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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犹可忆（我的师范） 15岁，考上师范，去瑞安读书。原本一个星期回一趟家，现在要一个学期回一趟家。95年，文成到瑞安的路就像如今的机耕路，五十多公里要开好几个小时。 瑞师的管理十分严格，住宿的条件也比初中好了许多，八个人一个房间，还有统一的杯子，桌子，被子，脸盆。盥洗室也很大，房间里再也不会有深夜吱吱作响的老鼠。食堂里的菜非常丰富，五花八门，十分新鲜。洗澡还可以去浴室，有热水，每次洗澡一元钱，可以冲个淋漓痛快。 师范的功课也不会那么难，有一句话十分流行：五十九分活受罪，六十分万岁，六十一分浪费。所以读书没有多少压力，每逢期末考试，任课老师会给予一个大概的考试范围，两个星期的日夜兼程的突击复习，一般拿个平均分八十多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平时很多时间都用来参加活动，练琴，练基本功。 先说说宿舍里的八个姑娘。林初，小明，显萍，玉佩，迎春，小琴，老曾（曾晨），我。我排行老八，她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朱八妹”。八个人中，来自苍南、瑞安、温州，文成。通常情况下，课余时间，几乎与他们在一起，一起跑步，一起练琴，一起逛街，一起去门口买珊溪阿姨的煎饼吃。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林初家，陶山盛产甘蔗，林初几乎把家里所有的甘蔗搬出来招待我们，后来不够，还到地里又挖出了些来，7个人两天竟然吃了24根甘蔗！后来，陶山甘蔗逐渐走出了温州，去年，林初还给我邮寄了一箱，一看到那些包装好的甘蔗，总觉得味道不如坐在林初家门前啃咬的滋味来得更加香甜。 苍南的迎春玉佩则每次开学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带点海鲜，紫菜鱼饼之类的。迎春特别有意志力，每天晚上熄灯后，她就开始了锻炼，弯腰劈叉什么的，几年如一日，美其名曰减肥。但我也没有见她比我们瘦多少，倒是从中真见到她的恒心，当我毕业后考大专函授的时候，她自考的大专文凭也到手了。有时候肚子饿，不想下楼，迎春一定是勤快的那个，她到小卖部，我们在五楼把线放下去，然后她把五毛钱一个的面粉鸡腿绑在线上，我们从窗口拉上来。玉佩最爱小说，常常在周末的时候蹲趴在床上一动不动。我从来不觉得言情小说看多了会对生活有多大帮助，相反，言情小说中那些被描写得缠绵悱恻的爱情，恰恰是生活中没有的。所以我极少去看。但这也成为了我的遗憾，年少的时候，也不曾看过几本言情？谁不曾在青春悸动的时候，在那些看起来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里想象着自己将来的遇见？ 老曾是瑞安城关人，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在外面做生意，家庭条件比较好，从小给予了她厚望，钢琴声乐舞蹈书画样样在行，不仅人长得漂亮，理想也特别远大。果然，前些年，在瑞安实验小学工作了十余年之后，辞职来到杭州，做起了自己的工作室，还常常到北京进修，算是离开了体制，走在了自我价值探寻的追求之路上。显萍的家境是最好的。她在家里排行老小，上有哥哥姐姐。师范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去她家做客，她家红墙黑瓦的房子有好几百平方米，尤其是家里那个硕大的彩色电视机看得我目瞪口呆。以至于六年后我结婚时，以买到72寸的大电视为目标，觉得除了这个，所有的电器都是可以忽略的。再补充一句，当她家拥有这么庞大的彩电的时候，我家刚刚拥有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是我嫂嫂的嫁妆。我曾经对显萍说，我家养了很多兔子。她十分惊讶： “兔子养起来做什么？” “吃呀！” “兔子是可以吃的吗？” 她的眼睛本来就大，说这话的时候，更与铜铃无异。 小琴和小明比较沉默。尤其是小琴，文文弱弱的，说话声音也轻轻的。小明是寝室长，但做事情常常要让大家推着走。我与她做过同桌，有几次，老师点名发言的时候，说：接下来我请个男同学发言，钱小明。全班哄堂大笑，老师莫名其妙，这才发现，小明原来是女孩子，而非男生也。不知道老师是不是故意这般，调节气氛为主，回答问题为辅，因为师范里的课，几乎都是一言堂，同学年龄越大，越不想发言。教我们语教的王老师给我们上课，班级里死气沉沉，王老师雷霆震怒，把我们吓得一惊一乍的。当时我已经当上了班长，有活跃气氛的责任，于是每次语教课来之前，都到隔壁班级探听一番：王老师在课上会问什么问题？我们该怎么回答？隔壁班级的同学倒也大方，都会一一告知。 学校里有很多个部门，体育部，学习部，晚监部，团支部，文学社……我很惭愧，读了三年的书，连混进学校的这些部门的机会都没有。平时最烦的就是跑步。可是，这是非跑不可的。每天起床铃声一响，每个人都要到楼下在400米的跑到上跑上两圈。体育部还给我们发一张卡，跑到打卡的地方，体育部的同学给我们敲上一个印。每个月至少要有16次打卡。我们恨不得去巴结巴结体育部的同学，也好歹让我们混个滥竽充数。但是，三年过去了，还没有逃过一次晨跑。晚监部的同学是我们最怕的。他们每到晚自习，就抬着头，像幽灵一样教室外走来走去，看到有谁不认真学习，那可是要扣分的。八个班级，竞争不可谓不激烈。好胜心十分强的我们班，很多比赛都要拿个第一名，比如广播操比赛，合唱比赛等。每次学校里公布优胜班级，我们会以获取优胜为荣；拿不到，则觉得自己无颜见老薛。 比赛的还不止班班之间，还有寝室和寝室之间。每周，住宿部都会评选出一个优胜寝室，装扮与卫生是首要的。我们宿舍的八个女孩是最没有美术细胞的。果然，不久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总也加不了分，与优胜无缘，挺尴尬的。怎么办？大家围坐在桌子前想办法。后来，不知是谁提议，我们可以给窗户挂个帘子，给哪里挂张网什么的。于是，一堆人齐心协力，购买珠子，编织帘子，往窗前一挂，还真有点风吹帘动的感觉呢。 老薛是我们的班主任，我们是他第二届学生。老薛教我们生物，常常要用到活物做实验，实验做完，就带着我们去他家吃饭。薛老师的手艺特别好，常常一拨一拨的同学去他家蹭饭。毕业后快二十年，我加了薛老师的微信，他的朋友圈有一半的内容在晒厨艺。可见师母是多么幸福的女人！ 薛老师淡泊名利，教导我们凡事尽力就好。但也就是“尽力就好”，我们就真的很尽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师范三年结束时，我们班被评上优秀毕业生是最多的，所获得的荣誉也是最多的。每次活动，我们班的成绩总是特别好，比如广播操比赛，年年拿第一名，运动会的总分也是遥遥领先。如果哪次活动失败了，老薛撇撇他的八字胡，说，是薛老师对不起你们。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好像被刀划了一下，难过不已。他常常对我们说，吃瓜子是面部运动，美容的。我寻思着我长一张娃娃脸，估摸着就是瓜子磕出来的。工作后，我常常买一袋瓜子，躲在角落里比崩比崩地磕。他还说，以后找对象，老师和医生是最般配的。也不知道我们班的同学后来有多少找了医生。反正我没有，我宿舍里的姐妹们也没有。 师范三年，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参加了很多活动。如演讲，唱歌，作文大赛、当推普员、教歌员等，每天晚自习前，不是推普就是即兴演讲或带着同学唱歌，渐渐的，就不怎么怕站在舞台上了。不仅在自己班里推普教歌，还要去别班教。我粉笔一挥，在其他班级的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结果就把“朱”写成了“牛”，有人就说，姓牛的人都有啊！推普教歌几年，胆子大了。可见，很多气场实际上是练出来的。我还参加了校合唱队。带领队伍的沈德钢老师常常要带我们去演出。于是，排练就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最远的去过温州，唱过《乌苏里船歌》、《过雪山草地》等歌曲。我是高声部，音域极其宽广，到了三年级，沈老师说有音乐学院保送，学校里要推出三个候选人，我也是其中一个。我在琴房里咿咿呀呀地练着奏鸣曲，还没有学完，不知为什么，那届保送生变成了文学系的。也好，我本来就是凑数的。但我真的挺自豪的。 对音乐的爱好，也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 三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就实习了。我们被分在了城关一小，为期两个月。这两个月里，我们要进入班级管理模式，还要上语文课。没课的时候，我就在学校的空教室里试课，一节一节试下来。我第一次在真正的课堂里上的是《我盼春天的荠菜》，语教王老师站在窗外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上完课出来，问王老师： “我上得怎样？” 王老师说非常认真地说：“一花，我会把你的第二课时第三课时听完的。” 这是对我至高无上的鼓励。果然，王老师说到做到，我对语文也产生了深深的热爱。八年后再见到王老师，是我在温州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函授。她还记得我，我特别高兴。当时她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工作了这么多年，对什么问题比较感兴趣，可以提出来，我来做解答。” 有一个学员说： “我对您是如何从一个小学老师成为大学老师很感兴趣。” 王老师笑得很明媚。但没有想到，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她因病去了另一个世界，留下无穷的叹息。热爱语文，因王老师而起。这一辈子，我不会离开语文。 不久后，我们就各奔东西。 离别的那个夜晚，宿舍楼灯火通明。很多人把书从楼顶往下扔，隔壁的那幢楼还有人高声呼喊着：“某某，我喜欢你！” 我与室友，还有雷艳一起走在操场的草坪上，手里拿着一瓶二锅头。二锅头是哪里买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们几个人喝一小口，头皮发胀，躺在草坪上仰望星空。夏天的草坪有点扎人，寝室里的灯光照不到操场，有点昏暗。无言的夜，只有酒精散发的气味。眼泪滚烫，那是离别的话音。 我们约好了每年一见，但实际上，毕业了二十年，也就在彼此结婚的时候见过，之后的联系也是匆匆，现在想来，那些年的“约好”是多么虚无缥缈。 离开了师范，宛如给自己的青春岁月划上了一个句号。社会就如一个机关重重的暗室，让人心怀梦想却又颠沛流离。这是后话。 毕业二十年，你们都还好吗？我记得你们在我跑三千米的时候给予我的鼓励与呐喊，也记得我们每一次出游的喜悦与幸福。江湖路远，道阻且长，祝福最可爱的同学们一生幸福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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