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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段文字是吴琼老师“类型电影研究”系列文章中的一段。吴老师是长影子弟，小时候跟着爸妈进影棚干过配音，后来在电影学院修电影学，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 我在写 初登银幕，王心刚被定位在偶像派 这篇文章时，认真看了吴老师对《寂静的山林》的分析，非常受益。我以为吴老师落笔端正严谨，可能我们都是女性吧，看待女特务的感受比较一致。网上那些带着大牲口气息的“女特务文化”分析，我不喜欢。把吴老师的论述拿一段发过来。我做了一些截图插入文内。 标题是我取名的，自吴老师文章中的一句话： ...观众以观察者-调查者的双重身份逐渐地发现李文英的真实目的,在认同与怀疑之间逐渐增强的张力中,获得极大的审美快感... 《寂静的山林》(长春电影制片厂1957年出品,编剧:赵明,导演:朱文顺,摄影:包杰,主演:王心刚、白玫)的独特之处在于有效地限制了观众的信息特权,造成观众在一半的故事时间里不能明确判断谁是坏人谁是好人。 《寂静的山林》上映时，院线印制的电影说明书 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普遍认为,惊险效果的产生依据是观众对处于危险处境中的正面人物命运的关切，因此必须要在开篇就让观众了解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但是《寂静的山林》的创作者显然更了解观众心理的复杂性,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叙事前半段时间采取了女主角李文英的视点,这个散发着柔弱、无助、适度妩媚的女性充满了神秘感,而且还是个颇有母性之爱的母亲。于是,观众不自觉地就认同了她,被她引领着视点和情感,接触、判断、接近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在这一过程中,观众以观察者-调查者的双重身份逐渐地发现李文英的真实目的,在认同与怀疑之间逐渐增强的张力中,获得极大的审美快感。 李文英抱着儿子落泪 直到我方侦察人员史永光向公安局领导正式汇报,观众才被明确告知李文英的真实身份:她借还乡照顾子女为掩护,被美国情报组织从香港派遣回国,搜集我方重要军事情报,准备迎接美国空投特务。然而此前,观众对史永光作为侦察员的真实身份同样不是先知先觉的。 史永光以掩护身份(跑行商的商人冯广发)出场与李文英周旋,李文英以金钱和女色拉拢诱惑他。因此,悬念在于观众对李文英能否诱骗住冯广发,让他为她所用而产生的焦虑。这也恰是叙事艺术的特性,观众(读者)一旦认同了某个人物,那么就会为他(她)的处境担心焦虑,即便这个人物是存在某种道德缺陷的。最有说服力的佐证就是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一片。可见,观众的道德感是相当复杂的,洞悉了这一点的电影工作者更能游刃有余地满足观众对于悬念的需要。 冯广发与李文英的初遇 一旦冯广发露出了侦察员史永光的庐山真面目,观众就陷入了左右两难的过渡心理时期。他们必须尽快摆脱之前积累起来的对黑色女人李文英的情感认同,出于爱国和正义,转而认同侦察员史永光的视点。悬念也相应地变成了观众对于公安侦察员能否赢得女特务的信任,让她为他所用而产生的关切。 侦查员与女特务的周旋 在故事的后半段,叙事视点从李文英转移到史永光,史永光成为情感和观点的组织者。无论视点怎样变化,李文英和史永光之间始终存在双重冲突即敌我冲突与性别冲突。双方在完成各自被赋予的政治任务过程中,都敏感地意识到了对方的性吸引力。在明确的政治目的与暧昧的性别关系之间,惊险与浪漫的融合有效平衡了叙事的发展。侦察员与女特务都努力想对二人之间饱含张力的双重关系掌握控制权。在考验阶段是女特务占有主动地位,她努力要征服眼前的男人。一旦我方的侦察员取得了女特务的信任,那么男性就完全控制了两种关系的主动权。女特务似乎完全丧失了谍报人员的特殊才干,成了盲目被感情所驱使的动物,直到全军覆没的一刻,她才意识到被自己信赖和爱恋的男性所陷害。 李文英拉冯广发下水 敌我冲突与性别冲突的交融仅占据了《寂静的山林》的半篇幅,在故事的后半段时间中,惊险与浪漫的平衡被破坏,完全倾斜到了惊险的风格上。完成了阶段任务的李文英退居边缘,性别冲突消失。焦点集中在深入香港敌特巢穴的史永光如何通过种种考验,博得美帝国主义特务头子的信任的过程上面,敌我冲突以单纯的男性暴力的形式表现。 史永光音讯全无，他的妻子抱着幼子端详着爱人的照片 男主角在敌特内部掌握了敌人空投特务的全部阴谋计划,争取了对敌特有反感情绪的特务训练班学生。最终,他利用敌特派他执行空投任务之机,配合公安部队和民兵,布下天罗地网,活捉了全部美蒋空投特务。 （转载完毕） 《寂静的山林》海报 关联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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