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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正当少年。 那时候，小企鹅（腾讯QQ）还是一枚沉睡在未来中的蛋。 那时候，林志颖的脸上还未见黑硬胡茬的痕迹，白白嫩嫩的，笑起来带着几分可爱的羞涩。一首《十七岁那年的雨季》，青春，婉转，富有感染力的歌喉，轻易地就俘获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心。沙哑的，尖细的，低沉的，高亢的，圆润的，走调的，年轻人成了虔诚的“传教士”，走到哪里就把这首歌哼到哪里，不管唱得怎样，却总是满脸的陶醉，满脸的自豪，满脸的少年得志。仿佛真的被一场温柔的雨水泡过，少年情怀的成长远远超过了身体的速度，十六七岁的人儿，却有了一颗颗想要远征万里的心，幻时常想着，能如李白当年般豪情万丈，仗剑江湖，行万里路，交天下友。 行万里路需要不菲的盘缠，因此少年们只好打住，而交天下友却相对容易多了，只需备好纸笔，写上几段或浅白或故作深沉的文字，再贴上两毛钱的邮票，就有人负责将信件送到神州大地的任何一个角落。在那时，交接“笔友”是一件称得上时髦的事。邮局也自然生意兴隆，因此还没有出现靠推销烟、酒、洗衣粉等副业来提高收入的创举。 当时有好几种生活杂志，为了获得更多的销量，投大众所好，在网络时代普及之前，率先发展起了纸媒的交友平台。交友信息一般分散地印在杂志每一页的页脚处，栏目中选登的征友志趣也是五花八门，有爱好文学的，爱好音乐的，爱好美术的，爱好体育和武术的，也有希望结交武警和解放军的。还有那些正值嫁娶的男女，以及各种原因死了伴侣的鳏夫寡妇，也凭借这个栏目发布征婚信息。杂志社将他们提供的通讯地址如实刊发，方便有共同意向的人建立联系。当时在四川，这方面做得较成功的应该是一本叫做《分忧》的杂志，几乎每一期，它的页脚都密密麻麻地印刷着各种交友信息。于是，那时候和我一样的少年一旦有了几块零花钱，除了必定会买上几块大大牌的泡泡糖，在众人面前吹几个雪白的泡泡炫耀一番（那种虚荣心的快慰，或许只有当今擅长炫富的土豪最能理解。），另外就是冲上街头去买上一本当期的杂志。如果恰逢手头拮据，那就找几个有同样嗜好的朋友凑份子，大家一同“分忧”。最最不堪的时候，也要涎着脸去别人那里好言软语地借来看看。其实杂志中那些有关男欢女爱的描写，纵使有千般的风花雪月，万般的儿女情长，也休想引起我这样的尚在“懵懂”之间的少年的丝毫兴趣。真正关心的，只是页脚处印刷着的那些小字。首先过滤掉各种征婚信息，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将符合自己兴趣的交友信息清理出来，工工整整地誊录到一个专门的笔记本上，然后整本杂志的使用价值即宣告结束，随手将其扔到某个角落，交由时光去任意处置。用来抄录地址的笔记本，只要是“心怀天下”的青少年都会有一本，遇到聚会的时候，相互拿出来做一番交流，认认真真地逐条数了，谁的地址誊录得最多，谁就兴高采烈的自我夸耀一番，满脸的豪情壮志，仿佛自己身边真有肝胆相照的三千壮士。其他人则既羡慕又嫉妒，暗暗发誓要为自己尽快地找到更多的“笔友”。而事实上，一本笔记本上虽然密密麻麻地誊满了地址，而真正愿意花时间写信和能得到回信的却少之又少，比如我，真正照着地址向对方投递过信件的也就十来个，而得到回信的，仅仅一人而已——她的名字叫叶红术，当年正就读于福建省闽侯县的一所高中。 叶红术在她的征友信息里提到：她喜欢文学，希望结交到和她一样喜欢文学和写作的朋友。而那时我正好因文学梦“病”得不轻，经常会写几句“小诗”发几处闲愁，而身边同患此病的却一个也没有，无人可“同病相怜”，难免感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当看到这样的交友信息后，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想要亲近的情怀。 那封信我写得异常的认真，就像是为了博取一位审稿编辑的欢心和注意，每个字的一笔一划都力求中规中矩，再加上翻来覆去对遣词用句的斟酌，仅仅五百来字的短信花了足足有两个小时。当信写好，反复检查确保没有错别字以后，方才满意地将它投进邮箱。 时间过了半个月，根据自己推算出的信件往来需要的时间，那几天我变得异常亢奋，每天都要到父母所在单位的信件收发室去看上几次有没有我的信件，但每次都失望而归，不过倒是偷偷地从别人的信件上收获了几枚漂亮的邮票。如果说结交笔友在那几年是一件时髦的事，那么从学校、单位收发室偷撕别人信件上的邮票，却是在年轻人间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如今有时义正词严地数落女儿犯下的过错之时，偶尔想起当初自己的胡作非为，但却又万万地说不得，不由地心里就羞愧难当。 再说当时，大致又经历一个星期后，我的兴奋渐渐地平息下来，不再对收到回信抱有希望，根据之前的经验，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两毛钱加个牛皮信封的损失，除了心里难免一丝浅淡的失落，我的日子仍然过得愉快轻松，对从新刊发的杂志中誊录征友信息，依然热情如故。就在我已经将这件事完全抛之脑后，有一天路过收发室时，只是想要去看看是否有邮票可撕，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封从福建寄给我的信。素白的信封上已被人抠出了一个“口”字型的小洞，露出一截印刷着一道道红线的信笺纸。自然是有人比我捷足先登，将邮递员送来的信件上的邮票偷撕了去。面对“群雄并起”的撕票行为，我当时居然忘了最初的目的，不甘于自认倒霉，手里攥着信件站在收发室前狠狠地咒骂了一番。 叶红术是一个讲究真诚相待的好女孩。至从征友信息刊发后，她收到了很多的信件，而且无一例外地给予了认真的回复。要回复突然冒出来的数十封来信，她只能在课余时间抽空完成，因此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她在来信中的措辞，热情远远超出了我此前的意料。她对我所写的信件给予了几近恭维的赞美。她说她简直以为自己是在阅读一篇优美的散文，因此让她不敢轻易回信，唯恐内容写得太过肤浅，导致错失一位难得的笔友。信中她还请教了一些写作的窍门，以及询问可否推荐一些能够提高写作水平的书籍。末了，她还反复强调，请我一定要及时给她回信，以便让她读到更多优美的词句。 她的这封来信，在当时给予了我极大的信心，大大地提升了我对写作的兴趣。从此我经常会将我所写的东西寄给她看，内容涉及诗歌、散文乃至小说。而她则成为了我唯一忠的实读者。她会认真地阅读我寄去的每一篇文章，并且会在回信中将她的阅读体会和建议详细的列出来。最让我感激不尽的，是她每一次都会在来信中鼓励我：她坚信我的文章有一天一定会化成铅字，获得大众的认可。 共同的文学爱好，让我们持续通信了好几年。她高中毕业后顺利地考入了江西的一所大学，在她大学期间，我们还互赠了照片。照片上的她看上去微微有些老成，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肩上搭着一个黑色小坤包侧身站着，嘴唇上明显打过口红，模样俊秀漂亮。这是她给我留下的唯一的具体映像。此外她还寄了两张她自己制作的画片，分别是我与她的铅笔肖像。而我们的称呼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亲昵起来，我对她由“叶红术”渐渐第变成了“红术”，她也从称呼我的全名改由以我名字的谐音称呼我“静冬”，再后来她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尧尧”，她没有告诉我这个笔名的意义，但坚持要我以后在信中用尧尧来称呼她。 我曾固执地认为，我与叶红术之间，完全属于纯洁的友谊，因此信件可以经得起所有家人的传阅，让大家与我一起分享友谊之花的芬芳。可我的母亲，凭着一种女性独有的细心，却从长期的来信中发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她认为叶红术对我透出的亲近，已经超越了朋友的关系，文字中隐隐有“情”的成分。可我却争辩那是一份与暧昧、与爱情完全不同的感情，是一种干干净净的“红颜知己”的关系。所以当时我对于母亲的猜测非常气愤，认为简直就是在毁谤我与叶红术之间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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