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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母汪元澂先生） 二、患难真情，天地可鉴 让我在心底对师母肃然起敬，万分敬仰的，除了她本人才貌过人，资质聪颖外，她和我老师之间那种心心相印，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天地可鉴的感人故事，也是重要原因。 （恩师刘叶秋先生） 老师和师母的家庭，可以算是门当户对，师母的家庭情况要相对更好一些。但师母从未以一位大户人家大小姐的身份与老师交往，而是以知心、知音、同好等等这些灵魂的默契作为和老师之间永恒精神恋爱的基础。而这份永恒的精神恋爱不仅经受了几十年间他们自身的性格磨合，更是经受了那些动荡乃至恐怖岁月无情挤压的严峻考验，彰显出人间永恒爱情的真谛！ 共同的家庭和环境影响，使老师和师母从年轻时代起就产生很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并且持之以恒。姑举几例，以见一斑。 （恩师刘叶秋先生为自己仅有二点七平米的书房“二密栖”自撰自书《舟室铭》） 老师师母共同爱好之一是书法。老师的书法在学界书界享有盛誉，荣宝斋曾有过收藏。师母幼年就读帖习字，也是一笔好字。两位在书法方面有许多共同语言，尽管他们各自喜欢崇拜的书家不尽相同，有时还相互对对方和对方的偶像提出一些非议乃至争吵。但这个非议和争吵也是一种档次，一种境界——试问，有多少夫妻能在这个档次和境界上对话和争吵？我第一次到老师家，老师就拿出一抱书画和悬钩。我开始不明白老师要做什么。只有师母会意地笑着对我说：“你老师是要把他的宝贝家底向你炫耀展示呢！”只见老师兴致勃勃地把那些书画作品一幅幅悬挂在墙上，让我欣赏。我记得其中有很多当代书画名家的作品，诸如沈伊默、启功，还有老师的老师贺孔才、吴玉如先生的书法作品，以及丰子恺等人的漫画等等。从那时开始，我每次去北京老师家的时候，只要有机会，老师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他收藏的名家书画拿出来，分期分批地向我展示，给我分享那一幅幅书画的来历故事。 （丰子恺先生为恩师专门创作的漫画《好花时节不闲身》，恩师名峄莘，字叶秋，以字行） 比如那幅丰子恺先生专门为老师画的一幅《好花时节不闲身》，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中散失。后来丰子恺先生得知后，又专门重新画了一幅。还有一幅吴玉如先生写的卷轴，老师曾分别请启功等很多名家在上面题词。 喜欢书法的副产品是玩扇子。玩扇子有几个步骤，先是写好扇面内容，然后要把扇骨插入扇面缝隙撑住，最后再粘贴紧。这几个步骤他们两位都很娴熟，但后来比较多的情况就是老师以写扇面为主，师母以插入扇骨粘贴为主。可别小瞧了插扇骨，里面的技术含量很高。前两年我自己试过，难度并不比写字更容易。当年他们经常写下一批扇面，然后就一起插扇骨，完成一件件书法扇面作品。因为六十年代的社会动荡变革，这些扇面扇骨市场上都见不到了，社会环境也没了那个气氛，所以这个活动停了很多年。可巧的是，八十年代我到天津读书后，我在天津古文化街发现扇面扇骨这些东西又重新开始出售了，便赶忙写信告诉了老师。老师听说后非常高兴，嘱咐我按照他需要的尺寸买几副，下次去北京带过去。我买好带去后，老师和师母竟然像孩子一样乐不可支，好像又回到了他们年轻的时代。 听戏唱戏是老师和师母的又一共同爱好。他们年轻时正是中国京剧繁荣的鼎盛时期，从四大名旦，到周信芳、马连良、谭鑫培、杨小楼，这些当年名噪京城的大角儿都是老师师母最好的精神食粮。不仅如此，他们还能身体力行，粉墨登场，老师不但能自拉自唱，还能操琴给师母伴奏。想想当年的那些情景，我想一定会比今天KTV唱歌更有味道。老师和师母晚年都写过不少回忆当年北京京剧的名角儿名戏，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可以说，听戏唱戏是老师师母感情经历的重要见证。 此情此景，似曾相识。八十年代初，北京广播电台有个“阅读与欣赏”节目，很多文史大家都为此节目写过文章，后来陆续结集出版。老师曾应邀为这个节目写过一篇赏析文章，题目是《一片冰心万古情——读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后收入《文史知识》）。李清照的文章是回忆当年和丈夫赵明诚共同赏玩金石幸福往事和颠沛流离岁月的艰难情景，老师的文章能够感同身受，与李清照原文同样催人泪下。了解了老师和师母那些共同爱好的情感交流，才能真切感受到，老师从李清照的文章中，看到了自己和师母情投意合的影子，用自己和师母的亲身经历来诠释李清照的原文，所以才能如此感人。后来我在课堂上讲李清照这篇文章时，我老师和师母当年那些甜美幸福情景也是我理解诠释这篇文章的最形象画面。 但是，外人也许难以想象的是，当他们陶醉徜徉在这些美妙幸福的精神生活中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的家庭状况也随着这些变化由衣食无忧的大户人家变为生活窘迫，甚至囊中羞涩的困难户。从1949年开始，老师家经历过两次严重的经济拮据危机，这两次经济拮据危机的共同点就是恩师刘叶秋先生被迫失业，失去经济收入。全家五口人（老师夫妇、两个儿子，还有老师的母亲）的生活支出完全靠师母一个人的工资收入来维持。 第一次经济收入危机发生在五十年代初。导致这次老师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大变的重要原因是，老师的父亲在1949年辗转去了台湾，因为父子之情的牵挂，老师于五十年代初曾从香港去台湾看望父亲。因为1949年之后，普通大陆人无论是去香港，还是去台湾，都受到严格限制。老师取道香港去台湾的具体细节我不太清楚，但这个经历成为老师回到大陆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百口难辩，说不清楚的政治问题，并因此失去了工作。从此，老师从天津回到北京，照顾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儿子的生活。师母也因此受到一些影响，从中国银行天津分行高级职员岗位调离到天津某中学担任语文教师。 从这时开始到1958年，师母以一个人在天津工作的微薄收入，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开支。这个收入要维持五口之家的生计，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无奈之下，曾经比较殷实的家庭，只好把家里房子和各种古玩、衣物等等，能够变卖的陆续卖掉，才勉强把这些年的生活维持下来。本来老师家的故居在北京虎坊桥，隔壁晋阳饭庄曾经就是清代乾隆年间大学士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因生计所迫卖掉这所宅院之后，辗转几处，最后流落到北京珠市口附近，只剩下一明两暗三间屋子了。 从1958年开始，老师被借调到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辞源》修订组，参与第二版《辞源》修订工作。从这时开始到1966年政治运动开始，家里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但随着1966年政治运动的开始，《辞源》修订工作被迫停止，老师因为临时工的缘故，没有受到运动冲击，但却因此又再次失业。从这时开始到七十年代中期大约十年时间，家里又重新回到师母一个人工作养活全家的窘迫局面。一方面师母自己节衣缩食，尽量留给家里更多的费用。而老师为了减轻师母的压力负担，往往要忍痛把自己最喜爱的文物字画拿去变卖，维持家用。师母曾对我说，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家里能卖的东西也不多了，只能勒紧腰带，节衣缩食。这是第二次经济收入危机。 但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老师和师母仍然还是乐观面对，没有忘记一起经营他们各种共同的爱好。师母告诉我，有一次她和老师去隆福寺逛庙会，逛了一个上午，肚子饿了，但口袋里只剩下能买一个烧饼的钱了。他们买下一只烧饼，掰开两半，一人一半下肚，然后又继续逛庙会了。这个故事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每当我遇到任何艰难困苦，想起这个故事，我就觉得还有什么挺不过去的困难！还有什么不去乐观面对生活的理由？ 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师母所承受的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更有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各种压力。其中最艰苦的日子是五十年代老师失业之后，师母一个人在天津工作的时光。这个时候师母才三十岁出头，正是一位绝色大家闺秀风韵绝佳之时。她的形象气质成为众目睽睽的对象是理所当然的。当时师母受到周围各种眼光的关注、议论和“关心”，有的领导以“关心”的名义劝师母应该“站稳政治立场”，与有“特务嫌疑”的丈夫划清界线，并以各种方式表示出关心乃至“许诺”。面对这样的环境，我能体会到师母当时有多么难。一方面，她这份工作是全家五口的生命线，不能丢掉；但另一方面，对爱情的忠贞，对家庭的责任又使她毫不动摇地保护了家庭。当然，以师母当时的资质容貌和才能，她是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条人生道路的，或者是顺从领导，离开老师，或者是另攀高枝。但那绝不是我师母的为人！她不仅婉言谢绝了领导的热心帮助，而且就在这个期间，她用怀上第二个儿子的办法给了那些想入非非的人以最明确的答复！在这样伟大的女性面前，无论是非分之想，还是不良企图，除了无地自容，还能有什么良策！ 三十年间师母从一位大家闺秀，被岁月时光消磨成几乎独力承担困难之家的主妇。这是怎样的意志和品格？王宝钏寒窑十八年，历代传颂。可我师母的艰难程度，比她又差多少！ 老师家里经济情况好转是从七十年代后期政治运动基本结束后。一方面是两个儿子先后参加工作，情况有了起色。另一方面是商务印书馆《辞源》修订工作重新启动，老师被作为大专家正式受聘到《辞源》修订组工作。与此同时，师母也结束了近三十年的天津中学教师生涯，退休回到北京家里。从此，家庭的经济收入主力接力棒由师母转给了老师。当时老师不仅在商务印书馆有正式编制，与吴泽炎先生共同主持《辞源》修订工作，而且还发奋著述，受聘讲学等等。随着这些情况的变化，老师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发生根本的转折。 尽管经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但老师从未忘记师母才是那些最艰苦的日子中家庭最重要的支柱。记得有一次，老师、师母在我面前开玩笑，老师笑着对我说：“我看在你师母当年立场坚定的份上，没有给她一纸休书。”师母当然知道老师在说玩笑反话，也笑言相答：“嘿嘿！当年有得到休书危险的不是我，而是你呀！”然后我们三人哈哈大笑。——这个笑的内涵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和意会！ 所谓“患难见真情”，师母之谓也！ （上世纪90年代初，师母摄于北京陶然亭仿兰亭景观）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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