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非常成功
2014年12月11日傍晚，我与妻子己经吃过晚饭，妻子在橱房里洗涮，我则在电脑上下围棋，我在电报局工作时，曾参加过新民晚报体育版记者，全国业余围棋冠军曹志林的围棋培训班，获得过初段的成绩。怎么算也是一位段位棋手了。所以常在电脑上找一些同级水平的人下升降棋。手术前，我的围棋己下降到了十二级，十三级。那时晚上睡不着觉，思绪很混乱，所以根本下不好棋，只是消磨一些时间罢了。恰在此吋，很少回家吃晚饭的儿子（他己成家，在另一小区。）突然回来吃晚饭了。妻子当然喜出望外，帮他用冷饭妙了一碗蛋炒饭，烧了一个西红柿榨菜汤。儿子端起饭碗刚吃了两口，他的手机响了，原来是中山医院来的电话，说肝源到了，必须在三小时内赶到中山医院，马上手术。
一切来不及准备了，我的医保卡还在儿子嘉定的单位里，必须马上出发，还要从安亭绕到嘉定，拿了医保卡再赶到中山医院。时间很紧。妻子要帮我整理住院的必须品，儿子说，什么也别带了，先去医院，明天再回来拿。就这样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时，已两个小时过去了，办完住院手续，尚有一点时间休息，此时，有医生在我身上用粉饼划了一条长长的线条，说是开刀的下刀线。
由于早有思想准备，此时的我十分镇定。妻子怕我害怕，不停劝我，要我放心。我觉得，此刻的她，其实内心里远比较担忧。我告诉她，没事的，相信医生，相信今天的科技，我还劝她，万一手术失败，也不要过度悲伤，家里有儿子儿媳，还有孙女，八岁的小孙女超级可爱，超级乖巧。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她竟又忍不住哽咽了，说不出话，只一个劲点头……
其实，到2014年底，中山医院的肝脏移植己有十多年的经验了，在技术上已经完全成熟，成功率己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我们不知道，从其它医院的医生那里获知的消息是，成功率百分之五十，“在手术台上打开肚皮，看看不行再缝上的不要太多呵。”这是曾经多次听到过的一句话。而且，还听说术后活过十年的还一个也没有。这些先入为主的消息对妻子形成的心理负担比我还大。在家里，我就经常跟她讲一个道理，世界上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一长串的名单中，如果加上我的名字，是极其正常的。人生很渺小，生命很脆弱，一个人的一生，如烟云，烟云散去就是灰飞烟灭。每个人都一样，不要把生命看得太重。然而，她对我的担心无法消解，在我的手术期间，她的体重急剧下降，一个月瘦了七八斤……
我于晚上九点左右进的手术室，七个小时后，我成功地被推出了手术室。从手术室出来不一会，东方就露出了鱼肚白，那是我重获第二次生命的曙光……
四，口腔溃疡与疼痛
肝脏移植的人，胆囊都是切除的，没有了胆囊，排毒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加上手术后，为了防止外来的肝脏在体内受到排斥，移植者都要服用排异药。刚开始时，医生给我服用的排异药有好多种，这大概要看各个人的年龄、体能、病况的不同而不同。排异药的副作用很大，如果你看说明书，你简直不敢服用。但是，肝脏移植的人，都是濒临死亡的人，对于生死，大都有过深切的体悟。所以，也并不怎么在乎。但是，手术后的口腔溃疡，真的有点让人受不了 ，我这里说的口腔溃疡，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偶然出现的口腔溃疡，舌头或嘴唇上出现一粒红点，慢慢溃烂发白，过几天就自己好了，这当然也会很痛苦。然后，他远不能与排异药引起的口腔溃疡相比。排异药引发的口腔溃疡，能让舌头周围一圈都长满一粒粒红色的颗粒，小如绿豆，大如黄豆。饭也不能吃，只喝一些稀饭和牛奶。我记得，我喝了好多好多的八宝粥，各种品牌的都有。这还是在好一点的时候喝的，严重时，只喝汤喝牛奶。我查过网络，也问过病友，听说口腔溃疡是人体排毒的需要。也许是切除了胆囊的原因，也许是服用了排异药的原因，也许两者兼而有之，身体要排毒，终要找个出口。那些又红又肿的颗粒，争先恐后的溃烂，就是排毒的需要。每一颗的溃烂都要一周到十来天的时间，它对病人带来的最大的痛苦就是痛，我记得有一次，一颗在舌头侧面的黄豆大的溃疡，大概是烂到了神经，那种痛，像石头砸在一根钢针上，上串头顶，横达耳根，直钻心头。猛的来一下，那个痛，哇，真的受不了，头多晕了。元旦以后，听说吃弥尔桃好，就每天吃，结果没用。又听说吃姜片好，就吃姜片，咦，还真的有效果，还不错，我每天吃，一次两三片，有一阵子没发过。但身体的总体感觉很不好。于是又怀疑少了口腔溃疡是否会影响排毒，就又停了姜片。果然，口腔溃疡又发出来了，而且，疯了似的，嘴唇，舌头一起来，那个痛，不用说了。
痛有什么办法？有，一个字：“忍”。手术以后，别的没学会，忍倒是学会了。小痛，打针抽血什么的，忍一下就没事了。手术后刀疤的痛，感觉是全身的，那种大面积的痛，长时间的痛，恒久的痛，虽然难受，但并不怎么难熬。只有那种 一阵一阵钻心的疼，最难熬，每一次发作时，我就用被子蒙住头，躺在床上，咬紧牙关，不说话，一秒一秒的忍，等待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手术后，忍痛成了我的“新常态”。在一次次的忍痛经历后，我也有了忍痛的经验。我知道，痛的过程，也像一个竖起的三角形，有起点与终点，中间有高峰。你在感觉最痛的时候，也许就是最高峰，忍过这一阵子，痛就会一点点缓和。当然，这个高峰有时是几小时，有时可能要两三天。这段时间里，除了坚持，没用任何其他办法。我在痛得厉害的时候，如果妻子进来与我说话，我会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手，用力摇，她看到我这样子，知道我又在痛了，常常叹口气，默默地走开。
我曾经亲历过我干妈痛死的经历，她患了肝癌，出院后六个月又复发了。医院不收，只能在家等死。晚饭以后，队里的许多人都来陪夜，我就住在她隔壁，虽然年幼，也经常去看。我看见我干妈的床头挂了一根绳子，一直很胖的一个人，此刻，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她不停的呻吟，神情呆滞，目光中充满了绝望，当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时，她用双手抓住那根绳子，嘴里嚎叫着，把半个身子都吊起来。那种惨状，无以复加。所谓生不如死，也无非如此。与我干妈相比，我要轻的多。在这次肝脏移植中，还有一种痛苦，不是溃疡引起的痛，是呼吸困难，这是一种比死还难受的痛苦，我在下面一节专门讲述
五，风云突变，“鬼门关”生死对峙
回到前面，从医院出院回家，妻子为了我出院后，有一间卫生无菌的消毒房间。她请了保洁员，把我之前吃剩的好多药，日常用品，一股脑扔进了垃圾箱。对房间进行了一次非常彻底的打扫，我媳妇还买来了紫外线灯对房间进行了消毒。她们的认真与仔细，体现了她们对我的在乎，我心里记着，嘴上却从没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出院后的一段时间里，妻子怕我被感染，拒绝了所有亲朋好友的探望。在她近乎苛刻严格的护理下，我的恢复很顺利。一个月后，我每天能在室内走走了。还能做一些轻微的肢体运动。眼看春节快来了。按农村习俗，节前要大搞一次卫生。我坚持要洗一次澡，妻子同意了，家有淋浴房，又买了专用取暖器，像个小空调。妻子先开好了热水，又打开了取暖器。等整个房间热气腾腾时，才让我进去洗。洗好出来，人象换了一个身体，浑身轻松舒适。感觉真的很爽。谁知，死神正在悄悄向我走来。当天晚上，人就感觉不舒服，好象有热度。半夜以后，热度明显起来了。那时我还以为是一般性的感冒，凭往常经验，服一粒百服宁就能缓和，正常一天能解决。但我服了两次，热度不退反升。到第二天晚上十点，热度就升到了39度。妻子急了，要打电话给儿子，我坚持不要，半夜三更，都有不便。坚持到天亮，热度已测到40.3了。等儿子把我送到医院时，贺轶锋医生说，怎么会怎样，早该送来了，先抢救吧。这样，我就直接住进了病房。
整个抢救过程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贺医生为我用了四种氧气。有一种是热的，吸进去全身发热，会出汗。还有一种氧气，还配有一种白色的药粉。我唯一的感受就是呼吸困难，尽管用了氧气，我也张大了嘴巴，但我还是吸不到空气，（其实是肺泡张不开）气急而短。我自己估计，一分钟的呼吸要在一百三四十次以上。真正是上气不接下气。我记得我跟妻子说的唯一的一句短语就是，“没有气”、“吸不到气”。那一刻，如果拔掉氧气管，感觉一分钟就会死掉。我自己知道，我一阵一阵的神智是不清的。妻子后来跟我说，你的脸通红，同病旁的几个病人都在说，这个人危险了。我妻子一次又一次躲到走廊里去哭，哭了一会，进来时又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在神志清晰的时候，心里明白，那时候，我是处在“弥留之际”的状态中，我只有一个念头，努力呼吸，一秒一秒的坚持，这是在和死神对峙。坚持就有胜利的希望。放弃，就会命归黄泉。那一刻，一半听命于天，一半凭自己的意志与毅力。天意将决定我的生死！
很幸运，我活过来了。
这次住院，总共二十六天，但最危险的日子也就两三天。那两三天，给我留下了有生以来最深刻的印像。所谓刻骨铭心。这是恰如其份的比喻。
说真的，肝脏移植，除了口腔溃疡带来的痛，并没有什么让我受不了的痛苦，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而肺部感染留给我的记忆远胜肝脏移植。这里，我特别要感谢贺轶锋医生。在整个抢救过程中，他真的用尽了办法。有一种氧气需要一种特殊的管子，医院没有，说要家属去药房自己买。我妻子根本不知道哪个药房有买，转了一大圈，没有买到。一急，就与护士吵了起来，后来，是贺医生帮我们去借了一根来。这一次的抢救难度非常大。以至于贺医生在我们出院时关照我妻子，回家后小心点，这次是“額角头“，下次再这样，不一定再有这样的幸运了。真的救不了，我也没办法的。
上天有眼，让我闯过了鬼门关。
一个是痛，一个是呼吸困难，这是我在这一次肝脏移植过程中遇到的最难以承受的煎熬。写下这些，并非是矫情，而是想与读者共同分享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命的体验。
说一句私下里的笑话，如果让我选一个死法，我非常愿意选择在肝昏迷中死去，一点痛苦也没有，像睡着了一样。
六，要感谢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人的一生只有一次生命，这是常识也是真理。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生命的奇迹被累累突破。有许多人患了必死的病，却被医生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人们通常称这种情况为重获第二次生命。在中山医院，甚至出现了重获第三次生命的人，通过两次肝脏移植，仍然健康生还。不管是重获第二次生命还是第三次生命，这样的人是幸运的，有两个字，我想一定不仅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做过肝脏移植的人，都在心里藏着。这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个时代，是时代的进步，才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科技成果， 感恩中山医院，是中山医院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走了一条以人为本，治病救人的道路，才培养出了以樊嘉为首的一大批医德、医技双优的医务工作者。中山医院无论在管理上，在医疗技术上，还是从规模上，都是全国一流的。贺轶锋医生曾经跟我说过，中山医院，各科都是一流的。在中山医院南院，医院的宣传栏里，介绍中山医院是上海医学界的一艘航空母舰。凭我个人的体验，无论你生什么病，你去中山医院，总是不错的。我也因此介绍过不少人到中山医院看病。说到这里，我想说一件憾事。我的哥哥，他患了间质性肺炎，一直在上海另一家医院治疗，我曾劝他到中山医院来，他说好的下一次吧，他说那家医院的医生专家都熟了。他这样说，我不能强求。2015年三月，他又一次去了那家医院，他说，如果这一次再无好转，下一次就到中山医院。恰恰就是这一次，他在那家医院受到了肺部感染，因为抢救措施迟缓等多种因素的不到位。仅仅23天，我哥哥就不幸去世了。这事让我无法释怀！我想，在中山医院，就算不能治愈，至少也不会被感染。据陪在哥哥身边的我.妹妹说，那家医院的卫生一塌糊涂，厕所脏得人都走不进去。相比中山医院，二百六十多个厕所樊院长亲自定期检查，没一个不是干干凈净的。这一点让我很感动，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去一个单位，你只要去一下厕所，就大体上能知道这个单位的管理情况了。一滴水见太阳，一点也不错。厕所是管理工作中一个很特殊的具有功能性的节点。有没有“以人为本”，是不是全意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看厕所就知道个大概了。厕所对病人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体现医德的一个组成部分。遗憾的是许多医院的领导认识不到这一点，把它作为小事，交给一个搞卫生的辅工就算完事了。中山医院是一流的，最基础的工作，也由院长挂帅。我为我能选择在中山医院进行肝脏移植，感到幸运。
我从患病到换肝的整个过程中，樊嘉院长，是我第一个要感谢的。樊院长是中科院院士，曾经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今年8月21日，樊院长又获得了“世界杰出华人医师霍英东奖”。感谢樊院长，当然不仅仅是他在医学上的贡献，还因为我的手术就是他带领的医疗专家组为我亲自操刀做的，手术获得了大成功，我当然要感谢他！现在，朋友与同事们都说我比正常人还正常，比健康人还健康。确实如此，由于换了健康的新肝脏，血液运行功能正常了，我原来很严重的腰脊病，失眠症都不治而愈了，连一脸的黑斑也全部退尽了。这一切，都是樊院长的功劳。在此，我请樊院长接受我深深的一鞠躬！
我还想感谢的一个人是贺轶锋医生。
在中山医院，手术后，要在观察室先呆几天，之后，就会移交给某个专家去长期负责你的日常观察治疗。樊院长说：“以后，你们看病就去找贺轶锋医生。贺医生人不错的，你们放心去找他，我还是会关注你们的。”这是我首次听到贺轶锋这个名字，以后找贺医生看了几次，发现贺医生真的不錯。贺医生，一米八左右高度，不胖，看上去很结实的样子，绝对称得上是个美男子了，贺医生一周两天坐门珍，其它的时间他在病房和手术室。这样的医生是最具实践经验的。我们常在私下议论，病人看病，要找四十至五十岁左右的医生，这样的医生，精力充沛，技术成熟，正值人生的巅峰时期，是各大医院的顶梁柱。贺轶锋正是处在这样的巅峰时期。在日常生活中，病人对医生不熟悉不了解的情况下，往往就是这样来判断和选择医生的。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有樊院长介绍，一百个放心。接触时间更久之后，我从贺轶锋身上看到了他的性格特征，贺医生个性温和，这是贺医生最大的亮点。他在与病人的勾通过程中，每一次都是和风细雨式的语气，好象他对面坐着的不是病人，而是家人，朋友。贺医生第二个亮点是耐性。病人总是担心医生考虑不周，所以会把一种情况反复说，一个问题反复问。贺医生了解病人的这种心理，耐心听，耐心介绍，耐心回答，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或看到过贺医生对病人显出不耐烦的样子。更不用说他会对病人发火之类的事了。一个医生，能把他在人性中的亮点融入到他的日常工作中去，成为一种习惯，是不容易的。这是一种修养，折射出来的是人性的光芒。
每一个病人，都会有间接或直接的在别的医院别的医生那里看病的经历。病人是最会评议医生的，他们常常用最直接的亲历亲见来评判医生的好或坏。虽然不怎么科学，也不会太正确。但这是最普遍的客观存在。我曾经带我母亲去一家中医院看病，母亲患胃癌，又有心脏病与高血压，又是晚期，加上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看了几家医院，都建议保守疗法，所以，我们兄妹三人商量后一致认为看中医，吃中药，从医院的介绍栏里选了一位博导老中医，看病的时候，老教授看了看病历，简短问了两句，因为母亲的表述不好，由我代讲，老教授还没听我讲完，就已经把药方开好了。我很震惊，这样草率呀？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化了很长的时间，一路颠簸来这里求你救命的，你两分钟就打发我们啦。想再多问几句，他已经在喊“下一位”了。
我们常常在一些医患的恶性事件中指责病人不体谅医生。然而，我们的医生是否也应该体谅一下病人啊。不可否认，在很多时间，病人对医生的好恶並非来自医生的医术，而是来自医生的的服务态度，一声问候，一句关照，都是病人感知评判医生好坏的依据。因为有了比较，贺轶锋给我们的印象就尤其显得亲切了。我爱人经常一个人到中山医院代我配药。她是一个比较仔细的人， 话也比较多，每一次，贺医生都会让她满意而归。有时因为预约晚了，挂的号比较靠后，她路远，她找贺医生，贺医生就给她在挂号单上盖个章，让她去服务台那儿把号往前挪一挪。贺医生就是这样，关心每一位病人的合理所求。我在治疗期间，有一次咳嗽，咳得厉害，在地方医院治了十多天，一点不见好转，到中山医院，贺医生帮我介绍到了中山医院的一个科室， 一个星期就出院了，期间，他还抽空来看过我两次。
要感谢的人很多，在治疗肝病的过程中，我在嘉定中心医院，瑞金北院，浦东曙光医院等，都遇到过很好的医生，嘉定中心医院的一位医生对我儿子说，就是我父亲，我也不过如此。在瑞金北院，一位医生对我儿子说，有时候，尊重老人自身的意愿，也是一种孝心。(那时候，我还一心坚持中医保守治疗）。此外，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亲友。她们（他）不但来看望我，还轮流来医院为我陪夜护理。当然，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儿子，是他坚定不移的决策，挽救了我的生命，我作过横向比较，我儿子在我坚持要保守疗法的时候，他一次次去打听手术移植的成功率和安全性，回过头来又来做我的工作，在一位三甲医院的一位主任医生跟他说了“尊重老人自身的意愿，也是一种孝心”以后，他仍然坚持我做移植手术。体现出了他对我的在乎和孝心。还有，就是是我的妻子了，在我反反复复的住院出院过程中，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在忙，一个人在陪护，她对我的担心，一次次的背着我哭，都体现了她与我相依为命的夫妻情分。我不会当着她的面感谢她，但我心里知道，她对我的爱有多深，我曾经为她写过一首小诗：
我的爱人
她不会，像蔷薇那样
伸出墙头
借霓虹灯的灯光
炫耀自己
她不会，像凌霄花那样
攀援于树冠之上
借别人的力
独出风头
她也够不上荷花那般圣洁
更没有牡丹那么富贵
她只是在深秋里
寒风渐起的时刻
我窗外
墙根边的一支野菊花
根部的叶子己经泛黄
纤细的腰枝在风中
力不从心地摇晃
但她依然不忘
在我的人生处于低谷的日子里
每天，都为我送上一抹淡淡的芬芳
七，尾声
在重获第二次生命以后，我也想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 。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我们那儿有一个双城文化促进会，手术后的第三年我参加了其中的工作，並在其间的一本杂志中担任了编委。我们家乡还有一位很著名的历史人物，叫归有光，是明代大文豪，他的散文被誉为“明文第一”，高中、大学的教科书里都有他的散文。为此，我们嘉定还成立了“归有光研究会”，但参与者都是一些上海大学里的专家学者。我们够不上，于是，我成立了一个《归有光研究兴趣小组》，自任组长，並聘请了复旦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导师和嘉定地方史的一位专家为指导老师。对归有光进行研究。 我们走访了许多归有光的遗址。阅读了他的大量文章，还挖掘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我们小组的人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我的一本介召归有光的个人的研究专著也准备在明年自费出版。我还在学画画，参加了嘉定菊园社区的“海墨画院”，我把我的画送给我的一些病友，他们也给了我很多的点赞。用一支笔参于社会的公益活动。既有益于推动家乡的文化建没，也能愉悦自己的身心。我肝脏移植快六年了。六年来，我加入了中国散文协会。在散文网上我也发了不少散文，介召过地方上一些学有专长的人物，为他们写传记。我写的一篇介召一位画家的纪实散文《踏遍千山寻笔墨，宁将一生化山水》，在散文网发出后，被《人民日报》网站转载。2019年，我被散文网评为建国七十周年先进文化工作者。同年，我也被安亭镇与嘉定区二级政府评为优秀网络宣传员。当我平生第一次站在台上接受少先队员献花敬礼的时候，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我没有参加作家协会，但是，今年，解放日报记者在解放日报上介召我们家乡的新农村建设时，称我为“农民作家”。我觉得，参与家乡的文化建设，是不需要什么头衔的。今年6月，家乡人又邀请我参加四史教育宣讲组。我欣然接受，並于六月二十九日，为家乡五个村的党员干部作了一次党史宣讲。我着重讲了湘江战役的失败是导致遵义会议召开的原因这一节。讲了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前后与王明博古的斗争，讲了四渡赤水的伟大战略成功，最终保全壮大了人民军队，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由于我化了较多的时间备课。我抓住节点，突出重点，注重细节。演讲收到了很好效果，受到了主办方很高的评价。我不是老师，但我也很自豪的走上了讲坛……
有时候，一个卑微的人，只要有一个充实的灵魂，也能享受到生命的精彩。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将继续为社会，为家乡，也为不负自己的第二次生命，散发余热，直至生命的终点……
二0二0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