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子輪流名醫出，各領風騷幾十年 薛方山先生講：黃帝八年起為第一甲子，第一甲子前三十年厥陰風木主令，後三十年少陽相火主令；第二甲子少陰君火主前三十年，陽明燥金主後三十年；第三甲子太陰濕土主前三十年，太陽寒水主後三十年；第四甲子少陽相火主前三十年，厥陰風木主後三十年；第五甲子陽明燥金主前三十年，少陰君火主後三十年；第六甲子太陽寒水主前三十年，太陰濕土主後三十年。如此循環，到仲聖時，仲聖前半生生活在第四十八甲子太陽寒水太陰濕土主氣之時，後半生生活在第四十九甲子厥陰風木少陽相火主氣之時。據此以觀仲聖醫法，更易得其要領。到今天是第七十九甲子厥陰風木少陽相火主令。 張仲景（約公元150～154年——約公元215～219年） ，東漢末年 著名醫學家，被後人尊稱為醫聖 。仲聖前半生生活在第四十八甲子太陽寒水太陰濕土主氣之時，後半生生活在第四十九甲子厥陰風木少陽相火主氣之時。 東漢靈帝（公元168 一188 年）時的公元171 年、173 年、179 年、182年、185年等幾次的疾病流行規模最大。據此以觀仲聖醫法，更易得其要領。 寫出了傳世巨著《傷寒雜病論 》。葉天士（1666-1745年）1684年到1744年為第七十四甲子少陰君火陽明燥金主令，可以看出葉天士一生行醫都是在火燥之氣盛行之時代。醫學成就在《溫熱論》。 吳鞠通（1758--1836）晚年三十年生活在少陽厥陰主令，成就大 著 《溫病條辨》。劉完素，字守真，號通玄處士，又號真崇子，金代承安年間，賜號高尚先生。家居河北省河間縣，故後人又以劉河間尊稱之。劉河間約生於公元1120年，卒於1200年。時值第六十五甲子：由公元1144年始，至1204年止。也就是他在24歲以後，大司天即進入陽明燥金司天的範圍。他54歲開始，進入少陰君火在泉的範圍。總之他一生中所處的均屬燥火行令的節氣。遇上的病人常有火燥的身體素因，因此河間以火立論，治病喜歡用寒涼藥。其著《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 提出六氣皆從火化的理論，認為火為致病之源，云：「火本不燔，遇風冽乃焰。」「濕為土氣，火熱能生土濕。」「金燥雖為秋陰，而其性異於寒濕，而反同於風熱火也。」觀其在《宣明論方》的代表方，如防風通聖散，通治諸種熱證。全方17味，其中苦寒藥4味，咸寒1味，甘寒辛寒2味。寒涼藥占一半強。神芎丸，除熱主方，全方總重13兩，大黃、黃芩、牽牛共8兩，黃連半兩，滑石4兩，已居大半。其他大金花丸、雙解散、三一承氣湯、三花神丸、人參白朮湯，均是苦寒滋陰之藥，呼應其火燥司天的氣機。 李東垣，原名杲，字明之，宋金時河北真定人。晚號東垣老人，生於金代世宗大定二十年庚子，入元十七年，卒於憲宗元年辛亥（公元1180至1251年），亨年72歲。時值六十六甲子（公元1204至1264年）中元太陽寒水司天，濕土流行。即24歲時已進入寒濕之運，所見無非寒水流行之病。尤其晚年54歲以後到72歲，16年中，更是六十六甲子在泉寒濕之運。 東垣師出易水張元素，羅天益《內經類編序》曾云：「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雲。」可見張元素精通運氣之學。東垣在濟源任職時，即公元1201年前後，正值陽明少陽火燥將過之時（1204年即交太陽寒水運）事。據元硯堅東垣老人家傳云：「泰和中（公元1201年），歲飢，民多流亡，君極力賑救，全活者甚眾。……民感時氣疫癘，俗呼為大頭天行，醫工妄汗之不效，復下之，比比至死。君獨尋流討原，察標求本，制一方與服之乃效。」此方即普濟消毒飲，活人無數，時人稱為仙方，曾刻於石碣，以廣流傳。事跡見《東垣試效方》。可是，到公元1232年（金哀宗天興元年）蒙古兵圍汴，東垣與元好問避居聊城。東平六年，著《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時，由於司天已運值太陽寒水的濕土在泉運（1234年以後），故主張「元氣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氣無所傷，而後能滋養元氣」（《脾胃論》）、「脾胃既損，是真氣、元氣敗壞，促人之壽」（《內外傷辨惑論》），「春生夏長，皆從胃中出也」（《脾胃論》）。他觀察到一年四季中，皆濕土為病。春風之令，輕者氣虛而受風邪，形成風濕相搏，一身盡疼，重者風濕挾陰火為病，身體沉重，走注疼痛等。長夏之令，濕熱大勝，四肢睏倦，精神短少，懶於動作，胸悶氣促，肢節沉痛，甚至骨痿無力，兼小便黃少，大便溏泄，不思飲食，自汗體重。秋燥之令，若秋涼外束，則洒淅惡寒，面色不和，大便不調，小便頻數，不欲飲食，食不消化。若秋涼太甚，則心腹脹滿，時作疼痛。冬寒之令，則心腹疼痛，大便滑泄，腹中雷鳴，上吐下瀉，手足厥逆，臍腹冷痛。或上熱下寒，腰背胸膈閉塞疼痛，時嚏、涕淚多、涎多、鼻塞不聞香臭，大惡風寒等。總之，一年之中，濕寒貫穿，與前之治大頭天行時之證狀、治則、治方完全異趣。若非司天改變，如何解釋？是以東垣創製補中益氣湯、沉香溫胃丸、神聖復氣湯，以利濕溫中，得效甚眾。 朱丹溪，原名震亨，字彥修，婺州義烏人，義烏有溪名丹溪，乃尊為丹溪。生於元代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死於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年七十有八。值六十七甲子（1264年始）至六十八甲子（1324年始）間。六十七甲子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六十八甲子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肺氣受病，火燥用事。丹溪翁30餘歲方因其師之要求棄儒習醫。44歲當其醫術日見精到之時，正是運入六十八甲子火燥用事之時。雖然他曾從羅知悌學，授以劉、張、李之書；然在他深入《內經》之後，悟知運氣已變，乃提出與三家完全不同的「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論。此陰常不足的相火來源有二：一為物慾所感，情慾無涯，陰精乃虧。二是六氣之火。其治分虛實，實火可瀉，用黃連解毒之類，或大黃、芒硝、冰水之類。陰虛火動難治，宜補陰降火，用炒黃柏、生地黃之類，或用四物湯加炒黃柏、龜甲降火補陰。不只違反《和劑局方》好用辛香燥熱的原則相反，也與劉、張、李之用藥完全不同。不是標新立異，而是敬順陰陽四時，各隨五運六氣之故。故朱丹溪在《格致餘論》中云：「《局方》流行，自宋迄今，罔間南北，翕然而成俗。……人之一身，陰不足而陽有餘，雖諄諄然見於《素問》，而諸老猶未表章。」大肆批評時醫不讀《素問》，致不知當時火燥司天，陽有餘而陰不足的氣機。又云：「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煽，則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告誡世人：時行之氣相火太旺，若再情慾竭陰，更相煽以妄動情慾，則真陰絕枯而死。劉完素運值陽明燥金，故所用之藥甘潤咸寒瀉下多。朱丹溪運值少陰君火，故甘寒滋陰多。 一個以寒涼降火熱，一個以水配 火。 豈天地之間人之病有二轍乎？其實，皆運氣遷移之故也，非古今之病有不同。 張介賓，字景岳，明代萬曆時人，專主溫補。生於公元1561年，死於公元1639年。時值第七十二甲子（1564年始，至1624年止）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寒濕用事，是以溫補奏功。葉秉敬於《類經》序云：「自癸卯歲始（1603年，萬曆三十一年），余以苦心誦著，耗脾家之思慮，兼耗腎家之技巧，於是病泄瀉者二十年（至1623年寒濕司天止），醫家咸以為火盛，而景岳獨以為火衰，遂用參術桂附之劑，培命門之火，而吠者競起，余獨堅信不回，服之五年而不輟，竟使前病全瘥，而脾腎還元。」參術桂附之劑連服五年，若非身中寒濕太甚，外中寒濕之邪也太甚，何可堪受？經云：「正不虛，邪不入。」脾腎本虛，遇太陽太陰之邪，其病自生。病不從此治，治不從運氣著眼，何能全瘥？ 張介賓早年云：「自余有知以來，目睹甘寒之害人者，已不可勝紀，此非時醫之誤，實二子傳之而然，先王仁愛之德，遭敝於此，使劉朱之言不息，則軒岐之澤不彰，是誠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運也。」由上數語可見張介賓善用溫補元陽之用意，實肇自寒濕之氣運。晚年 制二歸丸， 左歸飲……應燥熱傷陰之虞，於朱何異？ 吳又可，生於公元1592年卒於1672年，生當明末。第七十三甲子始自1624年，又可32歲，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辛巳，疫病大流行，辛巳，中運少羽，水弱不能制火，木火相生，故一派炎燎。又可經此疫病之歷練，提出戾氣之說，作《溫疫論》，論中述溫疫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嗣後但熱而不憎寒也。……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衛氣，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傷胃氣。」即謂當時之病，邪在少陽半表半里。故又可用達原散等少陽藥治之以全活甚眾。康熙二十三年，即公元1684年以後，火燥運中，時醫遵用又可之書，每多效益，運氣相近故也。然自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始），為第七十五甲子太陽濕土，時醫若循又可之書，施治反乖。 錢仲陽生於北宋末年，行道於第六十五甲子，正值大司天的燥金君火主令(夏秋之間)，故治痘多用寒涼；其後的陳文中於第六十六甲子行醫，寒水濕土主令（相當於冬與雨濕之季），故法重溫補；到明朝時汪石山辨痘的治法，則是「自嘉靖九年，治痘宜用清涼」。此正值少陰君火主令(正夏令)。「火運中有宜然者」。稍後之萬密齋，聶久吾，治法又變---重溫補，強調保元，因其時為寒水濕土主令也(冬與雨濕之季)。再後來的費建中又來著書立言，專主寒涼下奪，因治濕治寒之法，不可用於風木相火運氣中(春夏之間)，費氏將其書名為《救偏瑣言》――此里雖然僅提及治痘，但醫家治病的醫療大法大致趨勢已經顯而易見了。 以上醫家有的喜用寒涼治病救人，有的喜用溫熱救人，這類似地可以說，一個生活火氣盛的時代，一個生活在寒氣盛的時代。後來的'火神派'大力主張用溫熱藥扶陽,'溫病學派'贊成用清涼滋陰藥治病,也是這個道理。 清末民初的大醫學家張錫純1860年－1933年，評價前輩黃元御1705年-1758年，陳修園1753年—1823年二人「用藥恆偏於熱」。（1860年－1933年）正值大司天七十七甲子---上元陽明燥金少陰君火.<參西錄>第四期數卷為藥物學講義.首論生石膏.兼述白虎湯,人參白虎湯在臨床中每派上用場.驗案鑿鑿.此誠與當時氣候大環境相吻合.作＜駁方書貴陽抑陰論＞應是與丹溪名論＂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相仿佛．(丹溪治病於火燥之令，張錫純治病於燥火之令）黃元御（1705---1758年）著書立說時獨逢濕土主令，不惜筆墨地闡述：水寒土濕木郁，用藥專主燥濕土暖寒水。陳氏主要行道於寒水主令之時，黃，陳二人用藥多熱，正是順應天時的治法。張錫純晚年在他自己的一篇醫案中寫道：「愚未習醫時，見醫者治傷寒溫病，多有用承氣湯下之則愈，如此者約二十年，及愚習醫學時，其如此治法者恆多僨事...後至愚年過四旬，覺天地之氣化又變……天地的大四季變了，用藥大法亦隨之而變，因為太陽系中的大四季已變化，影響了人體的素因――同一種病在前幾十年是一種治法，在後幾十年又是一種治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