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天安门上的帮会大佬

天安门上的帮会大佬

       十一长假期间，一家老幼回了趟开平。父母都是开平人，此行主要是陪他们探访旧居，而他们已八十开外，再晚就不易找机会去了。至于碉楼，只是沿路随缘看看，没有再专门参观。

       在去百合镇我爸家时，包车司机周师傅随口说起，不远处有司徒美堂故居和南楼，都算有名景点了。返程时还是下午，就让司机带我们去一游。

       司徒故居在赤坎镇牛路里（不是卡路里哦!以“牛路”为名，让我想起东坡的诗“但寻牛矢觅归路”）村，车可以直接开到门前。开平的村落布局似皆一律，横直作棋盘状，最外一排总是对着池塘，而司徒故居本在中部的第二排，今已拆去第一排的旧宅成一小广场，安放着他的半身塑像，其故居也等于直对池塘了。

       正赶上故居陈列室关闭，外边无甚可观，逡巡片刻，也就罢了。

       对于司徒美堂其人，我本无没有兴趣，之所以又有一点兴趣，也并非由于他是老乡，只因一桩不时有帖子提起的事：在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他是站到了天安门上的人。

       要知道，当日有资格登上天安门者，止限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仅得六十三人，实际在场者不过五十几个。还要知道，司徒美堂可是美洲致公堂（洪门）元老，也即帮会大佬啊！

       我手头有部“中国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编印的《爱国侨领司徒美堂（1868－1955）》，里面司徒丙鹤《陪同司徒美堂参加开国大典》一文说，司徒美堂、陈嘉庚两人，皆是作为海外华侨领袖，由毛泽东署名致电请到北京的；司徒丙鹤另有《司徒美堂和毛泽东的六次函电交往》一文，由此标题，亦足见毛对司徒美堂的郑重其事了。在新政权来说，一个洪门老头子，何以如此重要呢？想必这是今人不易理解的吧。

       欲明此事，就得回到中国近代的历史语境里。

       首先，要明白“华侨”身份的重要性。在清末革命前后，华侨群体的财政支持是绝顶重要的，革命派的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华侨，故孙中山有“华侨乃革命之母也”的话。具体到孙中山，其在民初政坛的崛起，更有赖于华侨的“力撑”，而其得力于华侨者，不止于财政援助，亦在于政治表态。洪门另一位大佬黄三德早期与孙关系密切，后来反目，留下一册反孙的宝贵记录《洪门革命史》(此承香港的黄文彬先生昔年赠我复印本)。其书第十五节述武昌起义发生时，孙仍在美，“三德与洪门人士，代筹行费一万元与之，由欧洲赶回中国，假令当时三德不力催促之，孙文或再延数月乃行，未可知也。”第十六节又谓南京选举临时总统时，“南京各省代表，现震于海外华侨之声势……于是连日筹划发电报，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侨团体名义，一日而发三数十封，电报之费逾千。果然南京诸代表皆震惊孙文之虚声，谓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此连带的两件事，对于孙的政治生涯至关紧要，自不言而喻。曾读过周永明先生的专著《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系研究清末民初时的“电报力量”，即“公电”作为一种现代政治檄文、一种“新的公共表达文体”的影响（民国可谓之“电报政治”时代，此后乃有“广播政治”、“电视政治”、“网络政治”时代之代兴）；而北美洪门力挺孙中山任总统并赢得成功，堪称最能体现“电报力量”的典型事件，同时也最能体现华侨在政治上的巨大作用。

       其次，又需要理解“帮会”身份的特殊意味。在今人看来，帮会就是黑社会，就是蛊惑仔而已。但要明白，在华人只是二等公民的美国，致公堂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力量，能让华人“抱团”，起到自我保护的功能，故华侨十之八九在名义上皆依附致公堂，赢得致公堂的支持，即等于赢得华侨的支持。正因此，孙中山为了得到华侨支持，不止与致公堂合作，更正式加入致公堂，甚至让同盟会悉数皆加入致公堂（但应公平地说明，康梁一派同样与致公堂合作，梁启超也加入了致公堂）。大凡帮会，其规模超越一定程度，必不可能只是单纯的涉黑团伙，而必有其社会根基，亦有其政治作用。世人实有一种心理：别人的黑社会就是黑社会，而自己人的黑社会却是不一样的。比如，杜月笙之子杜维善，是专业的收藏家和学问家，他在口述自传里就认为：“帮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孙中山早年加入致公堂，致公堂就是洪门组织、洪帮。洪帮、青帮都是帮，孙中山加入致公堂，多次利用帮会组织进行革命，那如何来评价呢？西方的黑帮是电影上的戏，跟中国的帮会是两码子事情。”此不尽是回护家世之言，恐怕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理（当然，西方的黑帮又何曾不是“很复杂的问题”呢）。因此，帮会的身份，当时在政治上不会减分，而是加分的——事实上，五十年代初新政权还想把杜月笙从香港动员回大陆呢！

       由此两点，司徒美堂作为侨领，作为洪门元老，其在政治上的特殊份量，我们就较易有“了解之同情”了。

       还有一点，当江山未定之际，共方仍需要建立“统一战线”。作为新政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名义上是“联合政府”，以继承孙中山“民主主义”为号召，而自居“新民主主义”的立场，故当然要招揽国民党反对派，此所以“开国大典”一定要拉上孙中山的未亡人也；孙中山当选民国首任总统，深赖洪门之力，而此时若得洪门表态支持，则就如复制了孙中山的政治神话，此所以“开国大典”也要拉上一个洪门老大也。

       此外，我还觉得，从作为异域远方的新大陆拉来一位老人代表，恐怕还隐含着一种传统的“怀柔远人”心理。这有一个参照：作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在明末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后不堪沙皇俄国压迫，乾隆时又回迁新疆故地。此事清人称作“来归”、“东归”，视之为古史所谓“远者来”、“远人玉帛尽来归”的盛事，故得到朝廷的大力表彰（在今日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又被冠以“一曲爱国主义的凯歌”的名义）。是“远人”愈远，愈显得“天下归心”，在地理上越是遥远，在政治上就越可夸耀，地理距离是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本的。那么，司徒美堂代表华侨“来归”，不也体现了一种“远人”的政治认同吗？

       总之，在近世中国史上，海外华人是特殊的存在：他们既是中国人，又不是中国人，既有中国的集体认同，又不在中国政府的管治之下，代表了一股真正独立的民意，而且是有国际影响的民意。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既有经济性、物质性的一面，又有仪式性、符号性的一面——在时间上负载着辛亥的历史记忆，在空间上又体现着游子的国族认同。在西洋独大、列强环伺的近代世界，他们兼有民心所向和国际观瞻的意味，实能赋予海内政权一种无形的合法性。

       纵观二十世纪，华侨对国内的物质支持，大体有三次高潮：清末反满、四十年代抗战、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而在1949这一关键节点上，神州虽已变色，尘埃仍未落定，支持红色政权的华侨绝不在多数。据司徒美堂的回忆录《旅居美国七十年》，当他返国时，更颇受“反动派”阻拦。他只身远道归来，两手空空，显然谈不上物质性的支持，有的只是符号性的意义。

       司徒美堂是1880年自港赴美的，至1949年返国，时年八十一岁。此后即居留北京，直到1955年去逝。在世俗标准来说，生前上过天安门，死后葬到八宝山，生荣死哀，可谓做到开平人的极致了。可是，他纯粹只是作为一个政治道具，被摆放在天安门上，被安放到八宝山里而已。

我们到开平，遇上的周师傅既实在又热情，前后三天往来都靠他帮忙。一路上，他介绍个不停。从牛路里村出来，他又告诉我们：司徒留在北京，是老毛不让他走，把他软禁了。他有造反的心思，想当皇帝呢！当时我唯唯而已。司徒的地盘是唐人街，到了京城，是龙离大海了，说他造反自然是最无稽的齐东野语。他既上得梁山，做了中南海的座上客，再回美国怕已不易立足，这才是他留在北京的原因吧。此类民间故老传言，只好说，是证明了我们开平人有一种“劲到飞起”的政治想象力。在天安门上，这位开平人的重要性被放大了；而在侨乡老家，这位开平人的重要性更被放大了N倍。

自牛路里开车不远，就是南楼，现已辟为公园，临江近野，占尽开平的形胜。

南楼原属腾蛟村，聚居的村民也姓司徒。此楼的著名事迹，发生在1945年，当时日军为了顺利撤兵，要打通自广州至雷州半岛的交通干线，故占领了赤坎，但司徒氏七勇士（其中司徒煦、司徒遇是从南洋归国的）依然坚守于此，最后弹尽粮绝，为日军以毒气弹攻陷。此楼有七层，始建于1912年，至今保存甚佳（包括日军留下的大小弹孔），更重要的是，还能免费登临。楼梯极窄，拾阶而上，四望空阔，我觉得其景观更胜于以前登上过的自力村碉楼。

附带说一下，我妈家所在的长沙区儒林南村，有个叫“红门楼”的旧建筑，门上有副嵌字的对联：“红杏在林，占春最早；门楼近水，得月居先。”小村有此，以前我即相当欣赏。这次到南楼公园，又见牌坊有副长联：“一楼作砥柱中流，气奋风云，不让田横五百；七子护河山半壁，心坚金石，雄于项羽八千。”以田横、项羽为譬，未免太夸张了，但对联本身是极工整的，算得上当代少有的佳联。此两联一旧一新，作者皆不详，但我想，都该算作开平最有文化的物事了。是不可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