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机构首先可以用现有资金收购坏账。但全部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基金和保险)在银行的存款一共只有16万亿,能不能一下子拿出来4万亿、花多长时间能拿出上述4万亿其实是个问题。例如,华融AMC在2015年底的总资产仅3800亿元,现金、存放央行款项和存放金融机构款项仅200亿元。信达2015年底的货币资产不到100亿元。可以说,让AMC来承接银行的债权,单凭现金恐怕是不行的。 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第一种债转债,即四大AMC等出售一些债券资产,拿到现金之后去购买银行的资产。AMC出售的债券的买方可能是银行,也可能是其他的非银金融机构(比如基金)。如果是银行,那么AMC其实是用好债券买坏债权,银行卖坏债权收好债券(债转债)。如果是基金,那么银行会发现自己缩表了:基金在银行的存款少了,银行的坏债权少了。基金购买了更多债券,流动性变差,但帮助AMC收了银行坏债权,也帮助了银行缩表降风险。 但是四大AMC能够出售的债券资产也很有限,因此我们恐怕更有可能看到第二种债转债,即四大AMC扩表。上一轮债转股中,四大AMC的资金来源是人民银行,但现在人民银行恐怕不会再背锅了:5000亿救市贷款恐怕已经让人行意识到,人们对救市没有感激,而只会发出所谓“超发货币”的指责。所以这次四大AMC恐怕会向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比如基金)发债。 如果是向银行发债,那么显然对银行来说是卖出坏债权收到AMC债(债转债),企业方面虽然债转股降杠杆,但是AMC则是加杠杆:股权资产和债券负债双增。这里面的妙处,在于银行实现了资产质量的提升,而AMC又因其国有位置而有足够漫长的时间等待问题化解。能实现这一精妙结果的前提,在于对AMC低风险的认可:在这个人们追求安稳的时代,AMC发行债券相当于生产了一种“低风险”资产。 使用AMC的特点,在于避免让储蓄资金直接参与到债转股当中。企业和家庭的储蓄表现为银行存款,而有时人们把银行存款投入到基金和保险当中。如果基金和保险直接参与债转股,其实就是人们的储蓄直接面临债转股的风险。但如果中间隔离了AMC,其实就是在债转股和人们的储蓄之间多了一层AMC债,储蓄者面临的只有流动性风险,而不是AMC债的信用风险。 国家会不会进行某种形式的第三种债转债?财政存款总规模也只有4万亿左右,但是国债的空间很大。一种方式就是发行国债注资四大AMC。AMC持有国债之后,把国债卖给饥渴的个人投资者和基金公司,拿到现金之后收购银行的资产。银行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是缩表的,但扩表的除了AMC之外还有中央财政。只不过AMC的扩表这次没有提高杠杆:国家用国债补充的是AMC的股权。这里面加杠杆的,乃是财政。 央行也可以发行央票对AMC进行注资,毕竟央票经过多年的到期已经所剩无几了。除此之外,梧桐树等平台会不会参与债转股也很值得期待。如果参加,我们看到的就是央行用外汇储备购买坏账然后转股权,银行收到外汇应该不会不高兴。例如,央行先用外汇从银行手里换人民币头寸,再用人民币买坏账。银行的人民币头寸前后是不会变的,但坏账少了外汇多了。而央行的外汇占款下降,对企业的债权增加,然后可以再债转股,变成其它资产。 上述的讨论其实逼迫人们思考,当我们讨论中国的债务问题时,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通过上述方式,企业债务下来了,又如何?金融体系杠杆上去了,又能如何?财政负债率上去了,又能如何?是否存在逼迫某个局部出现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流动性危机到底怎样爆发?谁可以让流动性危机爆发?为什么杠杆这么高人们还感到资产荒?为什么新增贷款多了人们担心风险,新增贷款少了人们担心经济下行? 有两点可以思考:银行本来可以把一些资产从表上卸掉给储户,缩小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给自己去杠杆,但现在看来不太容易,低利率提供的高估值愣是没法变现,就只能让市场这么饥渴着资产荒着,让自己的拨备覆盖率降着。股票市场去年有那样高的估值,上市企业居然才从一级市场融资4千亿而不是4万亿,白白错过了大好的去杠杆时机。宏观问题的背后,乃是需要解决的大批微观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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