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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2007年11月，出席广西民族大学举办的“全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创新专题学术研讨会”，并有幸受大会委托，作为与会来宾代表在大会开幕式致辞。现将致辞内容刊发，祈盼海内君子赐教。
尊敬的大会举办者、各位学术前辈同仁、女士们、先生们： 有幸出席广西民族大学举办的“全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创新专题学术研讨会”，深感荣幸和振奋！请允许我向大会举办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这里使用的“振奋”和“敬意”两个词，不是场面上的客套语，而是由衷之言。 理由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意识意味着对学术研究当中思辩和理性成分的极大肯定和倡导。而就目前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界）而言，缺少的不是形式上的所谓“学术规范”，而正是能够推陈出新，无愧于时代的理论维度和思想勇气。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曾经以思想的博大精深而著称于世。无论是孔孟儒家，还是老庄道家，都曾作为中华文化睿智和理性的象征而饮誉古今。然而，从汉代经学开始，在“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学术理念规范下，在“皓首穷经”那种学术至上的虔诚心态支配下，思想和理性的主体地位却大有被学术发展淹没的趋势。这一走势，在清代朴学那里似乎更加发展到了极至。我们在赞美肯定清代朴学总结继承中国传统学术成就的同时，不能不为因思想和理性受到冷漠而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而深深感到惋惜。 然而，这一趋势在五四运动乃至改革开放之后，并没有因为形势变化而改变。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后，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传入为我们突破学术大于思想的传统格局提供了某种可能和契机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原因，这一可能没有能够变为现实。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可能性本来也可以大大加强。然而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风向主流，大抵还是汉代经学和清代朴学的翻版。循规蹈矩的“学术规范”取代了锐意进取的思想和理论探索，新理论和新方法也大抵被视为“异端”而受到冷落。 在这种环境背景下，本次大会的召开，表面看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这恰恰表现出举办者的匠心所在：站在历史发展和学术变革的高度，给古代文学研究工作中以理论思维为根基的新方法的再生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这是对中国学术发展的积极贡献，也是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功德无量之举。所以，它给我们带来“振奋”和“敬意”也就丝毫没有夸张的意味。 当然，仅仅靠一次规模有限的学术会议就要扭转学术风气的乾坤，似乎也不现实。但如果从二十一世纪开始，中国学术风向能够在继承保留经学朴学的质实研究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又能大力发展思辩理论型研究的话，那么历史应该不会忘记这次大会的功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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