民居不论平原、丘陵、山地等自然条件如何变化,一切因地、因时、因材、因人制宜,选择宜居环境或适应、改造环境,无论场镇、村庄、宅院组群或独户民宅,都力求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谐调融合,达到共生共荣共乐的目的。它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天人合一”的择居自然观和环境观。

首先,这反映在选址注重相地,讲求风水环境艺术的追求。尽管风水观念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其中也不乏生活经验的总结和科学合理的成分,大至城市场镇,小至村落民宅, 多以风水为本考虑选址规划建设。所遵循的风水原则,即是“背负龙脉镇山为屏,左右砂山 秀色可餐,天心十字穴位均衡,正面临水环抱多情,前有朝案呼应相随,南向而立富贵大吉”。可以看出,这些原则基本上可说是生活实践经验和审美理想追求的概括。

四川不少大城镇, 尤其是始建于风水盛行的唐代的一些城镇,如阆中、大足、眉山、巴中、达县等,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聚落选址依据风水模式的某些典型特征。著名的阆中古城是一座山水城,具有高度的谐和关系,号称天下少见的大风水。大足古城,北山佛教石刻白塔与南山道教石刻围合城镇,形成儒、释、道三教同轴的山水文化环境模式。巴中古城以明堂佳丽、对景丰富为其风水特色。达县则以雄伟的龙脉大帐和精巧独特的水口为其聚落环境艺术范例。

四川名人故居中类似的例子也不少。如朱德故居柏林嘴背靠官帽山,其山形极类花领项戴的官帽, 景色奇异。张爱萍故居前案山风景树成为一大环境景观。邓小平故居附近其母墓地处的佛手山台地,风水环境也十分壮阔罕见。四川农谚云“房盖弯,坟造尖”,意思说,阳宅要造在山弯围合的避风处,阴宅应选在丘岗文几避湿处。尤其宅院大门朝向,十分讲究风水方位。究其主要原因,多是为了视线开阔,朝对自然山水优美的景观,或是为了避免与其他门面或不雅处相冲。如此等等,都说明建筑选址如何与自然环境相谐调融合的重要性。

其次,保护环境生态,房屋建设尽量不破坏环境,而是与环境相得益彰。四川许多场镇或大型宅院都因山就势,顺河沿溪,林木葱邵,环境优美,而不是大填大挖,乱伐林木。如成都附近的黄龙溪场、犍为的金水井场,以及许多沿江河两岸的小场镇都是这样。有不少场镇甚至就是以绿化和山水环境特色来命名的,如柏林场、杨柳场等等。因此,这些场镇坐落在周围山水环境中,充满诗情画意,风光十分优美。有的场头小桥流水,涧石野花,石梯随 意仲展,牌坊掩映在巨大风水树下,完全是一幅乡俗风情画。有的场镇开设小巷,出口常有 山峦或自然地景作为对景,十分生动有趣。有的民居还专门选择在风景独特的环境中营建并 相映成趣,如达县某一地名“五块石”,就是以五块巨型大石为背景来修房造屋,很引人入 胜。

第三,民居内环境十分注重人工绿化培植的营建。所谓一幢民宅,绝不是仅仅指房舍本 体,而应把它看成是以房舍为中心的一个居住环境综合体,包括周围的林木、山石、池堰、 菜圃等等。不论几户院落的纽群或单家独户的小环境,必有相当规模的绿化环境。民宅,尤 其是农村和山区的民宅,屋后及四周必种植大片竹林,前面多种植果树,如桃、李、杏、柑 橘、柚子、梨树等。一些大型乔木,如黄角树、皂角树等都作为风水树而倍加爱护,成为民居环境一大景观。川中丘陵一带,除广布山丘岗峦、层层梯田外,只要看到一处处茂密的林木, 必是掩映着人居的所在。在川西平原更为明显,金色的稻田平川上,无数个绿岛就是舒适清幽的民居群落。城市场镇的民居和大型天井宅院则十分注重庭院的绿化,或是花园的经营。川西平原留存至今的数十个历史文化名园,如眉山三苏祠、新都桂湖等都是民间性质的私家园林,成为巴蜀园林的代表作。一些大户人家都有花园设置,所以有的民居宅院即以诸如赵家花园、叶家花园等称呼。刘致平先生抗战期间在川内的民居调查中这类记载不少,如成都双栅子朱宅“余园”、广汉张宅“叙伦园”、彭山江口镇“陈家花园”、荣昌“叶家花园“等等,只可惜历经毁损,留存至今已十分稀少。现存较为完整典型的如江安夕佳山黄宅大型多天井宅园,内有后花园及庭院中的园个之园“怡园”,周有数百亩珍稀楠木、香樟,历数百年经营,于今古木参天,一片葱郁繁茂,生态环境极佳,以至每年吸引上千只白鹭来此栖息, 成为当地一大胜景奇观。 

2.巧用地形,争取空间,手法经济合理,造型丰富多彩  

四川山地民居在适应地形,利用地形,充分发挥木穿斗式结构的灵活性和简便性,争取更多建筑空间等方面表现十分突出,反映了强烈的山地意识,手法灵活多样,匠心独运,富于创造。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诸多手法:台、挑、吊;坡、拖、梭;靠、跨、架;跌、爬、 转;退、钻、让;措、分、联。每一种利用地形的手法,不仅伴随使用空间扩展、营建经济 的提高,同时也使空间环境自由变化,景观造型丰富生动。 

 台,即筑台。在坡度较大时,为拓展地基台地用条石、毛石砌筑挡土墙造台建房,有的还可辟为地下室空间作储藏之用。坡度较缓时,采用半挖半填的方式筑台,土石方量基本平衡,十分经济。有的分层筑台或顺坡开出数个台地,布置多重庭院,成为重院的组合类型,一进一台一院或二院,皆随宜安排,有的筑台作为小院坝也别具特色(图 13)。 

挑,即悬挑。在基地狭小的条件下,利用穿枋出挑争取空间是经常采用的手法。一般多做成挑廊,也有整层全部挑出成挑楼,或从地脚枋开始,逐层挑出,形成二层或三层的楼房 (图 14)。 

 吊,即吊脚;在陡坡地段利用框架杆吊坎而下,俗称吊脚楼,或吊楼。吊脚下部空间可 用于杂务、畜拦、储物之用。吊脚柱长短可随地形高低而不相等,基地原生地貌破坏极小。吊脚柱用木或竹,后期也有用砖柱代替,更增加其稳定性。吊脚与筑台、悬挑相结合,以争 取更多的空间(图15)。 

坡,即坡厢。在三合院或四合院布置于缓坡地段时,其垂直等高线的厢房做成“天平地不平”的坡厢。“天平”指坡厢处于同一屋顶下;“地不平”指地坪标高处理不同,一种是数间厢房室内陆坪可以分台,设台阶联系,另一种是室内陆坪向一高度,外部院坝地坪:匝坡斜下。这种方式与小坡筑台方法结合使用(图16)。 

拖,即拖厢。几间厢房分间顺坡筑台,每间屋顶相地坪都不同标高。有的可拖下五间以 广。这种方式在山地寺庙中也多采用,如灌县的十阎殿便层层下拖若干间。 

梭,即梭厢。在长坡地段可将厢房分间筑台而建,但屋顶采用单坡顶顺坡梭下。也有的正房悬山顶做长短檐,前高后低,后檐可梭下几近人高,室内视地形和空间可分台或不分台  靠,即靠山。也称附崖,房屋横枋可插入山崖体内取得稳固,楼面微微内倾。整幢建筑 似乎靠在崖壁上,有的也称附崖式建筑。

跨,即跨越。房屋布局横向发展,遇有地形下凹或有水池、溪涧等,房屋便跨越而过,枕于其上。

架,即架空。此种方式与吊脚相似。吊脚常是半楼半地,房屋一部分还依托于台地而建, 另一部分呈楼而悬吊而下。架空则是整幢房屋由支柱层架起而建,支柱层作为它用,或如过 街楼架空下部以作通行。 

跌,即下跌。房屋以上部临街平房为主入口部分,其余楼层沿坡层层下跌,其下部分可用吊脚或可筑台。

爬,即上爬。房屋以下部临街楼房为主入口部分,楼层沿坡层层上爬。甚至有的场镇以石阶梯为街道,房屋布局逐台上爬,沿江一带颇多采用。 

转,即围转。在地形较复杂,特别是盘山坡道拐角处两侧布置房屋,常呈不规则的扇形围转方式分台建造,而不是简单的垂直或平行等高线。这是山地营建的一种灵活别致处理手 法。 

退,即后退。山地房屋基地窄小,不规则,多有山崖巨石阻挡,布置房屋不求规整,不求紧逼,随宜而治,宜方则方,宜曲则曲,宜进则进,宜退则退,即所谓“后退一步天地宽”。有些大型宅院也不过分追求完整方正,尤其后部及两侧,多随地形条件呈较自由的进退处理。

钻,即钻进。—种是因台地较高,入口台阶可“钻入”房屋内部而上.形成持别的入口处理方式。另—种是利用岩洞空间建房,房屋空间与岩洞空间结合使用,犹如“钻洞”一般。 

让,即让出。有的基址台地或石规则地段,本可全部用于建房,但出于多种生活功能使用上的综合考虑,也可主动“让出”一部分空间以作它用。如让出零星边角小台地用作半露天厨灶及生活小院或户外活动场地。在山地房屋密集的聚居地段,房屋互让,交错穿插,形成变化十分丰富、奇特的邻里空间和环境空间。有的房屋布局有意识地让出名木大树或山石, 反成居住环境一大特色。 

错,即错开。为适应各种不规则地形,房屋布局和形式可不拘一格,平面组合可前后左右错开,竖向空间安排可高低上下错开。 

分,即分化。房屋可随地形台地条件,以大化小,或化整体为零散,使平面和小体量更利于机动灵活地组合。在竖向处理上,对下跌式或上爬式可分层入口,以利于分户使用。

联,即联系。无论宅院群体或场镇村落,因地制宜使用各种生动活泼的联系方式使之沟通为一个整体。房屋之间可用天桥、廊道、挑台、外楼梯等。山地聚落中的各种梯道、盘山小径、过街楼、桥涵或山洞通道等,都是山地民居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加强联系的各种组成要 素。

3.适应高湿热气候条件,创造多种经济适宜手法,改善生活居住环境质量  

四川盆地是高湿热地区,建筑处理如何适应这种特殊的气候条件,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四川民居积累多年经验,创造出许多既经济适宜、又能有效改善家居生活环境质量的优秀手法,有的发展成为较成熟的建筑形制和传统。在城市场镇聚落形态上,最突出的是各种不同处理手法的廊坊式街坊制度、形成整个场镇的统一建筑风格,在房屋私有的社会环境情况下,要做到这样的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使用是很不容易的。这正说明它确实是一种十分适应炎热多雨天气条件并为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建筑形式,也证明这种创造是具有深厚民众基础的。与此同时,在这种基本的建筑原则指导下,各地具体处理也有许多灵活生动的创新手法。大体上可归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宽廊檐,即街两侧房屋均让出数个步架,甚至到中柱以前的一半房屋的地面,作为覆盖式街道的一部分,有的可达 4—5 米以上。

第二种是大披檐,即店宅式楼居前另作通长柱式披檐形成街廊。

第三种是骑楼式。上为民居楼房,下为架空街廊。

无论何种形式,所有临街几乎都是开敞式铺面,条形长铺板均可装可拆。因此,在赶场时无论酷暑烈日或阴雨连绵,都不会冷场,而量这种廊枋街的景观总是十分通透、宽敞而凉爽,吸引着四方乡民与旅客,乐于在此停留。 

在民居平面类型上,四川民居主要以天井院为其特色。大型宅院一般除了有一较大的主庭院外,其余都为天井或天井式院子。因此,天井的数量多少,便成为民居规模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有的大型宅院就有数十乃至上百个天井。由于四川的气候特征,除了炎热多雨外,秋冬早春季节雾气重,阴天时间长,尤其整个冬季,很少见到晴日天气,因此,四川的以天井为主的四合院既不同于北方,又不同于南方。它的大小介于南北之间,比北方小,而比南方大。另一特点是较多南北方向狭长的条形天井。这些特点反映了夏季防日晒、 利通风,冬季多纳阳、多采光的生活需要。在城镇人口密集区,多为小天井民居的联排房或印子房,也都是适应气候的常见平面形制。更巧妙的是天井上空加盖凉棚的“凉厅子“做法, 兼通风、采光及防雨、防晒多种功能,又扩大了室内使用空间,是极具创造性的手法,成为一种独特的民居类型。

宅院内部空间环境大量采用开敞通透手法组织穿堂风是适应气候的又一大特点。如全开敞的有不设置门窗的穿堂、过厅、连廊等。整个民居大院穿堂风组织良好,四通八达,天井、气楼及屋顶猫儿洞、老虎窗等又具抽气排风作用。因此,天井式民居空气对流、回环, 不断输入新鲜空气,带走污浊空气和潮气。

在结构构造上有不少隔热、防晒、防雨、防潮的做法,简洁而实用。因冬季不冷,所以小青瓦屋面轻薄,也利于翻盖检修。为了隔热,一般宅院内空层较高,尤其川中、川南民居正房内部空间不设天花,多为露明,显得较为高敞。其他房间做阁楼层,既可隔热、又可供 储藏。屋檐大出挑,多设檐廊、回廊、宽阶沿,挡阳遮雨效果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民居独有的竹编夹泥墙构造,既透气、又吸潮,被称为“可呼吸的墙”,这种墙壁围合的房间, 梅雨季节室内陆坪可避免结露。沿江吊脚楼的通透开敞处理更是手法多样不拘—格,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民居的环境绿化可改善小气候环境,冬可防北方寒流侵袭,夏可遮阳温,也是四川民居营建中给以高度重视的方面。 

4.兼收井蓄,多元融合的民居建筑文化品格 

从四川民居发展史可以看到,它不是在一个完全封闭孤立的建筑文化背景下演变展的。历史上古代巴蜀建筑文化同北方中原建筑文化和周围地区的建筑文化紧密联系,不断交流融 合,相互促进和影响。自秦汉以来,四川文化代有演变,并不断有新因素加入,其中与历代 移民活动关系极大。秦治巴蜀,大量北方秦人入川。三国时代刘备主蜀,唐代玄宗僖宗避乱 蜀中,又有不少北方中原人氏留籍。尤其是明清两代,先后两次大规模移民,即所谓“湖广 填四川”之说。大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乃至陕西、甘肃、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移民入川定居开垦。一方面相互兼收并蓄,综合提高,发展更进—步;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因素多元并存,使省内不同移民地区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从原住地带来的持色。

据清嘉庆《江安县志》载,其时“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来自五湖四海的“客户”带来原来的建房制度和技术是不可避免的。在融合交汇中,呈现出多元并存而又交织共趋的复杂建筑文化现象。之所以四川的同乡会馆特别发达,就是这个原因。会馆建筑从本质上讲,就是扩大了的民居, 在风格上也多取民居风格。江西会馆称万寿宫,强调封火墙、马头墙做法。两广会馆,称南华宫,装饰风格豪华气派,色彩艳丽。两湖会馆,称禹王宫,牌楼戏楼高大,雕饰丰富。陕西会馆又称西秦会馆,雄伟壮观,稳重华贵。因此,对省内各不同地区的民居,除自然因素影响外,人文历史因素影响也不可低估。如川北阆中、广元一带民居便具浓厚川陕民居混合的风格特征,房屋较为低矮,而出檐又较深大,院落围以土墙,而穿斗架又显露其上。川南一带的廊坊街,类似广东骑楼,这也可能与来自两广的“客家”文化有共种继承关系。因两者气候条件颇相似,故外来建筑形式无需多大改造,便自然因袭下来,但在用材上同四川常用的穿斗架、夹泥墙、大出挑、小青瓦等传统相结合,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气质品格。 

此外,四川山地四周有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演变也必然会影响投射到民居建筑文化上来。川西阿坝、甘孜藏族、羌族地区,凉山彝族地区,川东南和川南的土家 族、苗族地区,都有自己的独特住居文化,如藏族的“碉房”,羌族的“邛笼”,彝族的木板 房,土家、苗家的吊脚楼等等,在与汉族民居的交流中,都不同程度地相互影响,形成四川 民居多元融合并存的生动局面。 

5.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求创新,因地制宜,民居风格特色丰富多彩 

 四川民居在长时期的多元融合中逐渐形成风韵独到、自成一系的统一风格,同时又因各 地区复杂多变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人文背景,表现出意趣各异、多彩多姿的不同变化与创新。如同独特的四川方言一样,民居也具有浓郁的泼辣、幽默的“川味”风格,但不同地区 又有坦诚、率真、不拘常套的地方性格。正是这种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求创新的现实主义 生活态度,使四川民用特色鲜明,异彩纷呈。 总的来说,四川民居审美风格主要表现为轻灵、秀雅、素朴、亲切。

轻灵,这是基本的建筑造型手法、如大出檐、多层挑、斜撑弓、长吊脚,都给人以举重石轻之感,灵活的构造处理,灵巧的地形利用,灵动的建筑组合,尤其是屋顶潇洒、舒展的形态,薄薄的小青瓦加上通空镂花的屋脊和生动的翘尖,轻盈明快的风格油然而生。 

秀雅,不论是多天井的大型宅院还是单家独院,在所处环境之中与青山绿水谐调统一, 充满秀气。建筑用材绝少粗笨,建筑装饰绝少堆砌华艳,即使是废物利用的“瓷瓦贴”,也别出心裁又秀丽雅致,绝少俗不可耐。院内各色小品布置及园林,类似江南风格,亲切可 人,加上匾额题对,充满温文尔雅的文人气氛。 

素朴,更多地反映在地方材料的使用上,因地制宜,巧为配搭,突出表现材质本身的自然美。大多数木构民居为天然本色。黛黑色的小青瓦,棕色的木框架,对比着白色的竹编泥 墙,十分恬淡明快。有的地区如乐山,多红砂石料、用于墙基、筑台,恰与大地混生一般。尤其山区石土混构的瓦房或草顶,更是朴实。城市场镇大院,除个别豪宅之外,多数不尚过 分的雕梁画栋,施彩绘也颇清淡,图案用色也较节制。四川小场镇尤多,无论在山间坝子, 或沿溪傍河,远看都似一幅幅水墨抒就的图画。 

亲切,主要指民居的人情味和尺度的小巧合宜,特别是乡村及山区的组群式民居,几户 人家成一小型聚落,一般都不设围墙,三五个小院错落有致,形态组合自由随宜,周侧小桥 流水,大树浓荫,石板路婉蜒田坎之上,加上民风朴实率真,令人备感乡情亲切,农家至乐。 

除上述共性外,川内各个片区的地方风格也有种种差异,如川东更多俊俏轻灵,川南更多通透开敞,川西更多平和素雅,川北更多敦实粗犷,川中更多精巧秀丽。在统一共性中表现不同地域的建筑乡土文化的个性,这正是优秀的传统民居的可贵之处。与此同时,四川民居风格也反映了川民不怕吃苦、勤劳能干的聪明才智和乐观幽默、灵巧泼辣的地方性格,反 映了巴蜀建筑传统文化的宽容度和融合力。(中国民居建筑(中卷)316~~341 页)


四川客家民居

  一、四川客家民居的分布  

清初以来,南方各省大量移民入川,四川人口大增,导致各地新老居民混居,原来各乡固有的民居、村镇面貌几乎都已改变。客家人是外省入川中人口最多的一支大军,他们散居在川中、川东及各地,特别是穷乡山沟僻地,他们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在一起。其中比较典 型的客家民居是在川中地区,主要类型行一堂屋、二堂屋等(图 1)

客家民居在原乡有多种类艰,如圆楼、方楼、五凤楼等土楼类,也有半月形围拢屋、两横两杠屋、双堂屋、三堂屋等多种模式。

它在川中的分布情况是:成都郊区东部及临近简 阳、金堂一带,多二堂屋分布。所谓“二堂屋”,即进门间为下堂屋,正房中为上堂屋,上、 下堂屋间为天井,同在中轴线上。左右厢房无门壁而开敞,正房三间,无楼,下房三间,中 为下堂屋兼门厅,四围封闭,少窗。有土坯砖砌、土夯、夹泥竹编墙、木板壁等形式,成都东部二堂屋几乎清一色草顶。正立面上部有一条长坡檐以衔接山墙处。草作工艺相当精湛, 礼花饰脊,檐口平整,是川中草屋民居的精品。这类“图”形的平面和草作丁艺直接影响成都西、南及双流、温江、仁寿、彭山、郫县、灌县等县的草屋布局和屋顶制作。其中各县虽多以四合院完善形制,但依然可见二堂屋形制的渗透力。 

二堂屋在隆昌大部、荣县局部也有大面积分布,不同的是这里的二堂屋为瓦屋顶,个别或正房有楼,或正房、耳房均有楼。这就形成了二堂屋的两大分布区。

其中隆昌、荣昌分布面积还大于成都东郊,但较分散。

 客家土楼、碉楼民居的分布,以土楼民居特征最易识别归属。它不仅分布在涪陵南部山区,主要是方形、长方形平面,体量小于原乡土楼,格局依然。只是有些周围附加木构瓦顶形成合院,反映出四川客家土楼与中原合院的融合,这正是四川客家土楼民居的特点。附近武隆、南川、巴县受土楼影响最大,因当地不全是客家人,虽成为川中碉楼民居集中区域,但大大缩小了防御单体体量,民居自成一格,但可明显看出土楼的影子。武隆长坝刘汉农宅,以高大围墙串联四角四个碉楼,是土楼向碉楼民居过渡的一种做法。这是四川特殊碉楼民居的孤例,十分珍贵(参见后面实例“涪陵瞿宅”)。 其他非纯客家人居住地区,尤其山区和边远之地,也有建碉楼的习惯,但比较分散,且与客家人“两横两杠屋”及四合院相结合。但作为住宅主体的“两横两杠屋”应是客家人半月围拢屋的核心空间的紧缩,明显地是客家人传统固有的形式。因此,是川中客家人把原乡 土楼和“两楼两扛屋”两种形式在川中进行结合与发展,例如仪拢马鞍丁维汉宅、 广安龙台杨森宅、宜宾李场“顽伯山居”等等。 当然,碉楼民居不独川中客家人才有,诸如湖广人、江西人、闽南人在原乡历来有建碉楼民居的习尚。甚至川中土著,比如荣昌保安乡喻家也有碉楼民居。侗碉楼及宅院多有出入, 各具特点。 

客家民居在四川独领风骚,很大程度是由于客家原乡民居在汉民居大体系中独树一帜, 已形成本民系民居的特点。进入四川后,民居的形神发生了一些变化,综合起来有如下诸点。 

 (1)大分散、小集中是新的环境中一种新的聚居形式。小集中以原乡原籍原宗为聚居基础。聚居区内家族单位变小,必然导致居住空间变小。

(2)客家人经上千年的地域流变,有不屈不挠的民族个性和稳定的意识及物质形态概念, 基本心理为防御。

(3)四川内陆山区丘陵,时五方杂处,互有戒备,长期以来,发展出一套适合山地、丘陵地谋生的生活方式。

(4)四川气候炎热,建筑材料和原乡诸多类似。

(5)盆地地形和富庶出产进一步强化了封建小农意识。促成了“五方杂处”,内耗性加剧, 很容易在对外关系上产生诽他性,“虽云杂处,罔不同风”,亦自然强化居住形态个性。 

(6)客家男子素有外出经商、打工的习尚,必然考虑建筑的防御功能,以保证家中妇孺老小的安全。

(7) 《四川古代文稿》:“由外省来川开垦之人,多系一家、一户同住”,若繁衍成大家族时,又被川中“人大分家”风俗解体。因此,居住群体的宗法、伦理、礼义聚合已无基础。 

(8)小农经济贫弱无力构筑原乡庞大土楼。虽清中叶聚财者中有基本按原乡土楼风格建造者,但体量已变小,且仅住一家人。 

(9)嘉庆年间白莲教农民起义,朝廷下旨“坚壁清野”,以都统德楞泰、广州将军明亮《筹令民筑堡御贼疏》为镇压农民起义方案。因此,在川东充分发挥了客家人构筑土楼碉楼的技艺,为客家人建筑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所以,川东客家碉楼民居发达甚川中其他地区。 

(10)客家人入川时,几无本地建筑可借鉴,多是受中原色彩浓厚的陕、鄂、湘民后影响。 

综上所述,在川中的客家民居形成了以下 3 个特点。

(1)小型化。 (2)在不失原乡客家民居基本特征情况下的综合化。 (3)基本保持客家土楼风范。 如此,又强化了某—模式在某一地区流行的形态,形成了客家民居在某地区内的分布范围。

 造成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1)四川不仅是清代全国内陆客家移民最多的省份,同时又是语言、风俗等方面保留种类最多的省份。这些不可能游离物质民俗之外而单独存在。

(2)国内尚无大规模发现非常贴近原客家人居住形态的地区。虽然亦有客家人居住在广西、台湾等省区。

(3)其他省如陕、鄂、湘,其民居多以中原宅院形制为主体,少有发现如客家原乡个性交出、数量巨大又集中的民居建筑。因此,在封建社会宗法礼教森严的环境中,客家人或是其他省的人,两者都不会借对方的居住形式来供奉自己的祖宗和居住家人。

(4)从闽、粤、赣三省迁徙四川的移民中,同时有大量非客家人。他们在原乡也和客家人一样有兴建土楼的习尚,甚至规模更大。比如,闽南南靖县各乡,黄汉民在《福建土楼》 中说:“土楼中的居民绝大多数是闽南人,只有与永定县交界的书洋乡、梅林乡的几个村是客家人。”恰南靖县移民四川的就有不少。为何四川客家民居中没有圆楼、半月围拢屋?圆楼和围拢屋是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移居四川后,环境发生了变化,也就没有必要或无力再建庞大的圆楼、围拢屋了,更谈不上分布了。 但“圆”的意识在客家人居住区内还时时有所流露。成都东郊农村过去有的大宅前,都有半月形水池。柏合场呈圆形街道布局,巴县丰盛场也呈圆形街道绕场一周,一个川西—个川东,两地均以客家人为主,这是否圆楼意识的放大?因为像福建天宝寨圆楼本身就有赶集式的墟集(《福建土楼》语)。

二、四川家民居的演变  

史学界认为,四川客家人来自广东、福建、江西时间在清前期和中期,迁徒时间跨度在百年左右。 客家人来到四川后,或以血缘性、地域性聚居,或单户与其他省籍移民混居。渐而又有不少人在四川境内多次迁徙,使川内多数农村、城镇皆有客家人的存在,甚至在少数民族境内亦有小规模的聚居及散居。四川成为中国客家人分布的五大居住区之一,且为内陆最大的居住区。经 300 年历史的变迁,他们的状况如下:

①在农村仍有规模化但正在逐渐缩小范围 的聚居地区。如成都近郊龙泉驿区所辖部分乡镇、隆昌县与荣昌县交界地区,涪陵县、南川 县、武隆县、巴县交界地区,西昌市黄连乡部分地区等。

②四川城镇过去会馆林立,如古书曾记载,在四川这样的移民区域,闽、粤籍的商人会馆所占分量很大。他们的会馆兼古庙南华官、天后宫、万寿宫,或三者全有、或三缺一二者几乎遍布四川城镇,说明城镇客家人亦有大量居住者。

③散居在农村者就不计其数了,如征金沙江畔崇山峻岭的大乘乡有围合状态极好的龙氏山庄。在其他边远地方,也发现不少个性鲜明的客家人住宅。 

以上三种客家人居住地基本厂构成四川地区客家人分布图。它是研究四川客家民居的导 引。 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1662—1820 年),闽、粤、赣三省客家人来到四川,以 下几种原因影响着客家民居的发展。

(1)入川客家人中,多是以父子、夫妻、兄弟小单位直系血缘关系者,经济基础贫弱, 对住房要求不高,能遮风避雨即可,加之还有不少人在川内继续迁徙,而闽、粤、赣三省还 有人陆续入川,这一时期是客家人在川内居住分布的过程,并经不断调整后才稳定下来。乾 隆年间,四川经济全面复苏,与其同步,才延续不断地建造像样的住房。 

(2)客家人入川,不少是以血缘性或地域性,或两者结合组成村落者。入川后其亲和性容易形成新的血缘性、地域性结合,往往构成一块新的垦殖区域。但这种区域往往又是几县交界土地较为贫瘠的地方。因为好田好土已被其他省移民捷足先登。恰如此,这些聚居地区内最易传承客家原乡的习俗文化和建筑,从而形成四川境内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客家人岛”。

(3)客家移民中,虽然农民数量最大,但也有经商者、行医者等,他们当时选择在明末清初的城镇废墟上立足,再加上原地农村分离出来的客家人进入城镇,就构成了清初四川城镇最早的居民。他们之间通婚结亲,互通有无,合成了新一轮的四川人文特征。但在客家人聚居区内的场镇仍是以客家人为主。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自秦汉以来,四川就有“人大分家、别财异居”的民俗民风,并延至今日。其子女成人后结婚建房多离开父母住房,在其他地方择基而建。这就是四川很少形成聚落的原因之一。但广大农村人口要交往,要联乡谊,要聚会,自然惟有城镇是一并解决诸多问题的最好场所,因此反过来促使了城市与场镇的发达。客家人参与城镇建设最能体现个性和民系特征的就是他们的会馆,如广东人的南华宫,福建人的天后官,江西人的万寿宫。

三、四川客家民居特征  

(一)民居的防御意识强烈 

客家民居在原乡以大体量利于聚族向心,创造出空间内向聚合,以中轴、对称形成中心, 无论是土楼系列还是围拢屋形态都是把内聚和防御两方面结合得极为紧密。反过来以围护的 坚固墙体强化内部,来达到抵御外敌侵扰的目的。这两者缺—不可。四川客家民居忠诚地继承并融入了客家人这种强烈的防御意识。比较典型的模式有如下几种。 

(1)土楼向小型化方向发展。据多年调研的资料,最大的土搂边长为八丈(约 27 米),加 裙房面积约 600 多平方米,高三层约 15 米,四角有碉楼与墙体衔接,是原乡客家民居四点金的四川版。土楼中为天井,四周全为木穿斗结构、墙体与木构共同承重,墙体四周开有枪眼和窗户,二层有内向回廊绕庭一圈形成通廊式空间。此外,除卧室外,还有马厩、粮 仓、水井等防御设置。小青瓦覆盖,四脊齐平,整体造型端庄稳重。有的土楼还在天井中建塔阁并高出四周,起到观赏与眺望并重的作用。 更多的土楼向更小型化方向发展,特点是边长仅有 9 米,平面 9 等分均摊,但中心仍留天井,因此,三层空间建造下来,天井犹如深桶,采光不甚明朗,加之楼梯由天井侧旁上下, 使天井显得更加狭窄幽暗。但瓦面仍分四方,分为向外向内两个方向排水。也有整座土楼被歇山式屋面覆盖的,形似大型碉楼,但平团多变成长方形,面积为 9 米 x 6 米,已接近四川一般土夯民居。不同的是楼高三层,对角上往往有碉楼衔接,碉楼楼面与各层衔接,防御与住宅合为一体。土楼小型化是四 川客家人家庭单位变小、从聚族而居的方式解体出来的必然结果,因此它的防御空间变小也是顺之成理的。它们多分布在川东山区。 

(2)碉楼与墙相连形成围合的防御体系。这种模式是四川客家民居中既继承古老防御意识又引进湖广两省木构庭院的结合体。由于围合面积一般较宽大,围内又多置园林,因此, 山区者多以寨子、山庄相称,平坝者多以庄园呼之,它是四川客家民居最具创造性的一种类 型。它分布较分散,较集中的区域是川南各县,宅主多是游离客家聚居区的绅粮大户。它的空间特点是:外围以碉楼和墙连接形成围护,中间以庭院组织内部。内部多为多进合院,以木构平房形成规整的中轴对称格局,是家人活动的中心。在它的不等距离的四周,依据地形特点布置碉楼,或四角四座,或宅后各一座。然后以墙相接碉楼形成围护。围护多为方形, 墙体用土夯或石砌,很宽厚,最厚者达 2 米石砌,如屏山龙氏山庄。 

(3)碉楼和木构瓦屋、土坯土夯草屋相结合的防御模式。一个三、五开间的平房,或者曲尺形三合院、四合院,它们开敞的空间和简陋的材料对付兵匪盗贼是无能为力的。这些占 农村多数的贫苦客家农民要白保,经济上不可能像山庄寨子都建围墙,因此,把碉楼纳入住 宅之内以权充防御算是当时较好的办法,目的是兵匪打来时可迅速避入碉楼以保暂时安 全,所以内部空间上把碉楼底层门与住宅相通。有的还在碉楼底层四墙外再加同一圈防护墙, 形成回廊,似过道以迷惑敌人。更有的在底层内部挖地道形成地下防御,并有秘密出口与野外相连,作用是防敌人火烧房屋时留条出路。必须指出的是,这类碉楼民居模式数量之大, 分布之广,土、石、砖、木相结合材料应用之广泛,空间形态之丰富等现象表明,碉楼民居绝非都是四川客家人所独有。但它又明显地在客家人分布较多的县乡发现较多,似乎可以这样推测:一是客家人行之有效的防御方式影响了其他省移民,使其仿而效之;二是四川土著和其他省移民本来就有建碉楼的习惯,无非也是一种空间的传承和沿袭。也可能两种情况都有,因为碉楼形态的相似性使得很难判断它究竟该属谁家所有。而且单凭宅主祖宗是否来自原乡客家人聚居地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4)众人聚民地区的防御意识比起上述三种情况来显得淡漠。聚居区虽然不是挨邻搭界的房屋聚落,但彼此房屋相距不是很远,视听可达,一家有事,消息很快就传遍四方。因此, 住宅的防御性就不如山野僻远之乡的个体住宅所表现出的防御周密性和坚固性,这也是导致 —种空间模式容易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四川客家人几个大聚居区,如隆昌县、成都龙泉驿、 西昌黄连乡,相距两千里,居然民居平面与空间、作法、材料非常近似。从这里可以说明,一是四川客家人认同的居住模式必然来自原乡,二是乡情认同也是共同防御的认同。如果说个体住宅要防范小偷的话,也仅仅是在建筑的四周墙体上用土夯、土坯构筑,而不像四川其他省移民民居用全木构作法,这一点是有很大区别的。 

(二)民居核心空间不变  

陆元鼎在《广东民居》上说:“围拢的发展足很有趣味的,它以堂屋为中心,或—堂屋,或二堂屋、三堂屋,然后两侧加横尾,后部加围后即组合而成。”陆先生此说表明客家围城无论最后发展多宽多大,它总是有一个中心空间的:由此推测,客家民居在中心空间上影响着或者制约着其他客家民居类则的形成和发展。一定意义上讲,一堂屋、二堂屋是大部分客家民居的基础宇间或基本单位,也是以夫妻为核心的社会最小单位的外化。因此,这种宗法观念所深刻影响的极为牢固的民系习俗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建房行为。 从调查中可以知道,在四川隆昌县、成都龙泉驿五个乡、西昌黄连乡相距上千公里的三个客家人聚居区中,其民居即一堂屋、二堂屋从平面到空间都很流行。共存在的基础是:

① 血缘件、区域性(指来自原乡)聚居,容易传承同一模式。

②都是客家人同一个民系。

③四川经济条件和“人大分家”的民俗制约了四川客家人九族聚居同一大屋的奢望,原乡一堂屋、 二堂屋又恰好解决了分家立灶的空间需要,同时又继承了祖上习俗模式。

④四川无台风,但其他气候状况和东南沿海差别不是太大,建房要求不高。

为了说明一堂、二堂与四川客家民居关系,不妨再从黄汉民《福建土楼》论述中找一些依据。黄先生在五凤楼《大夫第》中言:“三堂即三个堂屋,位于中央南北中轴线上,包括下堂、中堂和后堂。下堂即前厅,也就是 门厅。”由此可见,在原乡客家聚居区内无论粤北、闽西,均视堂屋中轴系列空间为核心。四川上述二个地区包括贫困者的一堂屋,稍好者二堂屋,富裕者三堂屋,就是如此布局。再从土楼、碉楼来说,也是遵循着原乡基本营造精神,如涪陵土楼外部高墙围合、四角有碉楼外,内部天井四周采取通廊式。有的小土楼连面积、开间尺度、平面划分、空间处理都与原乡出入不大,区别的只是材料、层数、外空间装饰等。 

(三)四川客家民居的复杂性  

前面论述中,谈到四川是一个肇始于清初的移民社会,是闽、粤、赣、湘、鄂、陕、桂、 黔、川等省的人民共同组成的社会大家庭。他们和睦相处、五方杂居。三百年来,除部分客 家人和湖南人在小范围内部说着家乡话外,整体上都讲四川话。这种时间形态上的内外有别 表现在空间形态上也“内外有别”,更多的客家人分布在几十个县市里,住房上已经消失了 客家原乡的固有模式和特征,变得和其他省移民住房没有区别,尤其是占多数的贫困者和散 居者。 

如朱德老屋,最早出生地李家湾仅有一个碉楼在左厢房外,碉楼一毁,仅三合院而己。他的东家丁维汉也是客家人,却保存了原乡客家双堂双横屋特征。而邻近仪陇县的巴中、通江也曾是客家人较集中的地方,但该地民居尚未发现有明显的客家特征。金沙江畔的屏山县 不是客家人居住区,却在大山顶发现精彩的客家龙氏山庄。三峡深处的奉节县也不是客家居 住区,在附近深山也有双堂双横屋的发现。郭沫若是客家人,书香门第理应有传承传统文化 的家风,但他家宅的天井反而狭窄得像陕西民居。 四川碉楼日前最集中的川南、川东地区,各类碉楼估计不下千例。有的做法精绝奇持, 在顶层上造戏楼、住房、观景楼、小姐楼。有的与塔结合形成塔楼。碉楼高者有达七层二十余米者,数量多者一般于屋的四角建四库。更有甚者,有的把碉楼搬进城镇,虽多在屋后不临街设置,如宜宾、江津复兴场、綦江东溪场等。也有个别以碉楼当临街铺面用,如忠县拔山场。在这里不仅碉楼发生质的变化,宅主是否客家人也值得怀疑。如果宅主有确实的谱碟说是来自客家原乡,才可算是客家人居住的民居,因为不是客家人也可造碉楼,那就不能断定凡建碉楼者都是客家人了。然而,二堂屋就不同,它的“硬八间”稳定平面及空间形态, 放在什么地方一眼便知是客家民居。因此,应该明确四川客家民居的界定标推,那就是:第一,四川客家民居必须有原乡同类民居核心空间借鉴与继承者,如二堂屋,这种类型民居虽然不是客家人居住也应叫客家民居,因为研究建筑现象,空间相形态是第一位的。第二,在防御构筑和围合形态上明显有原乡客家民居的防御特征,又有谱蝶证明或其他依据可证明者,也应叫客家民居。 

四、四川客家民居实例 

1.东山茅舍——成都钟宅(图4)  

成都龙泉驿区客家人,俗称东山客家人,大多来自粤东北山区的大埔、梅县、兴宁、五华、龙川、和平、连平等县,人口约 50 万。他们保留了传统风俗习惯和语言,同时把住宅制度也带来川中。广东客家民居“二堂屋“的特点是以厅堂为中心,中为天井,对称组合而成,有简单的上、下堂,采光靠天井,四周无窗。这种平面模式搬到了四川,龙泉驿一带称 其为“硬八间”。就西河乡钟俊成宅草房而言,这“硬八间”,当地称为“亚”字形平面,它包括大井周围封闭与半封闭各四间组成。封闭的为四角房间,半封闭的为上、下堂和左、右 厢房。由于四川气候日照少而阴湿,故去掉了厢房的门壁,使之和上、下堂串通形成半封闭空间特色。这一改动,不仅使天井采光可照到各个角落,使得整个院内光亮淌堂,又开拓了气流通道可随时驱散潮气。更实用者,在移民四川后,家庭单位变小,最适宜新环境中一家几 口的居住和室内劳作,也就在平面不增大的基础上加大了空间容量,同时又融洽了家庭的和 睦气氛。所以,进入这种模式的住宅不感局促,不感低矮压抑,而显得宽窄合适,十分温馨祥瑞。

钟宅是“二堂屋”模式之一例,面积、各局部尺寸、高矮、墙体土坯做法都近一致,而以屋顶草作为当地民居的待点。这是由于川西煤少瓦贵,但稻、麦两熟,有用之不竭的草料。且麦草较之稻草硬朗、柔滑,易覆盖、易造型,若用其盖房不易变形软塌。尤在檐口处可剪 裁修饰,使得光洁平整,并仿效瓦屋檐口,形成内斜 23—26 厘米草层厚度,使雨水顺一条 线流向天井。脊饰更是,如瓦脊、扎花做吻、翘角。草层下除檩子用细小的木棒之外,椽子, 有的甚至檩子全用竹子扎编成网,不但充分利用了川西盛产的竹材,亦有效地控制了草的下滑,稳定了屋顶。因此,川西草房也就闻名遐迩。 

2.廊连碉台——涪陵刘宅(图 7)  

庭院内设置一个碉楼在屋角宅旁,同时,用封闭的长廊与住宅底层内部空间直接连通, 既把碉楼和住宅分开,两者又紧密联系。在川中数百碉楼民居中有此独持做法的,涪陵刘宅 就是一例。刘宅立于两山分界的脊梁东侧,宅坐西北朝东南。碉楼立于宅后正西角,其立面俯向庭院,正对东方。庭院与碉楼间相距 4 米,约有10米高差。庭院为中轴对称二进合院,布局无特别之处,惟正房右侧第三间房内挖空屋顶,揭瓦开洞,从稍间竖木梯由此跨出屋顶,再搭旱桥连接后坡的碉楼底层。旱桥为斜面,中间又设梯级若干。左右的栏杆上升齐瓦顶,竹编夹泥成为封闭的廊道,其上再覆以青瓦廊盖。这样,以廊道连结庭院和碉楼的空间,使三备浑朴—体,产生了碉楼民居中十分优美的建筑景观。

刘家碉楼位于涪陵县开平乡。宅兴建于清末。现从庭院到碉楼至廊道,保存相当完好, 是土夯、石作、木构三结合的混合体。庭院格局为二进合院,选址在山脊旁凹地,周围山峦 起伏,地貌奇特,植被丰茂,加之与众不同的建筑造型,使自然与人文得到完美的结合。3.城廊围合——屏山龙宅(图 8)

碉楼与墙相连结形成围合防御体系,这种模式是四川客家民居中既继承古老防御意识又融进湖广两省木构庭院的结合体。由于围合面积一般较宽大,内又多置园林,因此,山区中多以寨子、山庄相称,在平坝则多用庄园为名。这是四川客家民居最具创造性的一种类型,分布较为分散,而较集中的区域则在川南各县,宅主多是游离客家聚居区的粮绅大户。 龙氏为广东亲府州长乐县(今梅州五个县)龙村乡人,康熙年间随“湖广填四川”大流入 川,先插占客家人聚居区的荣昌、隆昌两县交界地区,后辗转流徙川南,最后路户屏山,如前所述,正是游离客家聚居区者。道光年日,龙氏在岩门开始修建山庄,历十余年之久。有专家认为始建时间应在同治、光绪之间(1862—1874 年),无沦何说,龙氏山庄至今最少也有 130 多年的历史。 龙氏山庄选址岩门村一山岭坡地上(1982 年批准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坐西朝东。宅前视野开阔、远山层层,重峦叠嶂,住宅前低后高,地面高差约 7、8 米,占地约 50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3163 平方米。自大门入,门宽仅 1.47 米,高 2.7 米。其上为城墙,墙后为戏楼。戏楼置于大门之后,柱网成“品”字形与墙相连,正是川中尤其是川南清代以来风靡大宅庄园的做法。城墙绕庄园一周,约 208.2 米(不包括碉楼),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墙宽 约 2 米(1.98 米),高 5—7 米不等,随着坡地地形的变化,墙体亦呈前低后高的变化。最为与众不同者,是城墙上皆有两坡瓦屋顶构成覆盖城墙的长廊,长廊层叠,长短不一,形成全天候防守梭巡的工事,同时又成为家人休闲漫步的观景廊。廊道绕至宅后,穿过两座高约 11 米的碉楼,至右部个段分叉,—路进宅中部,一路继续绕行至的心瑞再到大门戏楼。城墙全用条石包砌,中为土石填方,并使城墙上路面,路面齐外墙面,再夯筑土墙至长廊檐部, 并绕庄园一周,还在土墙上开窗开枪眼。而长廊内向一方则全开敞,形成封闭性极佳的通廊式环行防御、散步休闲兼用的全天候道路。由山下看城墙及长廊与屋顶,三者偕为一体,横骑在半坡斜面上,真如巍巍古城之貌。 由大门进入约 5 米高戏楼下的通道便是地坝。其上就是龙氏山庄砖木结构的核心部分三进式坡地大型庭院。庭院由四个合院组成,前后两大院中间夹两个小院。于此由大门、戏楼、前厅、中厅、后厅构成中轴线。由于空间宽大,表面上看各天井、房间格局规接,经测绘发现,中轴偏离 5°—10°四川大型老宅中轴偏离现象不独龙氏山庄才有,比如巫山大昌温家大院也是,其原因多出自风水。 

4.宜宾邓宅(图 10) 

宜宾县北部浅丘地区,深藏一座传誉四方的大宅,当地人都叫它“顽伯山居”。“山居”主人姓邓,兴建确实年代尚未考证,从民间流传和形制、法式看,属清同治年代客家碉楼。该宅选址在一山丘斜坡上,后临高岩,前迎缓坡,坐北朝南,是攻守兼宜、视线开阔、向阳高燥之地。由于宜宾县北部多浅土红砂地,土质贫瘠,农业人口分布稀疏,旷野宁静,山林空寂,山居气氛浓厚。从选址看就不难悟出宅主是一个有文化或旧学底子的人。因偏隅一角,故称“顽固老大”。邓宅在庭院平面上为一传统的二进院落式围屋布局,外面再加一重围墙,四周各置一个碉楼。从表面看来,土筑四周、夯墙高厚。正立面更是枪眼密布,碉楼虎视眈眈。大门外再围半园木栅,状如军事要塞。然而宅主在庭院的左右角台地上建了一个非碉楼非楼阁非塔的混合体,姑且叫它塔楼。该塔楼风姿绰约,比例、尺度十分得体,其形貌不仅别具—格,而且平地高拔,观照全宅,显得分外和谐

从防御构思上来看,宅分三台,前为敞坝,有丈许石坎构成第二台面,再有丈许堡坎形成后花园。三台而设门若干,各有明确的功能分区。由前至后,层层升高,至“碉楼”成高潮。宜宾县境内为闽、粤客家移民比较集中居住的地区。北部观音、白花、柳加及大塔、李场等区乡,南部横江、双龙等山区,至今仍保留土夯、砖砌各类风格的碉楼,但功能都已从防御向其他方面衍化。“顽伯山居”位于李场和马场之间,是这—带土夯建筑形式的一种深化。由于县境内民居普遍擅用土泥版筑,像碉楼一类高大建筑也用土夯,“顽伯山居”能把土夯技艺应用得如此精熟,是普遍之中的典型。这一点和涪陵等地区的现象一致,一个川南,一个川东,相距千里,竟然诸多类似,又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这些县境之民的原乡,即闽、 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营建土夯碉楼、土楼之习俗。甚至在川北仪陇朱德故乡一带居住的客家后裔中,他们的民居亦和川东、川南的类似。 

5.涪陵瞿宅(图 11) 

瞿宅位于涪陵县明家乡,兴建确实年代不详,估计在清末。宅主瞿九铸为本地粮绅,宅为夯土砌筑,称土楼,楼为其父所建。

瞿家土楼呈正方形、边宽约合 25 米,墙高 10 米,墙厚 0.8 米,通高约 12 米,无收分, 面积约 1375 平方米。上为平脊瓦屋顶。方形平面的四角有凸出碉楼部分,后东北角撤去一 个改成马厩。宅坐南朝北,原西边开有大门一道,后堵死。土楼内按传统中轴对称布局,中为天井,上、下房各 5 间。下房中为门厅,正对正房堂屋。左右厢房两间,底层四角房间和四角碉楼相通。 楼分三层,出进门厅左侧另搭楼梯上下。后来在土楼大门外建起四合院一座,土楼便处在左厢房位置,内堂屋也搬出。土楼底层架空 80 厘米,二层改作粮食仓储。因此,仅三楼形成内向回廊,周围仍作房间。由于三层较高,视野广阔,作为建筑的防御重点。在碉楼, 沿着内墙面又开了一圈封闭的回廊,回廊串联四角碉楼,各碉楼间土墙顶端开窗采光,这样就构成了顶层可相互支援的防御整体,碉楼成了防御的重要位置。为了两道内外回廊间的联系,凡四角的房间都不隔断,以形成上楼下楼从四角进出,可迅速进入碉楼的宽敞无阻的机动快捷之道,这才真正形成了以顶层为核心的防御体系。 此外,层层都有枪眼可对外射击。然面,下二层都在房间里开凿射击孔,惟三楼才完成了整体防御。再则,如果没有凸出四角的碉楼,就会造成射击的死角,死角最易成为主要攻击点,这就是土楼四角要建小碉楼的原因。碉楼民居中,仅有一个小碉楼时,一般都在每层楼的每个墙面中,在墙体学斜凿出一个 45°的射击孔,以解决射击不到的死角问题。土楼四角碉楼是客家原乡地区一种“四点金方楼”的翻版,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广泛在,体量有大有小,小者与瞿宅类同者也有。土楼内部全木结构,不以墙体为承重物,而以柱网的均匀分布解决承重。各层横向梁和靠墙头一方梁头紧紧咬住墙体,众多梁端亦均匀靠紧墙体,同时又整体稳固了土楼。梁架虽力穿斗,然构架密集,甚为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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