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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抚尘封:怀念我们院

 赤脚闲侠 2020-10-10
                         怀念我们院
                                                 鲁人


        我们院,其实不是习惯意义上的一个大院,而是分散在两条街上的五个院落。称我们院,是因为它们都是音乐学院的家属院。五个院每个院一幢楼,位置分别是音乐学院后面一个院;音乐学院附中前后各一个院;附中马路对面两个院。
        谁先将五个院统称为“我们院”的,已无从考证。可能是音乐学院第一代子弟中的年长者吧。因为一律称“我们院”,常让外人不解。上山下乡,去建设兵团的年代,子弟有同村知青,或兵团战友回城探亲,受托到各家拜望,回去后总会问:你们那不是好几个院吗?怎么是一个院的?
         音乐学院是方圆唯一的大学,且是艺术院校。搞艺术的人多自信的有些自负,子弟们耳濡目染也矜持起来。互称“我们院”,即有子弟的傲气,也是对周围其它邻院孩子的排斥。一般我们院的孩子是不太屑于理睬那些孩子的,在院里孩子的眼里,那些孩子太野。也确实在街上受欺负的常是我们院的孩子。
五个院中,我住过三个。最初住附中后面的楼里,我们称那楼为“后小楼”。那是五幢楼中唯一的筒子楼。据说是当年盖音乐学院时,建筑工人的临时工棚,后来没拆,成了职工宿舍。我们住“后小楼”是因为父亲被打成右倾分子贬谪于此。后来搬进了附中前面的“干部大楼”,那楼因住的是领导和知名教授而得名,住那是大约沾了母亲的光。再后来,搬进了附中对面的一个院,因其紧临煤场,又称“煤场旁边”。因“干部大楼”是三室,分给我们二间,一直空着一间。学院跟我们商量,再搬一家合住,父母嫌不方便,又不会强占,便换了一套两室的。三处房我都住过,但没有搬家的经历。因为,我的童年基本是随祖父母在故乡渡过的。
        在故乡呆久了,偶尔回天津,总是一口纯正的胶东口音,侉得很,便常受院里孩子的戏谑。被他们惹急了,我便很粗鲁很纯朴地用豪爽的胶东腔放口骂去,其实,唯那一句经典的国骂。但我们院的孩子自小生活在优雅的象牙塔里,那见过这般阵势,惊悚的目瞪口呆,乃至落荒而逃。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们院的孩子却多伶牙利齿,聪明机灵,让在田野与伙伴摸爬滚打的我凸显得不谙世事。于是,沉默。少年的沉默常含有许多自卑的成份。很长一段时间,弥漫在院子空气中的那股优越的味道让我手足无措。有一阵,我被那股味道逼出院子,去跟街上的孩子玩,但很快我发现自己也难适应街上孩子的油滑习气。
        长了,慢慢有了些朋友,与其他孩子也能玩到一起。
        那时,学校传达室的工友都是本院老职工,与我们很熟。校园对我们也是敞开的,附中主楼前有个不大的操场,当年尚无塑胶跑道一类的玩意,操场就是光溜溜的土地。放假时,我们一帮院里的孩子常常会在下午,骑着自行车在操场上恣意地追逐嬉闹。我们一人骑车,一人站在车子的后座与另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的人互相投着小石子或小土疙瘩。自行车拐弯时倾斜的角度会让我们的心陡地一提,但这刺激更让人兴奋。我们的喧嚣与在下午的阳光中变成金黄色的飞扬的尘土混淆在一起,在半空中浮荡着。今日想想,我们也算“飚车”老手了。春天时,我们会纠集三两个朋友,从干部大楼的天窗爬上平坦的楼顶,去揪探出楼顶的老槐树上盛开的槐花。然后坐在楼顶沐浴着春风,品尝着香甜中带着微涩的美味。
        搞艺术的人多是情种。小时候,听过不少传闻,说某某人与某某人,或某某学生如何如何。情种的子女也多情,有的甚至为此毁了一生。我住“干部大楼”时,后院常有一个患精神病的青年,整天站在墙根前,往墙上写写画画,或是捧着一本书朗读。写的常是外语,读得也常是外语,画得有男人有女人有头像。很长时间内,我不知道他是缘何而病的。后来听说是上大学时,爱上了一位女生,未成,失恋了……那老兄从不闹,很安静的,对人也很和善的,只是写写画画,有时画个男人女人在一起,但绝不淫秽。我们偶尔逗他,他也不恼,到喜欢教我们些知识,只是许多对我们来说太深奥了。以后,在路上看到过一些精神病患者,满口的车轱辘脏话,并且张牙舞爪地让路人唯恐避之不及,到觉得我们院的精神病患者身上也透着绅士味道。
        基因遗传,我们院的孩子也多具艺术天赋,加之得天独厚的环境,便有不少子承父业的。有留校任教的,有在各乐团的,还有许多出国的。不走运的是文革中毕业的孩子,赶上上山下乡,去建设兵团,不过也多在宣传队,少吃了不少苦。也有不成才的,在父亲的籐条下,终没出来。还有自生自灭的,院里有位长我几岁的伙伴油画画得很棒,印象最深的是他临摹的列宾的《伊凡雷帝杀子》,画幅不大,但作者的主旨已基本领会。当时,他正上中学,文革中,百无聊赖,画笔算是一种精神寄托了。后来,毕业去了造船厂,许是在巨大冰冷的钢铁龙骨上磨砺久了,人也麻木了。如今想来,真可惜了那份好天分。如果晚生几年考个美院,画坛上又多了位呼风唤雨的人物也说不定。
        因为,自己对音乐没兴趣,又每日把样子看熟了,对院里那些彬彬有礼的老头和温文尔雅的老太太并没在意。后来,参与编写本市艺术家的小传,近水楼台地对这些老头老太太有了浅浅的了解。立时,肃然。原来,他们许多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在国内音乐界颇有建树,甚或璀璨了。
        如今,我们院虽然还都在,但“干部大楼”和学院后面称着“院部”的楼都已原址起了新楼,“煤场旁边”的一幢楼初时说要拆了起新楼,因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许多年了仍矗立在原地。“后小楼”因马路拓宽,周围的平房和围墙已经平了,唯剩孤伶伶一座楼尚不知是何命运。一位朋友听说,去拍了几张照片,有点凭吊的味道,那里保存了他二十多年的生命时光。我们第一代子弟,如今正纷地迈入耳顺之门,到了怀旧的年龄。大家天各一方,各自有着自己的生活。街头偶遇,子弟的子弟也早超过了我们当年厮混在一起时的年龄,“我们院”的概念是绝对没有的,对我们的亲热也一脸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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