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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部尚书裴矩进言道：“对遭受突厥践踏的百姓，请每户赐给绢帛一匹。（民遭突厥暴践者，请户给绢一匹。）”唐太宗说：“朕以诚信二字统治下属，不想徒有抚恤百姓的名声而没有实在的东西，每户之中人数多少不等，怎么能整齐划一，都给予同样的赏赐呢？（朕以诚信御下，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无其实，户有大小，岂得雷同给赐乎！）”于是改为按照人口为标准给予赏赐。 起初，唐高祖想通过加强皇室宗族来镇服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是童孺幼子也都封为王爵，前后封王之人达数十个。唐太宗继位后，问群臣道：“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朝廷封给他们的爵位既高，又赐给很多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皇家的大公无私吧！（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为王，自余非有大功，无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唐太宗说：“有道理啊。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于是，唐太宗下令，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几位功勋卓著的保留王爵。 唐太宗和群臣讨论盗贼问题。有人提议用严刑重法来禁盗。唐太宗笑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朝廷赋役繁重，官吏又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迫，所以就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这样他们自然不会去做盗贼，又何必用严刑重法呢！（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从此经过数年之后，果然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甚至可在野外露宿。 唐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王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过分地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王富而国家亡。所以君王之忧，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重，赋役重则百姓苦，百姓苦则国家危，国家危则君王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十二月己巳（十五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声称当地的獠民造反，请求朝廷派兵讨伐。唐太宗说：“獠民依仗山林，时常出来做些小偷小摸的事，这是他们的平常习惯。地方官如果能以恩信安抚，他们自然会顺服。怎么可以轻动干戈，捕打獠民，把他们当做禽兽一般呢？这难道是当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獠依阻山林，时出鼠窃，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最后没有批准出兵。 唐太宗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大名，便召他进宫，问他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喜欢独揽政务，而不委任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禀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受蒙蔽，国家不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司其事，自己高拱安坐、清和静穆，考察臣下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国家又怎么能治理不好！而且，我观察隋末大动乱，其中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余大部分都想保全乡里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君而归附。由此可知百姓很少有好作乱的，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又，臣观隋末乱离，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其余皆保乡党、全妻子，以待有道而归之耳。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但人主不能安之耳。）”唐太宗很欣赏他的言论，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参军、直中书省张蕴古呈给太宗一篇《大宝箴》，其中大略写道：“圣人上承天命，拯黎民于水火，救时世之危难。所以以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以天下专奉一人。（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写道：“内廷重屋叠室、宽大无比，而帝王所居住的不过一片狭小之地；他们却昏庸无知，大肆修筑瑶台琼室。席前堆着山珍海味，而帝王所吃的不过合口味的几样；他们却忽发狂想，堆糟成丘、以酒为池。（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写道：“不要无声无息、糊里糊涂，也不要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应该虽有冕前的垂旒遮住双眼却能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虽有纩挡住耳朵却能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纩塞耳而听于无声。）”唐太宗很是嘉许，赏赐给他束帛，任命他为大理丞。 唐太宗召见傅奕，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六月所奏金星出现在秦的分野，秦王当有天下，差一点害我遭殃，不过今后凡有天象变化，你应一如既往，言无不尽，不要心有余悸，总记着过去的事。（汝前所奏，几为吾祸。然凡有天变，卿宜尽言皆如此，勿以前事为惩也。）”太宗曾对傅奕说：“佛作为宗教，道理玄妙可以师法，为何惟独你不明悟其道理？（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可独不悟其理？）”傅奕答道：“佛是胡族中的狡诈之人，欺言诳世炫耀于西域。中国的一些邪避之人，择取庄子、老子玄谈理论，用妖幻之语加以修饰，用来欺蒙愚昧的民众，这既不利于百姓，更有害于国家，我不是不能明悟，而是鄙视它不愿意接触它。（佛乃胡中桀黠，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饰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唐太宗信以为然。 唐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个刑部的司门令史收受绢帛一匹，太宗得悉后想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道：“当官的接受贿赂，其罪确应处死；但是陛下派人送上门去让其接受，这是有意引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用道德加以诱导，以礼教来整齐民心’的古训。（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唐太宗听裴矩的话后很高兴，他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在位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假如每件事情都能这样做，国家怎么能治理不好呢！（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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